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件產業的發展歷史不長，卻已然形成了清晰的國際分工。發達國家以其先進的技術和龐大的國內市場消費能力，牢牢把握軟件產業鏈的上游。而以印度、俄羅斯、以色列、愛爾蘭等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依靠政府力量大力促進軟件業發展，也已經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軟件產業。金融危機下，全球經濟結構面臨調整和重組，借鑒先行國家的發展經營，發揮政府、企業和社會中介組織的共同力量，把握機遇，迎接挑戰，就有可能實現危中尋機的彎道超越，快速提升中國軟件業的國際地位。
金融危機對各國、各行業造成深遠影響。如何借鑒國外成功經驗，轉危為機，實現中國軟件業的彎道超越，是政府、企業和行業中介組織應認真思考和迅速應對的問題。
軟件產業的全球分工格局
軟件產業的歷史不長，從1955年的全球第一家軟件公司到21世紀初“托管服務”發展迅速，大大拓展了軟件業的發展空間。
互聯網的發展和軟件開發的工程化使得軟件行業正在以空前的速度進行全球范圍的資源重組，軟件行業正越來越深地介入其他各類產業中，軟件產業鏈上下游的國際分工和產業配合快速發展。美國是軟件業的發源國，擁有微軟、甲骨文、谷歌、IBM等大量的在全球處于核心地位的軟件企業，其國內軟件產業的消費能力和供給能力都很強，既是巨大的軟件消費市場，又是各類軟件產品的出口國，也把軟件開發設計的中低端部分外包向其他國家；日本的軟件產業起步相對較晚，依賴其發達的生產制造業，形成了以嵌入式軟件為代表的軟件產業。近年來，日本的動漫和游戲產業發展很快，通過發包與其他接包方形成配合；俄羅斯和以色列利用技術力量較強的優勢承接了高端的研發類軟件開發；愛爾蘭和印度則分別面向歐美市場完成軟件產品開發；菲律賓利用其較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成為全球“業務流程外包”和“數據中心”的理想場所。
軟件產業發展的國際比較
各國軟件產業的發展與其自身的經濟結構和資源稟賦密切相關，也受國際環境的較大影響。通過趨利避害，發展自身優勢領域。鞏固產業地位。
1.各國軟件產業發展的背景比較
軟件出口的發展與國際分工密切相關。占據先發優勢，擁有長期研發積累和技術優勢的美國軟件企業位于產業鏈的頂端，軟件出口附加值較高，盡管經過歷次的國際產業轉移，在具有核心競爭力和較高附加值的操作系統和大型數據庫領域仍牢牢掌控市場。
日本的軟件業與其制造業緊密相關，受其近代工業化的影響較大。軟件也以大多嵌入進各種電子和機械設備出口。隨著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消費類軟件出口成為一大亮點。
印度的軟件企業逐步發展形成相當大的規模，大型企業員工人數近十萬人。能力的增強使得企業的軟件出口從跨境支付向商業存在等其他模式發展。
2.軟件產業發展的硬環境比較
硬件環境對于軟件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印度非常重視軟件業發展的硬件環境，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鞏固硬件基礎。班加羅爾的軟件園，不再是物理園區，而是以國際衛星通信和高速寬帶網絡為基礎形成的虛擬軟件園區，成功避免了由于海底地震帶來的通訊中斷所造成的損失。
愛爾蘭把上百億美元的發展基金用于改善交通設施，拓寬信息傳遞的渠道。為了提高市場競爭進而增強資源供給效率、提高服務水平，愛爾蘭采取逐步私有化和引入競爭機制的做法。
經營成本低廉是菲律賓對外資的重要吸引因素之一。充足的設施完備的辦公區，40萬平方米的接納能力，租賃價格低廉。在菲律賓開展商務活動能大幅削減經營成本，節省各項開支。
3.軟件產業發展的軟環境比較
硬環境固然重要，軟環境也是軟件業發展不可或缺的。軟環境的提升能夠有效彌補硬件環境的不足，在某種程度上起到硬環境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語言能力是軟件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承接外包的能力。軟件出口發展較快的印度和愛爾蘭的官方語言之一是英語，語言習慣上的近似和溝通的較低障礙為這兩個國家承接歐美軟件發包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以色列和俄羅斯的軟件產業中英語也相當普及，日本和韓國雖然英語普及率稍低，但由于嵌入式軟件出口大多伴隨本國的制造企業的產品，消費類軟件產品也主要面向國內消費者，軟件開發中幾乎不存在語言障礙。
充足的人才保障是軟件業發展的支撐因素。幾十年來，以色列的教育經費在國民經濟中保持較大比重，多年來持續居各國之最，高素質的人才為以色列發展軟件業提供充足的保障。愛爾蘭政府也在教育上投入巨大，但側重點有所不同，為支持本國軟件業發展，主要面向應用培養人才。
行業協會凝聚了軟件業發展的力量。印度的NASSCOM(印度全國軟件和服務企業協會)是軟件協會發展的典范之一。截至2009年，NASSCOM會員數量已經超過1200家，會員企業占產業總收入的比重已經提高到95％，雇員總數超過224萬人，形成了遍布印度全國的網絡。通過協調和整合印度軟件企業的資源，NASSCOM為促進印度軟件業的快速發展發揮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
