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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如何走出市場化悖論陷阱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少數民族地區伊斯蘭金融研究基金資助課題(編號:11XMZ035)。
  一、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后凸顯的新問題
  2003年以來,中國大力推進國有銀行的改革,國有商業銀行運作機制、治理結構、財務狀況等有一定改觀,但在消除行政干預方面進展并不十分明顯。改制后的國有商業銀行并沒有完全改變國家隱性擔保的局面。與國家仍然為國有商業銀行提供信譽支持和最后援助承諾不協調的是,改制后的國有商業銀行卻不承擔其作為國有銀行應盡的責任。
  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場激勵和約束機制,強調投資者利益,通過合理的績效機制、充分的風險控制和資本約束,將國有商業銀行變成真正的市場主體,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對國有銀行注資并不僅僅是是為了改善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更是為了建立一個新的高效運用儲蓄的金融中介機制。通過上市施加足夠的外部壓力,國有商業銀行才能真正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切實切斷機關化運行機制,保證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成功。花錢買機制的政策設想似乎遇到了挑戰。
  上市后的國有商業銀行雖然實現了股權多元化,但國家絕對控股以及舊體制的慣性作用,政府干預銀行的土壤仍然存在,董事長、行長的行政級別依然如故,任命也必須經過組織部門的批準。中國銀行業似乎更接近于政府官員的選拔而不是銀行企業家的篩選,缺乏有效率的選擇機制。國家作為國有商業銀行唯一絕對控股股東存在機會主義、道德風險帶來的“金融市場化悖論”。在經營管理者等內部人控制的情況下,很多風險都會被轉嫁給出資人(尤其是國家這個控股股東),埋下致金融風險隱患。
  改制后的國有商業銀行利用經營自主權不斷擴張盈利業務,逐步弱化其對整個國家經濟的金融支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中國12家上市銀行2011年上半年共實現凈利潤4244.47億元,其中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就有2057.43億元,幾乎占到了凈利潤的半壁江山。2003年10月1日出臺的《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暫行辦法》明確銀行收費項目僅300多種,而現在《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列出的收費項目已多達3000種,7年時間增加了10倍。與國有商業銀行“商業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家對國有商業銀行的“隱性擔保”并沒有變化。國家堅持對改制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絕對控股,與國家股相應的國家聲譽這個隱性資本是國有銀行資本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國家聲譽長期充當國有銀行隱性資本,國際評級機構也充分考慮到國家聲譽(如政府支持力度)對國有銀行經營的影響。這也意味著國有商業銀行經營出現危機時國家可能實施救助,存在道德風險、機會主義的可能。國有商業銀行一旦出現巨大經營虧損、不良貸款,國家仍不會坐視不理。這種市場化悖論存在隱患。改制后的國有商業銀行擁有改制后的“商業性”收益,卻不承擔相關成本和風險,產生機會

主義,形成道德風險。這點世界銀行曾有清楚警示:“如果沒有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單純的國家注資行動很有可能成為納稅人向銀行所有者經營管理者進行的一次轉移支付,注入的資本很有可能被輕率的金融行為很快揮霍掉。”
  在缺乏對銀行資產的根本徹底重組(涉及實體部門的調整改革),而只是出于某種短期目的情況下推進部分調整,國家對國有商業銀行的注資很可能誘致一系列重復注資行動。所幸的是,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國有企業逐步從中國銀行業主要債務人位置上后退。但不幸的是,與國有企業具有某種相同性的地方政府(或其他與政府擔保類似的擔保行業產業企業項目)快速從中國銀行業主要債務人位置上前進。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10萬億負債中大約5萬億是銀行貸款。這些貸款一旦成為呆壞賬,勢必將對銀行資產質量產生不小影響。經過2008年抗擊國際金融危機被政府強制要求放貸的國有商業銀行短期內盈利良好但股價不高。拋售已經使2011年中國上市銀行的股價跌幅達30%(甚至要求中央匯金公司增持股份托市)就是投資者對國有商業銀行呆帳壞帳的擔心的某種表現。
  二、新時期政府干預國有商業銀行的風險
  為在任期內達到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和財政增收,各級政府總會把各種所有可能的資源(財政資源、金融資源以及礦產環境資源)都發掘出來,想方設法通過大量投資和貸款來推動經濟增長。具有強烈的經濟性的地方政府(有時甚至包括中央政府)的這種非經濟性導致政府對經濟的直接介入仍然存在,只不過從以前的維持國有企業的生存變為獲得經濟增長速度、財政收入等其他政策目標。如果說,過去提建立正常的“政銀企關系”主要指改變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的不正常關系的話,新時期建立正常的“政銀企關系”則要特別注意處理政府為追求經濟增長而干預金融的關系。
  政府在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干預使得各界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能否消除干預產生懷疑。國際上不少機構和個人投資者開始討論政府對本已上市成為公眾公司的國有商業銀行進行再注資、剝離不良貸款的可能。中國的名義GDP增速有可能會在“優質”投資獲得收益以前放緩。過去10年來,正是平均15%的名義GDP增速而不是債務重組才使上世紀90年代的壞賬減少。如果經濟放緩持續下去,那么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做的大量借貸,特別是如果這些錢被用來修建各種非生產性非增殖性的政績工程,就會對經濟產生嚴重的拖累。中國銀行業約20%的未償還貸款是借給地方政府建立的實體,用于基礎設施項目的。與已經達到如此程度的通脹一樣,這是中國2009年至2010年實施的經濟刺激方案的后遺癥。北京應該迅速闡明其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辦法。國有化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解決辦法。不少銀行也在利潤不斷攀升時發出增發股份募集資金補充資本的請求。
  國際經驗表明,對企業呆帳的注銷和銀行的重新注資只能做一次,從而形成一種可信的政府承諾,以防止流量企業呆壞賬再次生成;為保證注資成功,企業應在注資之后改革制度。如果不良資產在剝離之后還會繼續大規模產生,那么這樣的改革可信度就會降低。當剝離一次失敗,不得不再次剝離甚至多次剝離時,就可能產生和蘊涵較大的道德風險。這或許就是中國啟動國有獨資銀行改革后金融當局負責人一再重申“今后國家將不再注資”的原因。畢竟,正如國家投入國有企業的國有資本被當作免費資本來籌集和分配的一樣,國有銀行對于由國家注入的國有資本也很容易產生這種免費資本幻覺——既然是免費資本,就不用承擔低效使用的成本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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