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高新科技企業稅收優惠政策
高新技術產業和企業的技術創新改造將成為未來稅收的重要來源是經濟發展趨勢的必然，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與形成并不是容易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科學技術和科技優勢不會自然而然的轉化成市場所需要的而且有競爭力的優勢產品。高科技產業是會有高回報的，但也是個高投入， 高風險的產業。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基礎工業落后，經濟基礎薄弱，市場經濟發育不全，又剛剛加入 #$%的情況和形勢下， 其形成更是艱難。在財政上除了國家建立風險投資支持外，還應按照稅收財政的經濟原則中的培植稅源， 保護稅本原則， 在稅法允許的范圍內予以最大限度的從區域經濟的長遠利益出發，創造寬松的稅收環境， 吸引高新技術企業落戶， 扶持已有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壯大。只有高新技術企業增多了， 產業壯大了， 稅源才能充裕。&’() 年前后， 一些知識， 技術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相繼建立了高新技術產業園區。&’’& 年國務院首批批準了 * 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我國政府為鼓勵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發展及科技進步陸續出臺了一些稅收優惠政策。+& , 現行政策規定，對直接用于科學研究，科學試驗的進口儀器， 設備免征增值稅， 關稅。對開發生產軟件企業的軟件產品按 *-征收增值稅。+ ,對科研單位取得的技術轉讓收入免征營業稅。+! , 首先， 經國務院批準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企業，經有關部門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 可減按 &.-的稅率征收所得稅。 經國務院批準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辦的高新技術企業，自投產之日起免征所得稅兩年。第二， 對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服務于各業的技術成果轉讓，技術培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技術承包所取得的技術性服務收入暫免征所得稅。第三， 對新辦的獨立核算的從事咨詢業 +包括科技，法律，會計，審計， 稅務等咨詢業,， 信息， 技術服務業的企業或經營單位， 自開業之日起， 第一年到第二年免征所得稅。信息業主要包括以下行業；統計信息，科技信息，經濟信息的收集，傳播和處理服務；廣告業；計算機應用服務，包括軟件開發， 數據處理， 數據庫服務和計算機的修理， 維護。第四， 企事業單位進行的技術轉讓，以及在技術轉讓過程中發生的與技術轉讓有關的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技術培訓的所得，年凈收入在 !% 萬元以下的，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
二、目前稅收政策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一些不適應之處
+& , 有關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法體系不夠完善和健全第一、科技稅收政策的法律層次低， 而且相互之間銜接較差， 影響了其作用的發揮。在我國現行的稅法體系中，以國家正式法律規定的寥寥無幾，工商稅收制度大多還停留在暫行條例、 暫行規定、 通知等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層面上。因此法律層次較低， 缺乏應有的權威性、 嚴謹性和穩定性， 在適用效力方面也存在其局限性。涉及有關科技稅收優惠方面的政策，也多數是以決定、辦法、通知、函等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形式出現，因而不可避免的存在著上述的通病。突出表現在科技稅收法規之間的銜接性較差，有關法規的隨意性強， 透明度低， 前后規定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這種狀況造成相關經濟主體的權利經常處于不穩定的狀態之中，使其獲得和享受科技稅收優惠的成本增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科技稅收優惠作用的有效發揮。第二、目前稅收立法方面的單一立法體制，難以適應市場經濟和地方科技事業發展的客觀要求。雖然我國憲法中規定中央與地方均具有立法權， 但是表現在稅收立法方面， 卻一直實行單一的立法體制。立法權集中在中央政府論文格式，地方政府在發展地方經濟方面缺少稅收的調控能力。紛紛采取針對性的財政辦法，對需要支持的項目實行稅收先征后返、 列收列支、 專項返回或給予財政補貼等形式替代稅收優惠政策。自行制定的“土政策” 雖然對消除現行稅制中抑制投資與創新的弊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政策設計帶有強烈的地區性色彩，各地區的口徑不一致， 很容易引發地區性的不平衡， 甚至造成財政性優惠政策的形成。二是“先征后返”優惠政策的實施需要經過科委、 紀委、 財政、 國稅、 地稅五個部門的聯合認定與審批，環節多，手續繁瑣，時間長，成本高，從而造成政策的優惠效率低下。# $ 科技稅收制度與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過程不相適應現行的科技稅收政策不適應高新技術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要求，無法充分調動企業開展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科研開發與科技進步是一項涉及面很廣， 系統性很強的工作。