4.軟件產業發展的政府作用比較
各國政府在軟件業發展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國政府引導和鼓勵具有創新性的基礎研究，加強對研發領域的投資，并通過立法保護知識產權，促進公平競爭。以色列政府鼓勵創新，設立了4億美元的國家產業開發基金，為技術和產品研發提供資助，通過高科技孵化器項目為科技人員的預研提供風險資助、場地、職業幫助和行政管理支持。愛爾蘭政府建立全球最重要的服務外包基地——香農自由貿易區。而印度政府則早在1986年就宣布了新的軟件政策，刺激軟件產業的發展。1988年，印度制訂了“世界市場策略”，并實施“印度軟件科技園”計劃。菲律賓政府啟動了“投資優先計劃”，規定從事服務外包的企業在任何區域或經營場所均可向政府申請成為經濟特區，享受優惠政策。
5.軟件產業發展的市場環境比較
各國軟件消費市場的容量也是軟件業發展的重要參數之一，軟件消費能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接包方對發包方的依賴程度。作為全球主要消費市場的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決定了軟件產業全球供應的流向。美國軟件產業發展的市場需求主要來自其本國市場，而日本則一部分為本國需求，一部分滿足其他市場的需求。相比之下，印度、愛爾蘭、俄羅斯、以色列和菲律賓等國的軟件業以服務于國外需求為主。
新形勢下中國軟件產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革，歐美發達國家消費市場的急劇萎縮和金融業的破壞性“去杠桿化”進程給中國的軟件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1.金融危機為中國軟件業帶來的機遇
對外投資合作機會增加。作為各種制
造業和服務業的支撐產業，軟件產業在經濟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消費需求的萎縮導致眾多軟件企業的面臨重新洗牌和估值，對資金的需求增強也給有意愿開展海外投資的企業提供了更好的機會。由于成本壓力的上升，更多的企業希望通過降低人力成本獲得更多的利潤。因此，企業業務流程的外包(BPO)和信息技術的外包(ITO)的需求增加，有可能給中國接包企業帶來更多的訂單。
資金保障更為充沛。盡管金融危機導致全球流動性持續緊縮，但從房地產等行業退出的資金當然需要找到更為穩妥的投資渠道，高新技術的軟件產業是未來產業發展的方向之一。價值型投資的投資者更愿意在價值低谷中找尋投資機會，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的出色表現進一步增強了對外資的吸引力。因此，中國軟件產業可能獲得更多投資者的關注。各國政府在應對經濟危機中也相應出臺了各種刺激計劃，以罕見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助推產業發展。軟件產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受益于宏觀政策。
人才供應更加充足。金融危機導致歐美發達國家的失業率飆升，進而帶來了更為充足的人力資源供應。中國政府一向在引進高級人才方面堅持寬松的出入境政策，中國的軟件企業能夠以更低的成本雇用更好的員工。同樣利好的是，金融危機下市場競爭更為激烈，更多人才更注重自身的素質培養，通過各種技能培訓增強自身實力，也為企業近期乃至長期發展積累了更好的人力資源儲備。
2.金融危機對中國軟件業造成的挑戰
發達國家信息產品和服務消費需求減弱。金融危機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消費能力的下降，這在歐美發達國家表現尤為顯著。作為軟件產業下游的制造業企業開工不足、消費者消費能力降低增加了軟件企業的贏利壓力。
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金融危機下，一些國家開始頻繁啟動反傾銷、反補貼、特殊保障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外國人就業、對外資企業不實施“國民待遇”等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扶持本國企業的發展。這些貿易保護主義會扭曲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全球分配，進而影響中國軟件產業的出口。
技術創新基礎投入減少。長期的基礎性研發投入對軟件產業尤為重要。計算機基礎理論的發展、應用軟件的開發和計算機硬件技術的提升是軟件產業長期發展的保障。金融危機導致企業不愿意也沒有更多力量在技術創新上投入更多資金，這必然不利于軟件企業的長期發展。
中國軟件產業的發展建議
面對新形勢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國的政府、軟件企業和社會中介組織應該攜起手來，迅速出擊，把握機遇，爭取實現中國軟件業的彎道超越。
