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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金融監管的演變和發展

危機引發變革,危機催生改進。近一百年來的全球經濟金融史表明,金融制度乃至經濟學理論的大創新、大變革,無一不是借助經濟危機的推動來完成的。正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確立了金融分業經營制度,并且促成了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誕生,撼動了“看不見的手”理論150多年來在經濟學界的正統地位;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所遭遇的“滯脹”,又使得凱恩斯主義遭到空前挑戰,促成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經濟學界的主流地位,金融業也因之回到了放松管制、促進自由競爭的格局中,主要發達國家重新回到混業經營時代。(鏈接:危機演變)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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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告訴我們,危機總是在周而復始地發生,未來,危機也絕不會消亡。當前金融監管改革的目標是要使得,在將來危機爆發時,讓危機處于可控范圍之內,降低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損害程度。這要求對金融監管理念、架構、制度進行改革,本文即在對國際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基礎上,結合中國金融監管的現狀和問題,對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進行分析。

一、金融監管理論的演變及其前沿進展

在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全球經濟金融界的主導思想是經濟理論上的新自由主義理念和監管領域的放松監管思想(deregulation)。這一理念的產生,一方面在于理論層面,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重新占據了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反映在金融監管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理論主要從金融監管的效率角度入手,對30年代以來的監管模式提出挑戰,在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麥金農和肖,1973)理念的倡導下,解除了金融機構在利率水平(q條例)、業務范圍和經營地域選擇等方面的種種限制,金融監管體系進入了鼓勵金融創新、倡導金融機構自由競爭的時代。另一方面在實踐層面,金融全球化浪潮引發的監管“競相逐低”行為。那些監管標準相對寬松國家的金融機構,由于在資本充足率、利率設定、業務開展等方面有較高的自由度,從而在全球享有很高的競爭優勢。其他國家為了保持本國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吸引國外機構進入及競爭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不得不競相放松監管標準,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放松q條例及允許跨州設立分行,部分原因也是為了應對日本大型跨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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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的競爭。

從監管者自身行為的角度出發,金融監管的政治學理論也倡導放松監管的理念。該理論由stigler(1971)提出,后經posner(1974)和peltzman(1976)的補充,逐步趨于完善。他們認為,政府的管制并不是為了保護全體公民或者人數眾多的社會集團利益而制定的。如posner(1974)甚至認為,監管者的存在就是利益集團造成的,因為利益集團要到立法者那里去游說,通過建立起監管機構來保護自身的利益。既然監管者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團,監管政策會被利益集團所左右,所以監管者會損害公共利益。即使不存在如波斯納和斯蒂格勒等人所指出的“監管俘獲”現象,監管者也往往會過于信任自己的判斷力,從而頻繁地干預市場,使市場參與者無法形成對于政策的穩定預期,這不僅不能有效地糾正市場的非理性,反而干擾了市場的正常運行,加劇了市場波動(claire,2004)。

在自由化的理念占據正統地位期間,新興市場國家發生了如拉美債務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等一系列局部金融危機。diazalejandro(1985)通過對拉美經驗的觀察,詳細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機之間的關系;而且,由于.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監管者自身對新的“法規”也并不熟悉,因此監管的有效性往往被進一步地降低了(dewatripont和tirole,1993;peria和schmukler,200l;niel和baumann2002),在開放和自由化的過程中,那些效率較低的銀行由于存貸利差空間的降低,更容易面臨破產(freixas和rochet,1997;boyd等,2003)。但由于發達國家未受殃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危機被歸因為過快的金融開放、經濟發展中的裙帶資本主義等問題,并未引發主要國家對金融監管理念的反思。

與之前的危機不同,本次金融危機始發于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美國,也正因為如此,學術領域對前期金融監管的缺失及如何完善有效金融監管所進行的討論和反思達到了高潮。內容包括存款保險制度、中央銀行的貨幣市場操作、流動性風險管理、順周期性的監管政策的效應及反周期性的政策工具的建立、金融監管與規制的邊界問題,以及包括國內的第三方監管和跨國界監管在內的風險管理問題等(goodhart,2008)。在實踐中,g20峰會(2009)也達成了加強監管的金融監管理念。

