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系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太原辦事處（以下簡稱：東方公司太原辦）經營部門經理，自2000年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從事不良資產處置的一線工作，曾多次采用上級回購模式，并取得較好的效果。在多年與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上級公司打交道的過程中，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可能淺顯，但并不淺薄；可能簡單，但蘊涵深刻。現將這些規律性的認識通過對資產處置案例的簡要列舉提出一些思考，以期讓社會各方面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資產公司）有進一步的了解，更好地助力經濟增長，推動科學發展。
20世紀末，為了解決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巨額的不良資產、化解金融風險、保全國有資產、推動國有企業改革，黨中央、國務院決定組建資產公司。1999年，依托工、農、中、建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四家資產公司相繼成立。隨后，其設立在各地的辦事處也相繼組建。從此，資產公司懷著報效中國金融事業的雄心壯志，擔負起黨中央、國務院托付的重任，開始了不良資產處置艱難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在探索中成長前進。在不良資產的處置模式中，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性質決定，上級回購成為一種普遍而又經常運用的處置模式。
本文所指“上級回購”包括“政府回購”和“上級公司回購”。“政府回購”包括“政府本身（包括企業的上級主管政府部門）回購”和“政府授權的經濟貿易局（或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等回購”。
就總體而言，在處置不良資產上級回購的過程中，筆者的體會是：資產公司要致力于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把資產處置與經濟發展緊密結合起來，把資產處置過程轉變成為推動企業改革，從而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過程。在資產處置工作中，要時刻注意處理好兩大關系，即回收最大化和地方經濟發展的關系，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關系。如何把回收最大化和地方經濟發展結合起來，怎樣將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協調好，搞好平衡，既是一種科學的工作方式，更是資產處置的指導思想。資產公司要本著“堅持政策，保持靈活，吃透情況，實事求是”的原則與地方政府打交道，把握大局，在力爭回收最大化的同時，兼顧中央和地方利益，把維護社會穩定、支持國企改革放在工作的中心位置，在為地方政府解憂支招的同時，保證國有金融資產最大限度的活化和回收。
資產處置實踐證明：在上級回購處置模式的運用中，資產公司要形成服務意識，立足于“幫助、支持、協商”，與地方政府（或國有企業債務人上級公司）的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溝通順暢，取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從微觀來說，從了解情況到后續跟蹤，上級回購的一般做法，可將其總結為“六步法”，具體內容如下（主要以政府回購為例）：
第一步，認真盡調，吃透項目情況。資產公司處置的資產，有很多是國有企事業單位甚至行政機關的貸款，一般時間積累較長。有些貸款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貸款，距今已經二三十年了。這些貸款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關系，矛盾錯綜復雜，再加上由于歷史變遷，債務人的主管單位和經營主體的變化都很大。以上三點決定了這類不良貸款解決起來難度很大。這就要求資產公司對以上項目認真開展盡職調查。對項目情況做到心中有數，才能在處置中有的放矢。否則，就無法開展工作。但在認真盡調，吃透項目情況后，往往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陳年老賬若采用拍賣、訴訟等方式進行處置，則很可能“引爆”由各種矛盾形成的“定時炸彈”，牽一發動全身，給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構成威脅。而如果由資金充裕的地方財政單戶或組包回購，則可以在平和安全的處置環境中對以上債權實現簡單便捷甚至是一攬子的徹底解決。東方公司太原辦的呂梁市14戶債權資產包（以下簡稱：呂梁14戶包）、壽陽縣煤礦和非煤兩個債權資產包（以下簡稱：壽陽包）等項目能實現成功回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呂梁市政府、壽陽縣政府財政收入相對豐盈，但首先是這兩個地方政府謀求在新的時期，通過資產處置來轉換發展機制，以求得新的發展。這種發展的愿望就為資產公司實現資產處置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