1.政府在促進軟件出口中的角色定位
完善法律法規，保護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強弱直接關系到軟件產業的生存，中國的相關法律法規與國際慣例存在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發包方的信心，進而不愿意把一些附加值高的業務發包至中國。要發展軟件業就需要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一方面，除傳統出版物外也應緊跟國際技術發展趨勢，加強對數據類型知識產權的保護，加大知識產權侵權處罰力度，嚴格知識產權執法，引導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社會意識；另一方面，也應該大力加強國際合作和交流，宣傳中國政府在保護知識產權中的決心和實際工作，增加不同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信息溝通與協作，減少軟件產業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監管的死角和漏洞，為中國軟件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
加強發展引導，增加資金支持。軟件企業大多缺乏大量可以抵押的固定資產，融資能力較弱，特別需要財稅支持。一方面可以探索企業所得稅減免，通過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調整個人所得稅，鼓勵更多人才投入軟件行業，減免出口相關稅收促進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探索建立國家軟件發展基金或與軟件發包方的政府共同設立相關基金，對起步階段的企業加強扶持，幫助企業獲得國際認證、拓展國際市場。
形成產業集群，發揮協同作用。聚集的軟件企業可以為人才流動提供更為便利的流動平臺，也有利于企業間的配合和協作。軟件產業發展對通訊基礎設施、人力資源供應、企業協作的要求較高，需要政府根據各地特點，在地域、細分產業等方面注重規劃。合理的規劃不僅有利于提升軟件企業資源整合的效率，更是避免地方間扶持政策惡性競爭的重要手段。
2.提升軟件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建議
把握機遇，加快拓展國際市場。中國的軟件產業發展歷史較短，大多規模較小，自身的積累不多。金融危機帶來的價值重估為企業對外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一些國外行業領先企業可能會出現現金流緊張導致的經營性困難。有實力的軟件企業可以探索以較低成本參股大型跨國企業的方式，在拓展市場同時學習國際經驗，增強技術實力，實現產業鏈上的向上整合。
加速接軌國際規則，縮小與領先企業差距。軟件行業對管理和協作的要求更高。要實現軟件的“工程化”開發，要求企業能夠根據用戶的需求快速提供不同的產品，也能夠在軟件產品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根據不同情況進行迅速調整。軟件企業應加快學習國際規則、力爭獲得更多軟件開發和管理的國際認證，在金融危機的特殊時期獲得快速成長，為迎接經濟復蘇做好準備。
有效利用全球化機遇，加強人力資源建設。發達國家的IT產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尤為嚴重，企業破產和失業快速增加。中國的軟件企業可以通過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甚至吸引國外高級軟件人才來華工作，在危機中加強自身的人力資源儲備，并通過“溢出效應”提升企業整體的技術水平。
3.積極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
增強企業與政府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加快發展軟件行業協會是解決中國軟件企業“小而多”的選擇之一。行業協會不僅要有，而且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功能完善的中介組織一方面有利于把政府的各種行業促進政策傳達給有需要的企業，更好發揮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夠更多向政策制定者反映企業的需求，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或失真。
加強國際協作和信息溝通。社會中介平臺既可以促進中外企業間的技術交流、也可能為企業提供更多的商業機會。可以聯合多家軟件企業組團參加國際軟件行業展覽會，增加中國軟件企業的影響力；也可以組織國際軟件開發相關標準的交流和培訓，幫助中國企業適應發包方快速變化的需求。
協調軟件企業，形成合力發展。中介組織應該是行業的重要組織者，應該在把握各企業特點的基礎上促進資源的合理分配，避免同行的惡性競爭導致的“一損俱損”，提升軟件行業的整體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