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的英文說法為pattern或model，“模式”一詞作為一種政治經濟概念的基本含義是世界各國家或地區在實行現代化道路過程中對政治、經濟體制及戰略等的選擇，我們可以把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模式劃分為成熟型、趕超型、轉軌型三種經濟發展模式。在三種模式中，以日本、韓國、中國為代表的趕超型經濟發展模式由于其在趕超中矚目的經濟發展速度，及日本趕超后乏力的表現，而最為引人注目。因而本文通過研究趕超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進而得到對未來中國的借鑒。
一、對趕超概念的界定
首先要對趕超型國家經濟體制進行界定，參考學者金明善《趕超經濟理論》（2001）一書，對趕超的概念進行總結：趕超（catching-up）是建立在后發優勢基礎上的，以發達國家為目標，政府確定經濟發展戰略、制定產業政策、以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和質量的全面提升。“發展就是趕超”，“一些發展國家工業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以歐美發達國家為目標實現經濟趕超的歷史。”
二、趕超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特征
趕超國家經濟體制其顯著的特征是：東亞各國或地區政府大都具有強烈的經濟趕超意識和強大的經濟導向功能。他們往往以強國作為經濟發展目標，并形成了與其相適應的一套發展措施和體制結構。具體而言，趕超型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特征主要表現如下：
1.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管理體制，即“強政府”采取集體行為，建立了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在權威政府推動下實施不平衡發展戰略，這種政府主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政府制定經濟計劃。戰后日本政府為了使整個經濟有序發展，實行了一系列經濟計劃，這些計劃的形式包括中長期經濟計劃、年度經濟計劃和國土開發、地區開發計劃。計劃的內容主要有發展目標達到目標的基本政策方針、經濟增長速度、國民所得的增長速度等。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日本政府共制定并實施了13個經濟計劃。以20世紀60年代池田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最為出名。韓國則于1973年制定了包括造船、石油化工、鋼鐵、電子等幾大領域的“重化學工業”發展計劃。中國自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到2012年也已經進行到了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央和地方政府對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科技創新等都提出了具體要求。
（2）政府制定產業政策。西方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轉換是產業演進和市場自然選擇的結果，趕超型國家的產業結構轉換有很大的傾斜性。由于政府干預，重心傾向于推動與促進產業技術升級。
日本制定和實施“傾斜式生產方式”，日本在戰后經濟恢復期、高速增長期、低速增長期，都先后確定并扶持了一系列相關產業。火力發電、石油化工、鋼鐵、造船、汽車、家用電器、電子計算機、原子能、通訊機械和知識產業先后成為日本政府所扶持的產業。韓國政府在汽車工業發展方面實行了更為強烈的干預。1974年韓國政府發表了關于汽車工業發展的十年計劃，目標是在70年代末使其小型客車的國產化達到90%，到80年代初，汽車工業要成為主要的出口工業。為此，韓國政府對三家主要制造商（現代、大宇、三韓）規定了所要達到的生產規模，同時還要求對其生產計劃擁有審視權，并在規定期限內禁止調整產品型號等。
2.技術的引進、模仿、吸收。趕超國家主要依靠國外先進技術作為推動本國技術進步的突破口和牽動點，進行技術的開發與研究。這種趕超國家技術進步模式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工業化起步時期，技術引進的對象是成熟經濟體已在國內實現廣泛的商業性應用的技術，是技術的引進模仿時期；第二個時期是經濟趕超的起飛初期，趕超國家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采取的是垂直技術引進方式，即引進先進國的相關研究成果，在本國進行商業性開發與應用，并進行技術的改良和革新；第三個時期是經濟趕超的起飛時期，趕超國在前兩個時期已經完成了以引進為主的被動依賴階段，轉向以創新為主的自主開發階段。
給日本帶來經濟繁榮的主要因素則是模仿創新。日本的大約60%的技術是從美國引進的，另外還從大約40個國家引進了先進技術，而自主創新的不足1/3。自主創新可以促成新興產業的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如果技術的模仿不能向以創新為主的自主開發升級，那么過多的模仿則會造成過度投資。
3.出口主導，貿易立國。出口導向是趕超經濟模式的重要特征，“出口主義”發展模式已成為欠發達經濟與發達經濟共同的選擇。推行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將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融為一體，以此來消化國內剩余勞動力、引進稀缺的資金和技術，帶動經濟增長。日本的出口導向、貿易立國政策直接體現于1950~1975年的25年間，日本出口貿易擴大了67倍，進口貿易擴大了58倍，其中出口貿易尤為突出，每年增長19%。趕超型國家普遍的特征是出口總額大于進口總額，導致國內積存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在2010年調查的全球外匯儲備排行榜中，中國和日本穩居第一和第二的位置，在前10位的排名中，亞洲國家（地區）占據了7席。
4.與地區主義的發展共生共榮。傳統上，東亞各國產業循環的梯次性發展模式被稱之為雁型模式，是以垂直型國際分上為特征、以比較優勢為產業轉移標準和依據的具有梯次差異性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雁型模式意味著東亞區域內存在著高強度的經濟發展關聯性。
但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中國、韓國等部分東亞國家的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日本作為帶動東亞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領頭雁作用在不斷削弱。引發了東亞國家和地區產業分工的新變化，已經由過去的垂直型產業循環機制逐漸發展為一種區域性的經濟增長模式。趕超國家之間的互助和共生，成為趕超國家之間新的特征。
三、借鑒
中國雖然經歷了30余年的改革開放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通過對發達成熟型國家的學習和模仿，實現自身的經濟增長。但中國仍然肩負著趕超和轉軌的雙重任務，借鑒日本韓國等已經完成了追趕發達國家，并進入到發達國家行列的曾經的趕超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對當今中國來說尤為重要。
1.趕超型國家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需要轉變。20世紀后半期，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在全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美國表現為里根政府的供給主義，在英國表現為撒切爾夫人的市場化改革，而在日本則表現為經濟增長模式由政府主導型向市場驅動型轉變。2009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日本經濟調查的題目是：克服全球經濟危機，日本需要一個新的增長模式。可見政府的適度退出將是十分必要的，更多的選擇若能由自由市場進行的話，那么將有利于促進長遠的經濟增長。
2.技術的單純模仿不能帶來經濟的超越。趕超國家能否實現真正的超越，主要在于核心和基礎的技術能否實現在本國的自主創新。若能夠像成熟經濟體一樣在技術上實現自主創新，那么就可能超越成熟經濟體，躋身于世界頂級經濟強國。否則若只是技術的引進、模仿、吸收，則很可能趕超乏力，終將處于被動追趕地位。
3.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表現尤為脆弱。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會帶來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并引起國內消費需求的萎縮。而在蕭條經濟情況下，更需要依賴國內消費去促進長期經濟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