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三公經費，是指公務接待費、公務用車購置和運行費、公費出國經費。
“三公”經費的實質，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使用財政收入為其正當公務行為提供便利和條件的消費行為。其實，費用的本身是行政成本的組成部分，關鍵在于使用的“度”上。合理、適度的使用公車、進行接待、出國考察等，原本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進行的必要花費，只要是真正公務所需，本無可厚非。但由于過去從上到下沒有形成對“三公”經費使用的基本監督機制，“三公”經費的核定、使用、管理和內外監督長期處于弱化狀態，我國每年各級政府的“三公”經費支出一直存在數額大、沒章法、難監督的無奈局面，鋪張浪費以及其他各種違法行為日益嚴重。
2011年兩會上，眾多代表委員的提案紛紛劍指“三公消費”。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再次關注“三公消費”，“三公消費”公開的話題也再次升溫。社會各界要求公開“三公”經費、管住“三公”經費不當支出的呼聲日漸強烈。
一、全面推進和落實“三公”經費公開
2011年初，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表示：今年“三公消費”支出原則上零增長，切實降低行政成本。
3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中央各部門“三公”經費公開；5月4日，再次要求中央各部門公開2010年度“三公”經費決算數和2011年“三公”經費預算情況；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要比照中央財政做法，做好公開工作；8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深化政務公開加強政務服務的意見》，進一步要求各地財政“公開的內容要詳細全面，逐步細化到‘項’級科目”。
從以上緊鑼密鼓的步驟中可見，政府順應民意和推進公開治理“三公”經費的堅定決心。從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決算支出為94.7億元，而2011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財政預算支出為94.28億元，比上年決算數減少了4200萬元。應該說，這份預算“大賬”體現了政府的意志，將“三公”經費“零增長”的要求落到了實處。據統計，絕大多數中央部門已公開了“三公”經費。然而在地方，除了北京、上海、陜西三個省級單位和廣州、成都等少數幾個城市公布“三公”經費內容外，其他省市各級政府尚無動靜。
公開是非常必要的，我們認為，不光是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也應當向單位職工公開。但這只是第一步，需要切實解決好公開環節存在的問題，決不能單純“秀”一下數字，而是要為有利于真正治理和約束好數字背后的行為而公開，推動“三公”公開真正走向法制化、常態化。
二、加強“三公”支出管理與監督的措施
“三公”消費泛濫根本原因就在預算缺乏透明和細化。要根治三公消費，還是要依靠制度上的轉變，不僅要控制公務活動的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更要減少不必要的公務活動，提高行政效率。
在2011年11月21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布的《機關事務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中明確“三公”支出不得挪用其他預算資金，不得攤派、轉嫁費用，杜絕“大手大腳”；公務用車油耗和維修保養費用不得高于社會平均水平，預防“車輪腐敗”；政府各部門不得安排無實質內容的一般性考察和培訓，管住“超標接待”。明確要求縣級以上政府定期公布“三公”經費的預算、決算和績效考評情況。《條例》將“三公”經費的規范和治理，上升到了法律層面。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對“三公”經費進行有效的管理和監督呢？
（一）管緊嘴，狠剎公款吃喝。
中國社會是個很講人情、關系的社會，公務接待是各地干部的重要工作，請吃、請喝現象隨處可見，公款接待的規格越來越高，公款消費存在相互攀比、假公濟私現象。要扭轉這一局面，可以從以下“四不”入手：
1.執行規定不打折。《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明文要求“接待單位應當嚴格按照接待標準提供住宿、用餐、交通等服務，不得超標準接待，不得用公款大吃大喝”。2010年2月發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第六條中明確提出“禁止講排場、比闊氣、揮霍公款、鋪張浪費”。這就要求接待和被接待雙方都要約束自己的行為。
2.預算鎖定不開口。加強預算管理，按制度要求的比例或者當地政府確定的標準列入年度財務預算，使所有招待支出行為均納入預算控制，切斷無預算、超預算招待的“財路”。
