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用經濟下，擔保本應是一種正常的經濟行為，但是近年來，上市公司“擔保圈”性質異化已經成為中國資本市場最突出問題之一。該文考察了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國有股比例以及外資股比例對上市公司擔保行為的影響。
該文首先對相關的文獻進行了回顧，然后選取變量、構建模型進行分析。
對外擔保行為方面，主要考察上市公司六個方面的特征并作為被解釋變量：（1）是否有對外擔保行為；（2）對外擔保金額是否超過其凈資產的50%；（3）2001年對外擔保的累計金額占其當年凈資產的比例；（4）所擔保債務的期限；（5）對外擔保時，是否采取了風險防控措施；（6）在對外擔保時采取了何種風險防控措施。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從四個方面考察股權結構對擔保行為特征的影響并作為解釋變量：（1）控股股東持股比例；（2）流通股持股比例；（3）國有股比例；（4）外資股比例。相應地，作者提出一系列假設。然后，選擇年初總資產的對數、資產負債率、當年的凈資產收益率、按證監會分類所屬的行業作為控制變量。
接下來，作者建立了回歸分析模型，選取處于兩次制度變遷中的2001年作為樣本年度，進行了實證檢驗。經過研究，該文得出以下結論：（1）控股股東持股比例對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特征影響較為復雜。該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越不傾向于對外擔保和過度對外擔保。（2）流通股比例的影響也比較復雜，其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越傾向于對外擔保；在對外擔保的上市公司中，該比例越高，公司越傾向于采取風險防控措施。（3）在對外擔保的上市公司中，上市公司所擔保的債務期限同國有股比例呈顯著的正相關，且國有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傾向于采用互保作為風險防控措施。此外，公司的規模、債務以及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分別會影響公司擔保行為的某些方面。
基于上述研究，該作者得到以下幾點啟示：（1）應當在制度安排上給與流通股股東更大的發言權。（2）進一步明確上市公司以公司資產對外擔保，以及董事會、董事、經理、實際控制人等以公司資產對外擔保的法律后果。（3）正確認識在擔保問題上控股股東的作用和影響，指出擔保問題最終要靠制度來解決。
（劉紅妮整理自《南開管理評論》2007年第1期，作者：王立彥 林小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