一、文獻回顧
“收益”是由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最先提出的,故收益的概念一提出就有著較強的經濟學淵源。經濟收益理論經過數代經濟學家的闡釋已越來越清晰而不失嚴密,成為了“真正”的收益。但正是由于它高度抽象的理論,使得經濟收益有著其自身無法逾越的鴻溝:難以計量。會計學上的“收益”概念則是出于實用的需要而產生,因此帶著“有用”的烙印,這種功利的“收益”顯然與“真正”的收益之間存在差異。盡管如此,會計收益卻得到人們的普遍接受,因為它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可以回應現實的需要。“會計收益和經濟收益的博弈過程,實際上是企業在成本收益權衡比較中的選擇問題,只有當這個選擇能夠給企業各方帶來最大收益時,才會達到博弈均衡”(盧雁影等,2004)。
隨著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各學科的相互融合已成趨勢,學者們嘗試在經濟收益和會計收益之間架構通行的橋梁,如全面收益理論的興起。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最早提出了“全面收益”概念(周萍,2007)。程春暉(2000)對全面收益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對全面收益的確認和計量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分析,在我國利潤表改革方面提出了許多有創見的觀點。
收益的確認和計量是現代會計的核心理論之一,收益對于國家、企業及個人來說都具有重大意義。關于收益的計量方法,一般認為有兩種,即“收入—費用法”和“資產—負債法”。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收入—費用法”是會計實務中廣為采用的方法。在“收入—費用”法下收益的計量采用的是配比模式,美國會計學會(AAA)關于配比的定義是:配比是以所報告收入的因果關系為基礎來陳報費用的過程。配比概念要求在收入和支出之間找到一種合理的配比關系,但大多數情況下這種邏輯關系很難找到。配比概念不可避免地使會計收益帶有主觀性和武斷性,影響收益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為管理層選擇于己有利的分配程序敞開方便之門。另外,由于會計方法的多樣性和經營活動中的諸多不確定因素,現行會計對收益的確認和計量大量依靠會計人員的職業分析、選擇、判斷和估計。不同的會計政策和會計程序對收益可能產生重大影響,Nobes和Parker(1995)分析說,在宏觀會計政策差異方面,如一家挪威公司(Norsk Hydro),1992年按所在國現行規定報告凈收益為1.67億挪威克朗,但若根據美國準則卻高達17.63億挪威克朗;一家澳大利亞公司(The News Corporation)1992年按所在國現行規定報告利潤為5.02億澳元,但根據美國準則僅有2.41億澳元。微觀會計政策選擇的差異則是十分普遍的,這種差異對企業財務信息揭示和利益分配往往具有較大影響。薛爽(2006)發現,2001-2003年扭虧公司在扭虧前一年多計提減值準備,而在扭虧當年大額沖銷減值準備的現象?？鄢郎p值準備的影響,扭虧公司中將有72%的樣本不能扭虧。
收益的正確確認和計量是進行合理的利潤分配的基礎與前提條件。收益分配理論是財務管理理論的三大內容之一,但學術界一直以來都比較重視投資、籌資管理的研究。與此相反,分配問題一直都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但從目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來看,經濟學主要從宏觀層面探討整個社會收入的再分配問題;而財務學在研究企業收益分配問題時往往以股東主權理論為出發點,將企業收益界定為企業稅收利潤,重點探討稅后利潤如何在企業和股東之間進行分配。許艷芳(2004)將股東、債權人、經營者和員工等重要利益主體全部納入視野,從整體的角度研究企業收益分配問題。
二、收益與“三盈模式”的對應關系
收益是企業經營活動的主要目的,從收益的來源開始到收益的認定再到收益呈報,收益問題貫穿了企業整個生產經營過程。
收益來源于資本,企業因為所有者投入資本而存在,又因經營者合理地利用資金創造收益而得到延續。對于一個典型的工業企業而言,在其供應、生產和銷售過程中,盈利實現模式(以下簡稱盈利模式)的選擇對收益的持久性具有重要作用,盈余管理模式(以下簡稱盈余模式)影響著盈余質量,盈利分配模式(以下簡稱盈分模式)完成了企業收益的流轉及擴大再生產。收益各形態與“三盈模式”的對應關系可見圖1:
企業收益實現過程及其分配管理狀況是企業經營活動綜合作用的結果。收入、成本、損失、稅收等因素的變化,都會使企業的收益發生變動。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總目標可以概括為生存、發展和獲利,收益的取得為企業的基本生存提供了保障,收益實現方式的選擇為企業的長遠發展提供了動力。
過去,企業主要從事產品的生產經營,管理的重心依市場條件不同,或是生產或是經營。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使得企業家在資本市場發展的基礎上日益重視開拓資本經營。資本經營在拓展企業經營領域的同時,又從根本上改變了財務的性能和功能,使財務的功能超越了生產經營,具有了“服務”和“盈利”的雙重功能。一定的經營環境和管理導向模式,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收益確定模式。作為會計確認基礎的權責發生制,為了反映經濟實體在某一期間的業績,會計上采用了預提、待攤、遞延和分配等方法程序,將各個經營期間的收入與費用、收益與損失相配比,在會計確認與計量的過程中加入了人為的主觀估計、判斷因素,從而為調節會計盈余提供了機會和可能。盈余管理作為一種財務管理技術,常運用會計政策的選擇作為一種策略對收益產生影響,從而使企業在證券市場、銀行信貸、稅務繳納、報酬激勵等方面獲得既定的利益。
從企業發展與成長的角度來看,適度的盈余管理是一個企業不斷走向成熟的標志,而有效的收益管理有利于企業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生產要素是企業經營能力發揮作用的載體,所有生產要素都希望能獲得較高的使用報酬,不同生產要素主體對收益的分配構成了特定主體的收益,利息是債權人的收益;工資是勞動者的收益;股利是所有者收益;稅收是國家作為社會控制的收益。企業必須認真經營,有效地利用各種生產要素,控制成本開支,增加收入,提高收益,從而結合更多的生產要素,為企業的擴大再生產吸引更多的資源。
三、收益與盈利模式
收益既是現代企業經營的主要目的之一,又是企業財務報告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收益概念之所以受重視,主要在于它有三個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收益是企業管理當局進行管理活動的行為指南;第二,它是確定企業應納稅額的有效計量;第三,它是確定企業分配政策的重要基礎。
收益主要由收入和費用兩個因素決定和構成。收益是企業業績的表現形式,企業盈利的原始公式為:收益=收入-費用,這也是企業運營的基本邏輯,可以說有企業就已經有了盈利模式。盈利模式可以用來解釋企業的銷售收入是通過什么方式產生的,又需要支出哪些成本和費用。因此盈利模式是由“獲得什么樣的收益”這一問題引發的一種圍繞價值創造主體而形成的邏輯。
對一個正常健康的企業而言,生產經營活動是其生存的意義所在和根本保證,營業利潤則是其盈利的根本來源也是最大來源。一般來說,其他業務利潤在營業利潤里占的比重較小,它是產生于非經常性的或兼營的業務交易。然而,不同來源的盈余(收益)①卻具有不同的質量特征,由收入驅動的盈余更持久、與股價的關系更為緊密。
盈余最根本的來源是收入,費用控制的效益總是需要以一定的收入為前提才能體現,沒有收入支持的費用減少不可能產生盈余。而且,企業可供削減的費用空間是有限的,要獲得穩定持續的盈余增長勢必要求收入的相應增長。盈余的不同來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發展戰略的結果,根據邁克爾·波特的競爭理論,成本領先和差異化是企業競爭優勢的兩種基本形式。在成本領先戰略下,盈余的決定性來源體現為費用控制的優勢;在差異化戰略下,盈余的決定性來源則體現為收入優勢。然而,這兩種競爭戰略對保持企業盈利能力的作用并不是等價的。成本領先戰略邏輯要求只有一個企業能成為成本領先者,而產業中卻可能有不只一種成功的歧異戰略。因此,采取差異化的戰略將使企業在保持盈利能力上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可行性。企業采取不同的盈利策略往往是其所處的境況使然。當企業無法獲得足夠的收入時,通常會想方設法削減費用以實現盈利目標,因為這一做法比實現收入的增長要相對容易,但是這一做法只能奏效于短期盈利,而對長期盈利目標助益有限,甚至由于費用的削減而對企業的核心經營活動造成負面影響使盈利狀況進入惡性循環。