二、發達國家金融監管改革的經驗借鑒

某大型金融機構的ceo曾在危機爆發前說過,“當音樂響起時,你不得不隨之起舞”。金融危機的爆發凸顯出宏觀經濟政策的失誤和全球金融監管的缺位,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各國政府通過規模龐大的刺激計劃注入天量資金,如果未來同樣出現較長時期的高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及低市場波動的良好局面,金融機構的管理者和投資者很可能仍然選擇相同的管理和投資策略,因此,有必要對過往金融監管的得失進行總結,以期有利于未來的金融監管體系形成。

(一)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來的發達國家金融監管制度的利弊分析
1.美國“雙線多頭監管”的弊端。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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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之前,美國的監管模式是按照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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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保險業、證券業和期貨業分別設立專門的監管部門。這種模式在過去幾十年中已日益顯露出弊端——沒有一個監管機構掌握完整的信息,并且金融監管職能的重疊造成金融監管死角。金融創新中被廣泛運用的證券化,將信貸風險由信貸市場轉移到資本市場,但由于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監管體系是彼此分割的,所以不能充分識別和控制證券化的風險。美國政府已經開始承認,現有的按照金融產品線的監管體系已經不適應今天的金融市場現實了。這種模式帶來的最重要的實際問題是各個監管機構之間缺乏協調,對問題難以達成共識,而且互相扯皮;最終沒有一個監管部門對跨行業的系統性風險負責(沈聯濤,2008)。

2.英國“原則導向監管”的局限。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fsa)向來以明確的原則監管和風險導向的監管模式而引以為豪,也是其他國家金融監管機構學習的典范(時辰宙,2010)。在原則導向的監管理念下,監管者在監管過程中更多地追求原則,而較少依賴詳細的規則;同時,監管者不再側重于機構的運營過程,而是關注客戶、機構和市場試圖實現的結果。在這種思路下,將對于監管原則的理解和應用的責任交給了機構自身,過度依賴金融機構高管在風險管理中的作用,過度鼓勵市場自律而導致監管缺位。在現實中,金融機構高管的目標和監管當局的目標往往是不一致的:金融機構所追求的是利潤和市場份額,而監管當局則希望金融機構合規經營,從而維護金融穩定。次貸危機、北巖銀行擠兌事件以及英國銀行業危機表明,原則監管理念不能有效遏制危機。

3.審慎和前瞻性的金融監管體制使日本在危機中受損較小。日本的金融機構在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受損較小,一方面是因為對以往金融危機教訓的總結使得日本各界對于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有比較清醒、理性的認識,不盲目夸大金融以及金融市場的作用,對于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持謹慎態度。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通過有效的金融立法構建了具有前瞻性的監管體系。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貨交易法》、《投資顧問業法》等法律,徹底修改了《證券交易法》,將“證券”的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將具有投資性的金融商品、投資服務作為該法的規制對象,避免產生法律的真空地帶,構筑了從銷售到資產管理、投資顧問的橫向、全方位的行業監管和行為監管的基本框架,從以往的縱向行業監管法轉變為以保護投資者為目的的橫向金融監管法(宣曉影、全先銀,2009)。金融危機爆發的事實證明,這種做法具有前瞻性,并且也在其他主要國家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過程中得到吸收。

(二)監管體制改革的未來走向

1.走向以目的為導向的監管。這次危機中暴露出了美國“雙線多頭”監管的弊端,因此,在監管體制改革進程中,美國財政部建議采用以目的為導向的監管方式,認為這種方式代表了未來最優的監管框架。相比原則導向監管區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的分業監管模式,以目的為導向的監管注重監管的目標,不再區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幾個行業,而是按照監管目標及風險類型的不同,將監管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著眼于解決整個金融市場穩定問題的市場穩定監管;第二層次著眼于解決由政府擔保所導致的市場紀律缺乏問題的審慎金融監管;第三層次則與消費者保護監管相關,解決商業行為標準問題的商業行為監管。三個層次監管目標和監管框架的緊密聯系,使監管機構能夠對相同的金融產品和風險采取統一的監管標準,將大大提高監管的有效性。

