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信息的收集、整理、提供都是有成本的，所以會計目標的確定，總是在成本與收益之間尋找平衡點。不僅如此，會計目標的確定，還直接關系到會計的改革發展和會計的聲譽地位。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向企業學習”、以企業家精神塑造高績效政府，成為西方世界一種發展潮流，并大有西風東漸之勢。基于“互動、公正、效率”價值取向對政府會計信息的需求，政府會計改革成為一種適應時代的必然。然而，一種價值取向之所以能成為主流占據主導地位，取決于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客觀條件。對后發國家來說，先發國家相對成熟的政府會計，既是參考，又是誘惑，因此，筆者認為，政府會計目標應限于能夠滿足本國當下的現實需要, 是什么問題，就研究、解決什么問題。
一、治理視角從會計發展的歷史看，現代公司會計的發展與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是分不開的，治理結構特征決定了會計目標的選擇。公司所有權和經營權基于信托責任相分離而形成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由高層經理人員相互制衡的關系，從而催生了以監督受托責任為目標取向的受托責任觀。如果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或所有者缺位、所有權虛化），受托責任觀立顯多余，剩下的只是“為賦新詞強說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統治時代，與強調“責任政府”的治理時代，政府會計的目標不可同日而語。統治時代的權力運行是下行的，被統治者處于被動的地位，是權力運行的對象，沒有機會和權力甚至沒有動機和能力去關心官廳會計信息。在代議民主制基礎上的政府架構中，公民和政府之間形成委托代理關系。政府受托責任履行情況需要政府會計這個工具予以計量、記錄和報告。在現代治理框架下，治理可能是多數人的治理，主體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公民和非政府組織。治理的權力運行是多樣化的，既有上行的，也有下行的，還有平行的。政府、公民和非政府組織之間，多層次、多渠道互動，為治理取得效果奠定了基礎。在治理互動過程中，各利益攸關方出于對公正、效率的追求，對政府會計信息有更高的現實需求，從而推動了政府會計的改革和發展。當然，即使是治理時代的不同發育階段，會計目標也應有明顯的側重。
二、環境視角會計的任何一次變革，都是會計環境變化的結果。政治、經濟、文化都構成會計環境因素。特別是法律環境，可以說是法律在塑造會計。這一點在諸如中國這樣的立法會計模式國家更加明顯。首先是法的數量。現代社會主要通過法律來規范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人與組織之間的關系。現代治理環境下，政府、公民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多層次、多渠道互動，也是在法律框架下的依法、有序互動，各利益攸關方對政府會計信息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滿足（也就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政府會計信息），取決于法律的規定，法律要有明確的規定。其次是法的質量。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擁護？提供“三公”經費的會計信息，沒有太多的會計技術含量，是否提供、何時提供、按什么標準提供也不是會計問題而是法律問題。當然，法的質量也不可能超越時空。政府會計信息是否提供、何時提供、按什么標準提供，也不是政府會計本身能決定的（從表面上看似乎可能）。再次是法的權威。違法必究、普遍尊重，是構建法律權威的兩個方面，與法的質量緊密相關。做假賬、做變通賬，既有違法不究的原因，也有法律沒有取得普遍認同、普遍尊重（法不責眾）的問題。所有這些，基本上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政府會計本身的問題，而是法律環境問題。所以，政府會計目標要以現實法律環境為基礎，否則往往走得累、走不遠。
三、發展視角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后發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如何發展，始終是個折磨人的大問題。自然演進已經失去了環境，因為先發國家已然存在。現代化是否就是西方的現代化？現代化是否就一種模式？政府會計由收付實現制轉向引入權責發生制的改革是政府會計改革極為重要的措施之一。一些國家（如新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等）已經舍去了傳統的收付實現制政府會計，而轉向權責發生制政府會計；也有一些國家（如日本、意大利）部分采用權責發生制政府會計；當然還有一些國家（如德國、法國）則對權責發生制政府會計提出了種種質疑。顯然，政府會計改革也不是一種模式，照搬也不可能。確定政府會計目標、建立政府會計制度是現代治理的一項基礎性制度，既是改革問題、又是發展問題，本質上是個發展問題。會計的發展是反映性的，是各種力量積聚、較量的結果，因還涉及價值取向，涉及政治、行政、社會公眾復雜的互動，無法預設方向。綜合治理結構、法律環境和發展路徑分析，政府會計目標應立足于能夠滿足本國當下的現實需要。瑪莎拉蒂雖好，在泥濘的鄉間土路上，不一定能發揮作用，盡管價格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