四、盈余管理與盈余模式
會計確認是現代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它決定了“何時”、“如何”來對具體的經濟業務進行記錄,從而達到向企業外部的利益相關者提供合乎要求的信息這一根本目標。企業從思考收入來源問題開始,圍繞價值創造、傳遞和實現,在盈利模式確定時已經形成一種戰略安排,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收益的產生和確認問題。
在早期,確定收益的一個簡便的方法是從最終的所得減去最初的投入,或將兩期的期末財產進行對比,差額就是贏利。隨著股份公司的普及以及“持續經營”概念的出現,收益確定的重要性日益為人們所認識,會計政策開始轉為關注收益的定義、確認和計量。這時的收益被人們看作是所確認的收入與相關成本費用配比后的結果,即“收入——費用法”。企業盈利的原始公式表明,收入和費用的變動都能引起盈余在數量上的等量變動,在經濟壓力和刺激廣泛存在的現實環境中,通過特定的會計程序和會計方法所確定的盈余指標得到各利益相關者的廣泛關注,也成為企業收益管理的重點。
現代會計的基礎是權責發生制,在此基礎上,收入和費用再分別適用具體不同的確認原則,從而形成了不同性質的確認過程和確認特征。費用的配比和收入的確認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判斷和估計,雖然會計判斷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同時也帶來了信息的可靠性問題。再者,會計估計的合法性為盈余管理提供了天然的機會,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是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實現的。一般意義上的盈余管理是個中性的概念,但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到,運用者往往會借鑒納稅籌劃的定義方式來定義盈余管理(余秀麗等,2009),從而使盈余管理首先進入到企業納稅籌劃的現實會計政策選擇之中。例如,王躍堂等(2009)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層可以通過增加當期的應稅費用或推遲當前的應稅收入來調減應納稅所得額,從而減少應交所得稅”。
對盈余管理進行模式上的劃分后,可以發現:
自利型盈余管理的主要類型是基于報酬動機的盈余管理。通常經營者的報酬由工資、獎金、業績計劃和股票期權計劃構成。其中,工資屬于無風險報酬,后三者屬于風險報酬,與會計盈余的相關性高,具有激勵作用。對于自利型盈余管理,由于其結果涉及利益的分配,通過賦予經理人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權,使委托人與代理人的目標函數保持一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少經理人的自利型盈余管理行為。
制度型盈余管理是監管政策的缺陷引發的上市公司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制度型盈余管理的目的較為明確,即根據制度的規定,運用會計方法或其他方法,達到制度規定的會計盈余指標,取得制度規定的資源。制度型盈余管理行為,如為了上市的IPO過程中的盈余管理和配股規定的盈余管理行為,具有較長的時間跨度,但其中隱含著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機會主義動機,尤其對于轉軌經濟條件下的資本市場,監管政策嚴厲但市場化程度不高,很容易誘發盈余管理。
組織目標型盈余管理是為實現企業目標而對利潤的平滑,以減少經營中市場波動對企業的不利影響,穩步提高企業價值。在組織型盈余管理手段的選擇上,不會僅依靠會計選擇而改變財務報告的結果,經營決策的變化、經濟交易的選擇、交易時點的選擇都是組織型盈余管理的手段。當然,由于組織型盈余管理本身涉及對會計盈余的控制和管理,利用會計準則賦予的靈活性是不可避免的。