2.走向逆周期監管。在危機爆發之前,經濟形勢欣欣向榮,金融機構得以過度利用杠桿擴大資產規模,據惠譽(fitchratings)統計,截至2007年底,歐美數家大型銀行平均來看,需要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達到總資產的一半(曠野,2008)。在危機爆發后,陷入“交易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核減資本金——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虧損、撇賬、評級下調、更多壞賬等接踵而來,在巴塞爾協議對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的嚴格要求下,金融機構無以為繼,直至破產為止。監管框架和會計政策助長了金融機構的順周期性行為,危機后,主要的跨國監管機構及各國監管當局均提出對傳統的監管政策進行改進。

(1)資本充足率要求的改進。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stabilityforum,2009)指出,要改進巴塞爾協議的資本監管框架,要求金融機構的損失撥備更具有前瞻性,建立動態準備金制度,在經濟上升周期要求銀行保持更多數量和更高質量的資本充足率,而在經濟衰退期間降低這一標準。修正現有的以var(valueatrisk)為基礎的風險評估方法,擴大壓力測試對于資本充足率的影響權重。同時,還要在資本、會計、流動性監管等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變,加入逆周期要素。巴塞爾委員會(2009)以及國際清算銀行(2009)也指出,信貸利差、違約概率、信貸增長和信貸/gdp等指標是建立逆周期監管政策中應該考慮的因素。

(2)公允價值會計準則運用的改進。盡管金融界對公允價值會計大加指責,但也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公允價值的計量方式增加了會計信息的可比性,更好地反映了當前的經濟環境,將它改回以成本計價的方法顯然不現實。從長期來看,公允價值仍將是適當的計量方式。實踐中,各國金融監管當局也提出了相應的方案。2009年4月,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決定放寬按公允價值計價的會計準則,允許金融機構在證明市場流動性不足、價格不正常的情況下,可以使用其他合理的價格估算方法來估算自己的資產價格。這包括三層含義:一是允許企業在沒有市場數據作參考的情況下,可運用內部模型或假定條件來估算公允價值;二是要求企業在確定金融資產是否出現非暫時性減值時,運用合理的判斷;三是指出在市場不活躍或交易沒有秩序時,經紀商的報價及定價服務不能反映市場交易價格,交易價格在衡量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時可以作為一種考慮因素,但可能并不具有決定性,應降低對其依賴程度。
3.金融監管范圍擴大。長期以來,各國對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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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管一直比較嚴格,既有巴塞爾資本協議、《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等國際監管標準可供參照,又有各國自行制定的銀行監管法律法規可供遵循。但是,對于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私人股權基金等所謂“影子銀行”體系以及cdo(債務擔保證券)、cds(信用違約掉期)等復雜的結構性衍生金融產品卻監管乏力,有的甚至連負責的監管機構都未明確。實踐已經證明,這種監管真空、監管盲點和監管不公現象的存在,容易引發過度投機、監管套利和風險外溢,甚至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今后,金融監管應向更加全面、公平的方向發展。首先,必須將所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納入監管和規范范圍。重點是要加強對投資銀行、信用評級公司、對沖基金和cds、cdo等復雜衍生金融工具的監管。要求對沖基金及其經理人必須注冊,披露包括杠桿率和流動性狀況在內的相關信息,評估其可能對金融市場產生的系統性風險。其次,對從事相似業務的金融機構實施相對公平的監管標準。重點是在財務杠桿率的監管上要堅持“公平優于效率”的原則,改變以前對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監管標準相差懸殊的做法,防止投資銀行借助高財務杠桿從事過度投機行為。

三、中國金融監管體系的現狀和問題

以1992年證監會的成立為標志,中國正式進入分業監管時代。隨后保監會、銀監會分別在1998年和2003年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將相應的監管工作分別移交給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我國正式形成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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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頭監管與交叉監管導致監管沖突和監管效率低下

目前我國對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證券公司與保險公司實施監管的職責分別由銀監會、證監會及保監會承擔。由于各個監管機構的目標不一樣,指標體系、操作方式不同,各監管機構的監管結果可能存在很大差別。當金融機構只受某一機構監管時,單個監管者可能不會承擔其他監管者的工作和責任;特別是當其所分別從事的銀行、保險、證券、信托等業務受不同監管機構監管時,由于各監管機構的監管目標不同,監管部門間協調難度大,監管效率低,甚至會發生監管沖突。