與之相關的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也應當從系統論的角度加以思考。企業創新是一個完整的過程， 在發明、 開發、 設計、 產業化、產品化直至商品化的諸多環節中，我國當前的科技稅收政策并不利于推動技術創新，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難以發揮稅收在促進科技進步或成果研究開發與轉化上的整體政策效應。例如，科研開發的具體實踐證明，其在實驗室與中間放大實驗階段的風險較大，而收益很少或根本沒有收益， 應成為政策扶持的重點。但我國現行的科技稅收政策卻恰恰未能考慮和顧及這個問題，只是在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階段有所體現。其實施的結果，往往是使那些已經具備較強科技實力的高新技術企業以及有成果轉化為收入的單位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而對于那些技術陳舊、亟待更新改造以及正在進行研究開發與成果轉化階段的企業， 卻缺少應有的稅收激勵措施。! $ 科技稅收制度本身的一些內容規定與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不夠協調與適應第一、現行“生產型”增值稅制在鼓勵科技進步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制約因素。高新技術企業一般擁有較高價值的精良設備和無形資產，其資本的有機構成相對較高，而購入的原材料等產品成本的比重則相對較小。由于企業購進的固定資產不能抵扣進項稅款，導致了企業的實際稅收負擔加重，妨礙了企業技術設備的更新。同時， 現代科技企業的科研與開發投入的增量較大， 購入的專利權、 非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和研究開發費、 技術轉讓費、 特許權使用費以及科技咨詢費等各類間接費用不斷上升，這些無形資產與技術開發過程中的智力投入，則由于現行增值稅的征收范圍沒有囊括所有行業，相關費用支出不能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造成這一部分稅款不能進行抵扣，影響了企業對新技術的開發和引進。第二、現行所得稅之中的有關科技稅收優惠政策不利于高新技術企業的全面發展， 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科技稅收的優惠對象缺乏針對性，科技稅收優惠只針對科研單位與科研成果，而非針對具體的科技研究開發活動及其項目，這一做法使得政策的受惠對象僅限于那些已經和能夠獲得技術開發收益的企業和單位，而對那些亟需進行技術改造的企業和正在進行中的研究開發活動缺之應有的鼓勵措施，對于促進老工業基地的技術改造、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二是科技稅收的優惠方式較為單調，往往局限于稅率式優惠方式和稅額的定期減免，側重對事后的利益讓渡，而對于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加速折舊、投資減免、稅收信貸、技術開發基金等手段和措施運用的較少，容易導致政府財政收入絕對額的減少，政策的實施受財政壓力的影響較為明顯。三是過分注重區域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忽視了對產業稅收優惠政策的運用。現行所得稅方面的優惠政策主要集中在經濟技術開發區與高新技術開發區內，這種狀況對開發區外的企業形成了稅收歧視，不利于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創新與突破。同時，這一做法難以適應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 有悖于稅收的公平原則， 弱化了稅收政策在促進科技進步方面作用的發揮。
三、運用稅收政策促進高新技術發展
%、稅收優惠政策也應落實在投資環節。從稅收優惠政策來說， 應鼓勵高新技術企業以不斷加大投入為中心，實現投入—產出的高效率。對高新技術的轉讓方進行鼓勵的同時，對技術成果的采用者也應同時鼓勵，使科技成果盡快產業化，才能為社會帶來可觀的效益。如對科技成果轉讓， 可按照成果的級次 國家級、省級、地市級$，像轉讓方一樣，給予一定的不同級次的減免營業稅的優惠，并從受讓方的經營收入中抵免，包括固定資產投資時所含的稅款給予增值稅進項稅款的抵扣等，使之促進高新技術的投資流向和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可從有所得的年度開始。由于企業所得稅的特征是有所得才有稅，才能談得上是“所得稅減免” 。針對高新技術具有的時效性來說，為幫助企業消除“心理”壓力， 減少風險， 就應把所得稅的政策落在實處， 把所得稅優惠定位在“獲利年度” ， 這是非常重要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強向產業政策為導向的傾斜。稅收優惠政策在于鼓勵發展，故應從區域優惠為主轉向以產業和區域相結合為主。在對待不同的產業上， 根據國家的需求， 實施產業不平衡增產、 增長策略， 將投資重點引向國家急需發展的產業上，如高新技術知識經濟產業、能源交通基礎產業、生態環保產業、資源綜合利用產業等。&、注意高新技術對企業投入的時效性。科技成果的時效性較強， 往往通過高科技的研制、開發、轉化的手段，“出生” 得快， 但 “衰退” 得也快。故科研成果具有三種時效性：一是在研制期能否及時論文格式投入研制經費；二是研制成功后轉化為產品時需要的生產設備；三是高科技產品轉化為商品后在市場的壽命周期。可按行業根據不同的時期給予不同的優惠政策。’、稅收優惠政策要加大對高技術人才的鼓勵。在引進人才方面， 可考慮對高技術人才按現在軟件設計人員的工資據實在稅前列支的政策實行。在實際使用人才中，個人所得稅優惠不應僅對“有政府津貼的離、 退休專家” ，而應擴大到國家級、 省自治區$級， 按各個不同的級別給予不同的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或者在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上適當提高，或者對高技術人才的股息、 分紅、 派認股權等單項行為免征個人所得稅，這樣還可以吸引高技術人才中的社會閑散資金流向高技術企業，能部分解決高技術企業的資金緊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