總之,自利型盈余管理出于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形成不利于相關利益人的行為結果,這種行為由于動機的“不純潔”而具有欺騙性,會引起相關利益人的警覺和抵制;制度型盈余管理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而導致實施盈余管理,會影響證券市場有限資源的有效配置。與此不同的是,組織目標型盈余管理由于其動機是企業價值最大化,因而其行為過程必然伴隨如何實現企業的戰略目標。
五、收益分配與盈分模式
企業是一系列契約(合同)的有機組合,這些契約中包括了企業要素投入者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廣義地看,其合約邊界遍及政府、供應商、顧客等在內的所有利害關系人。收益分配是指企業在一定時期內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總額在企業各利益主體之間進行分割的過程。分配的廣義主體包括國家、所有者、債權人及企業本身,分配的客體為企業稅前利潤(本文將所得稅作為一項收益分配)。收益分配的典型模式為:
薪息稅前利潤
工資及職工福利費
息稅前利潤(企業凈收益)
利息
稅前利潤(剩余收益)
所得稅
稅后利潤
各種提留
可供分配的剩余收益
股東的變動利潤
企業留存收益
企業通過收益分配能正確處理與各方的經濟關系。從企業為社會創造的財富來看,企業收益應為財富的增加,所增加的財富不僅包括給股東的股利和企業的留存收益,還包括支付給員工的薪金、上繳的各種稅金(不包括增值稅)、對外捐贈等。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參與分配的生產要素應該包括知識技術、勞動供給和資本供給。如果說,勞動供給和資本供給是“剛性生產要素”,那么,技術進步則是“柔性生產要素”,柔性生產要素只有與剛性生產要素結合后才能成為生產要素。柔性生產要素參加收益分配,其收益份額與它的貢獻大小成正比,柔性生產要素只是這份收益的名義所有者。實際上,這份收益要在柔性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生產者,包括勞動和資本(剛性生產要素)之間進行分配。一般地,普通勞動享受的是工資,物力資本享受的是利息,技術進步由于貢獻了利潤,由人力資本和物力資本代替其享受,由此演繹出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的收益分配模型:
薪息稅前利潤
工資及職工福利費
息稅前利潤(企業凈收益)
利息
稅前利潤(剩余收益)
所得稅
稅后利潤
各種提留
可供分配的剩余收益
勞動者變動收益
科技勞動者變動收益
經營者變動收益
股東的變動利潤
企業留存收益
作為財務三大部分內容(融資、投資和收益分配)之一,收益分配的過程及結果關系到各個要素所有者的切身利益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內部分配的日常管理應根據企業內部分配戰略,投資和籌資決策對現金流量的要求,在企業內部分配制度約束下,對當期收益進行科學分配。對企業純收入,其管理的重點在于核實可供分配的純收入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并作出相應的分配預算。對企業稅收,如何合法、合理地納稅,降低企業的納稅支出,是企業內部分配管理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對企業凈利潤的分配管理包括經營者及一般勞動者如何參與稅后利潤的分配,如何安排企業內部保留盈余與出資者之間的分配,其他生產要素如知識資本如何參與分配等問題。
六、結語
關于收益,以往的研究關注于:收益及其質量的內涵演進。然而收益在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的形態發展及相應的管理模式卻未有文獻進行論述。本文的貢獻在于以收益為線索,首次構建了企業“三盈”管理模式,并將其作為企業的經營主線及財務主線來進行分析。拓展了收益理論的研究視角,將收益問題納入了企業經營管理的視野。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僅討論了三盈模式框架下收益的一般性特點,未進行相關實證和案例分析,對盈利模式、盈余模式、盈分模式三者的關系未能進行深入剖析。這一方面是囿于對企業案例了解及分析的不足;另一方面則是作為一種新的分析范式,還需要進行更多的理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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