(二)金融產品創新與金融監管之間的不協調

在當前的金融監管體制下,各類金融機構推出的各種金融創新,一方面受到監管層的制約而畏手畏腳,另一方面也可能成為金融風險的源頭與監管的死角。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新的金融投資實體和投資產品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并成為市場中發展更快、復雜程度更高的一部分,然而大多數并不落入傳統的投資銀行或者保險業的范圍里,因此,出現金融產品創新與現行監管體系之間的不協調現象。比如,商業銀行的人民幣和外幣代客理財業務、信托投資公司的資金信托業務、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管理業務和委托資產管理業務、證券公司的定向資產管理業務和集合資產管理業務、保險公司的投資連接保險和萬能保險業務等。由于缺乏監管協調,各監管部門在這一領域基本上是按照機構監管的原則各自為政,在投資金額起點、期限設置、能否保本、能否有固定收益、能否轉讓流通以及能否跨地區分支機構經營等基本問題上各執一詞,既不利于相關業務的順利開展,也不利于有效監管和投資者保護,很可能成為金融風險發生的源頭和擴散的通道。

(三)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能力不足

除了宏觀層面的監管問題外,目前我國金融機構的內部監管——風險管理能力也存在很多不足。以商業銀行為例,風險管理主要存在幾個突出問題。(1)風險管理范圍覆蓋面小。在當前存貸利差收益占收入主體的情形下,只重視信貸風險管理,忽略了未來將要占據更重要地位的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管理。(2)風險管理體系不健全。長期處于利率和匯率管制環境下,對化解和管理風險的必要手段缺乏,風險控制能力仍然薄弱。(3)未能正確處理業務發展與風險管理之間的關系。當業務拓展與風險管理沖突時,在業績考核的指引下,風險管理往往讓位于業務經營,埋下隱患。(4)風險管理手段相對落后。國內商業銀行在風險管理的方法上仍沒有從根本上突破財務指標、比率等靜態分析的方法,缺乏科學的風險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手段。在經濟周期向上的階段,風險管理讓位于業務發展,風險信息在部門間缺乏溝通和有效流動,有時會一個部門認為風險而回避,其他部門認為是機會而接納,造成業務經營風險的累積。

四、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制度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金融創新與金融改革深化的不斷推進,金融業從分業經營到混業經營、交叉經營,其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各金融機構間的邊界日趨模糊,銀行、證券、保險之間邊緣業務日漸增多,客觀上需要金融監管部門加強彼此間的協調與配合,這為金融監管協調奠定了現實基礎。事實上,在大多數國家,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已經從許多臨時性、隨機性、個案性、程序性的安排,轉化為制度化、常規化、有實際決策內容的安排。

目前,我國的三個主要監管機構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已經建立了“監管聯席會議機制”,來討論和協調有關金融監管的重要事項。但是該機制并沒有在法律上明確三大監管機構的權利和義務。同時也沒有將中央銀行及其他負有監管職能的機構包含進來,因而是不完善的。我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建設目標應該是一個“無縫整合式”的金融監管協調體系,既防止監管真空,又避免監管重疊。
監管架構改革的短期目標應該是,除“一行三會”四大金融監管部門外,也將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國家外匯管理局、審計署及代表國家行使對重點金融企業出資人權利義務的中央匯金公司納入金融監管協調的主體,并通過立法明確各協調主體的權利和義務,完善彼此間的信息披露和信息共享機制。長期目標是在央行之外,成立一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對混業經營業態下的金融機構進行統一監管。

(二)在金融系統的穩定、韌性和創新、競爭之間的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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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增加應部分歸因于銀行業競爭的加劇,cordelia和yeyati(2002)的研究也證實,競爭(銀行數目的增加)削弱了銀行在監督上投資的激勵。本次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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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爆發正暴露出在競爭加劇情形下,金融機構風險控制(內部監督)不足的問題,事實證明,脫離了實體經濟和監管的金融創新,極易被濫用并對金融系統的穩定性構成極大傷害。