3.結算見賬不見錢。結算上，建議向“見賬不見錢”轉變，盡可能少用或者不用現金。凡達到轉賬起點金額的，一律采用轉賬結算。提供消費“小票”（清單）和發票，使結算環節成為“綠色”環節。
4.公開監督不放松。接待本身并不就意味著腐敗，但不按標準，隨意吃喝，鋪張揮霍就可導致腐敗，是民眾所不能容忍的。正常的招待是不怕公示和監督的，怕“曬”和監督的一定是違規的。建立定期公示制度，明確公示的形式、地點、時間等，使不合理招待無處遁形。組織部門要把招待費管理情況納入干部業績考核，加大他們的責任意識，廉政意識；紀檢、審計機關、媒體也要發揮各自作用，形成全社會的監督氣候，使接待工作無“腐”臨門。
（二）管好車，堵住公車漏洞
公務用車是指由政府財政為各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執行公務需要所配備的車輛。
在我國，無論單位大小、級別高低，一般部門的“主要領導”都要配專車，而且普遍是多大官兒，“屁股”冒多大的煙兒，這似乎已是不成文的規定。加上各部門車輛嚴重超編（據財政部統計，全國超編配車率達50%以上），管理松馳，導致了龐大的費用開支。這些開支的構成，網上熱議稱“公車使用有3個‘三分之一’：辦公事占三分之一，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機私用占三分之一”。當然，這種說法未必權威，但這些現象的普遍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
首先，我們認為管好車，要對公車“限量”。在城市和鄉鎮公共交通條件日益發達的當下，在大中城市交通擁堵、限號出行、限購車輛等實屬無奈的舉措下，公車的數量必須做好“減法”，減少不必要的公務配車。9月23日，賀國強在反腐倡廉專項會議上稱：“全國黨政機關共發現違規車輛17.26萬輛”，可見公車確有減少的空間。
這方面，我們不妨學學香港。在香港，全港公務員近17萬人，首長級以上官員大約1200人左右，屬于港府的精英層。只有精英層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務司司長等各個司局的正職配有專車。加上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會主席，全港享有專車待遇的公職人員僅二十余名。除此之外，其他首長級官員不配置專車。
其次，嚴格執行公車“限用”。出臺細化的使用規則，引入社會力量進行監督，杜絕公車亂用、私用現象，健全公務車存放和節假日封存等制度。減少公車維護和運行費用。以往，新聞媒體曾多次曝光公車接送孩子上學，以及婚喪嫁娶公車成龍的現象，損害了干部形象，造成了不良影響。
再次，要“限費”。據國家發改委等測算，黨政機關的公車，每萬里運行成本是社會運營車輛成本的5～6倍，而使用效率則僅為社會運營車輛的1/5至1/6。浪費情況可謂驚人。公務用車油耗、維修保養費用實行單車核算，不得為公務用車增加高檔配置或者豪華內飾。
怎么能把居高不下的費用降下來呢？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部門和城市就自發地對公車管理進行了改革和探索，采取貨幣化補貼的方式，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和大慶也進行了這一嘗試。盡管公眾對貨幣化補貼看法不一，但據有關部門調研結果顯示，凡是進行車改的地區和部門，公車費用支出普遍比從前大幅減少。這至少能說明，車改是對的，但要把它加以完善。溫總理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要“規范公務用車配備管理并積極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建議有關部門盡快出臺推進公車改革的指導性文件。
（三）管好腿，嚴防公費出國游
隨著我國加入WTO，對外交流日益增多，正常的考察、學習、招商等工作理所應當。但須從嚴管理，否則，不但耗費國家資財，還將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
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對于公款出國（境）印發了一系列文件；旨在限制出訪團組數和人員數量、在國(境)外的期限、禁止一般性考察或重復考察等。盡管中央年年三令五申，但公款出國（境）人次、經費卻有增無減。問題是這些制度、文件在許多部門被束之高閣。一些干部自律意識低下，借公務之名，行游玩之實，你說你的，我走我的，結伴出、組團出、輪流出，當成休閑、渡假、探親和觀光的好去處，幾番“沖出亞洲，走向世界”。畢竟能夠公費出國（境）的絕非“平庸”之位、“等閑”之輩，如果僅依賴單位內部和下屬的監督，其力度可想而知。
因此，對于干部的出境情況要堅持“從嚴監督”。建立一套嚴密的審監機制，充分發揮各級組織監督職能，嚴格出游費用審報制度，對變相公費出游的費用堅決不予報銷，同時給予相應紀律處分，并與干部的考核晉升直接掛鉤，充分發揮外部監督作用。
總之，做好“三公”經費的常態化管理，必須公開、透明；必須有相應法律和制度作為保障；必須內外監督，多管齊下，相信通過至上而下的大力整治，“三公”支出的“瘦身”，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