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戰略調整面臨的三類主要難題精準扶貧意在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即通過“靶向療法”，定位定向扶貧，總攻絕對貧困。雖然自2014年初推進至今，精準扶貧工作日漸機制化，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實施精準扶貧的現實過程中，“脫靶”現象仍然非常突出，實施扶貧新戰略、精準扶貧工作仍然面臨著較大挑戰。
一、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是首要難題
精準扶貧的前提是確定誰是扶貧對象，但在對象的確定方法與過程中存在一定問題。首先是貧困人口的“規模排斥”問題。國家按照年收入2300元作為貧困標準，并以縣為單位實行“規模控制”，即通過收入統計上的百分比確定貧困規模。假如某省平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比例是10%，那么對于縣管理下的農村就按照10%的人口選出貧困對象。換句話說，貧困人口不是按照人頭數出來的，而是按照比例“制造”出來的。在這種格局下，各地獲得的貧困村和貧困戶指標（數量）未必與實際的貧困人口規模一致。
其次是貧困人口的“區域排斥”問題。我國于2014年劃分了11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加上已明確實施特殊扶持政策的三地州（西藏、四省藏區和新疆南疆），共14個片區作為新階段扶貧攻堅的主戰場，但這種“集中連片扶貧開發政策”，客觀上將部分“插花式”的貧困村（戶）排斥在精準識別范圍外，甚至導致“為連片而連片”現象，即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凸顯集中連片扶貧開發的成效，往往以非貧困區甚至相對富裕地區為基礎整合臨近的貧困片區作為集中連片扶貧開發區域，而將真正的貧困村排斥在外。除此以外，由于扶貧工作人員優親厚友及工作失誤造成的“誤識”、“漏識”問題，更是不在話下。
二、針對性個性化精準幫扶是第二大難題
因致貧原因不同，貧困戶對幫扶內容有著不同需求，精準幫扶應針對具體情況提供針對性的扶貧措施。但從現實層面上看，因戶制宜的扶貧理念雖有價值，卻難以實現，并演化出現以下問題：
第一，減貧措施簡單化。實踐中，為了降低工作強度，不少減貧措施被簡化為提供部分資金、贈送一些生產資料、修建或改造貧困群體住房，甚至只是提供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直接影響了項目的減貧效果與可持續性。
第二，門檻要求“擠出”絕對貧困人口。部分減貧項目有門檻要求，需要地方先行進行資金配套，有的地方政府為了不放棄項目，采取虛擬配套或者挪用其他資源，進而減少了其他社區的減貧資金（資源）；而一些扶貧項目通過組建合作社進行，要求入社的扶貧對象配套一定數量的資金、土地等生產資料，部分絕對貧困人口因無法承擔只能選擇放棄。
第三，扶貧項目與貧困需求不匹配。在實施精準扶貧過程中，多省市堅持“兩個70%”政策，即財政扶貧資金中70%要用于產業開發，產業開發項目資金具體使用中70%要直接到戶。但相比起產業開發，一些極端貧困地區對于溝、渠、路、水等生產生活設施的需求更加迫切，致使減貧資源的分配出現嚴重偏離；部分產業扶貧項目甚至完全脫離產業發展規律，只關注生產環節，忽略市場營銷，進一步破壞了當地已經十分脆弱產業基礎。
三、提高扶貧效率的精準管理是第三個難題
精準管理即對扶貧舉措及實施效果及時跟蹤監測，動態調整扶貧對象。但是，當前的扶貧情勢遠不同于以往，貧困人口的點狀分布、致貧原因的復雜化和各種返貧的不確定性，使新規定中以年為周期的貧困人口動態識別面臨高昂的執行成本。目前，識別一個貧困戶的平均成本約為30元，完成一個鄉鎮識別需要耗時1個月，總成本約1萬元，全國592個連片特殊困難縣，每年僅此一項支出就接近6000萬元。與此同時，在扶貧項目的開展中，貧困人口多只是被動的投工投勞，主觀能動性和發展決策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挖掘，導致扶貧項目在實施和管理中缺乏有效的群眾監督，使政府單方面主導的扶貧管理面臨困境，容易導致扶貧行為短期性和扶貧資源浪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