相對于美國發達的金融系統而言,中國金融創新程度還相當落后。(1)從商業銀行的收入結構來看,美國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大多在40%以上,平均值為45%,摩根大通和花旗則超過50%,分別為64%和53%,而我國的銀行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僅為11%,中間業務非常薄弱。其中,國有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所占的比重相當低,股份制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比相對高一些,城市商業銀行只有3.6%,農村合作商業金融機構僅僅只有0.7%。這說明我國金融創新產品層次低、產品少、功能相對有限,還不能滿足多樣化的需求。(2)從居民資產結構來看,美國人擁有十幾萬億美元的家庭金融資產,其中有3到4萬億美元存入商業銀行,10萬億以上直接或間接地通過養老基金、企業年金或保險基金用于投資(其中8至9萬億投資到各種類型的共同基金),大約有50%以上的美國家庭受益于基金投資。與此同時,中國人也擁有十幾萬億元人民幣的家庭金融資產,其中90%以上存入商業銀行,只有10%投入股票、保險、基金和各種理財計劃。這其中投入基金的比例甚至不足2%,從基金投資中受益的中國家庭也不及2%。

顯然,與美國不同,創新不足才是現階段中國金融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中國更需要處理好鼓勵創新與強化監管的關系。監管部門在加強監管的同時,應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立足社會發展需要,以創新促發展,從而做到在保持金融系統的穩定和韌性的同時,金融系統能維持較高的競爭性和較強的金融創新能力,在兩者之間達成良性均衡。

(三)逆周期監管,建立沖擊緩沖層,使金融監管在經濟周期發展中更有效率

在目前實行的巴塞爾協議框架下,理論和實證分析均發現,商業銀行的行為存在明顯的周期性,而這也是放大經濟周期的主要原因之一。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為資本規制提出了一個不完全合約的研究方法,認為巴塞爾協議的規定在繁榮期顯得太寬松而在衰退期又太苛刻,因為外部干預僅僅針對的是銀行的絕對表現而不是相對表現。blum和hellwig(1995)對資本充足率的宏觀經濟含義進行研究,認為這將擴大商業周期的波動;對經合組織國家的實證研究也支持這一觀點,bikker和metzemakers(2002)對29個經合組織國家的8000家銀行近10年的年度數據分析顯示,將gdp增速低于3%與高于3%的情況相比,前一階段多提的撥備超過了60%。鑒于此,g20達成的金融監管改革原則之一就是“要構建一個更有韌性的系統和更厚的沖擊緩沖層。這樣,在將來機構犯錯時,或者全球經濟又面臨下行或衰退時,金融體系能夠承受壓力、吸收損失,政府也可以讓企業倒閉,而不需要擔心對全球實體經濟構成沖擊”(g20,2009;蓋特納,2010)。

針對中國金融體系的現有實證研究也顯示,我國金融體系存在明顯的順周期性(吳正光,2009)。具體表現在:銀行信貸規模具備明顯的順周期特征(苗文龍,2010),我國銀行在運用內部評級法或者采用內部模型時,同樣存在順周期效應(錢皓,2009;鹿波,2009)。因此,在現有的市場結構中,需要在微觀層面安排更多的逆周期機制,以確保金融體系更為穩健(周小川,2009)。為了規避金融機構行為的順周期性,建立更為強大的沖擊緩沖層,我國金融監管當局可以加強如下幾個方面的要求:(1)細化風險系數。對于房地產等周期性高度敏感和宏觀調控重點關注的行業,可以單獨設定風險權重,從監管導向上促進銀行信貸結構的優化,從而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改善;(2)構造穩健的逆周期乘數,并用其對資本充足率進行調整,降低逆周期信貸這類極端情況的發生,從而克服現有資本充足率框架的脆弱性、尤其是資本緩沖的周期性;(3)明確干預措施。明確基于規則的立即干預措施,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的,監管機構必須立即、自動采取相應的具體干預和處罰措施,防止監管寬容和政治干預;(4)強化壓力測試,對銀行在經濟發生不利情形下的資產組合損失變化進行分析,并評估銀行資本充足狀況及抵御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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