綜上所述，在認真盡調，吃透項目情況后，政府回購不失為一種很好的處置模式，政府財力充裕的情況下可以更好地解決不良資產的回購事宜。
第二步，確定焦點，選準主要矛盾。這是擬定不良資產上級回購方案的重要基礎和必備條件，所以這一步工作是最基礎和最重要的工作。盡管不良資產涉及的矛盾錯綜復雜，互相牽制，環環相套，但有一個主要的、關鍵的和決定性的矛盾。解決了這個矛盾，其他矛盾也將迎刃而解。國有企業在銀行不良資產的形成再復雜，但有一點很清晰：國有企業的出資人是政府，政府的法人代表是“解套”的核心人物。資產公司在政府回購中確定的“焦點”就應該是這一核心人物。確定了“焦點”，也就選準了主要矛盾。因為地方政府法人代表是上級回購處置模式的“焦點”，地方政府作為國有企業債務人的出資人（代表地方財政）與資產公司（代表中央財政）之間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矛盾雙方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二者統一的條件是找到實現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關系平衡的“結合點”，也就找到了解決主要矛盾的“鑰匙”。資產公司必須始終想方設法、千方百計地解決這一主要矛盾，與政府的法人代表能直接溝通，想他們所想，急他們所急，根據國家現行的金融政策和他們改革發展的需求來確立雙方的“利益共同點”。東方公司太原辦在運作呂梁14戶包、壽陽包項目時，首先與呂梁市市長、壽陽縣縣長直接溝通，提供服務。對方積極協調解決債務問題，是項目處置啟動的關鍵。
第三步，堅持發展，擬定處置方案。這是資產處置工作總的指導思想。資產處置方案一定要有利發展，有利企業，有利穩定，帶動就業。大的方向對頭，方案就能立住，就把握住了地方政府領導的“關注點”和“焦慮點”，也就是他們的“興趣點”。資產處置經驗說明：對資產公司擁有的國有企業債權或雖然改制，但改制不徹底的原國有企業債權，地方政府可能認為是自己的直接責任，而對資產公司擁有的非國有企業債權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債權，地方政府則認為是市場行為，只承擔政策引導責任。地方政府對資產公司擁有的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債權或行政機關債權一般也有意解決。而這類債權資產公司往往不好執行，或根據財政部相關規定不能轉讓給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資人。如：呂梁14戶包中的14戶債務人都是呂梁市屬的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除此之外，資產公司還可將破產和破產終結、執行終結、多年執行未果、喪失訴訟時效、吊銷營業執照、在原址查找不到、停業多年無力還債、“三無企業”等債權利用政府打包回購的契機進行有效處置。在堅持發展的前提下，要抓有利時機。如：山西省近年來煤炭資源整合政策的實施，對東方公司太原辦許多煤礦債權的處置產生了積極影響。2008年―2009年東方公司太原辦處置壽陽縣不良資產時，時任壽陽縣長（后為縣委書記）對煤炭資源整合認識明確，動手早，行動快，趁勢而上，所以在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最嚴重時，晉中市其他各縣財政收入普遍下降的情況下，唯獨壽陽縣一線飄紅。政府分管工業的副縣長對縣政府回購東方公司太原辦煤礦債權積極性很高，且措施得力，東方公司太原辦在該縣的煤礦債權得以成功處置。另，2010年山西省政府決定山西省物產集團由山西省能投集團公司兼并，這樣山西省物產集團就對下屬山西省機電設備總公司和山西省化工輕工總公司在東方公司太原辦多年來久拖不決的的債務問題產生了順勢處置的愿望，東方公司太原辦抓住了這一契機。盡管雙方談判比較艱苦，但最終實現了以上兩戶債權資產包（以下簡稱：物產包）的上級回購。
第四步，提供服務，溝通政府領導。政府工作千頭萬緒。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領導日理萬機。主要領導定調把關，分管領導操作實施，辦事機構具體落實，是政府領導和部門工作的基本職責分工和操作程序。資產公司首先要了解政府領導的工作分工，主動與政府領導進行溝通并提供服務。囿于分工和職責，政府里除了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外的其他官員總會以“這是前任手里的事，我們管不了”，或者“我們說了也不算”、“主要領導沒有交待”等為由推諉資產公司。所以，資產公司必須牢牢攥緊地方政府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這個“總開關”，說服他們，讓他們感到資產公司是在幫助地方政府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事關領導政績、國企改制、職工穩定、區域發展、社會和諧，是給當地經濟發展提供服務，他們才會要求下面認真對待，積極解決。資產公司只有在上級回購的整個資產處置過程中牽住這個“牛鼻子”，才能疏通上級回購的整個“管道”。具體工作中，資產公司除了與地方政府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溝通，宣傳資產公司處置政策外，還可以公函形式引起地方政府重視，同時應講明這些處置措施和辦法是以中央政府的政策為依據的。地方政府妥善處理好銀行不良貸款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將有利于為該地區轄內企業掃清房產、土地抵押和相互擔保的障礙，有利于這些企業的資產重組，有利于地方政府對當地經濟的戰略布局和資源整合，有利于該地區經濟的轉型發展、跨越發展，有利于該地區企業在經濟層面上獲得創新和再造。資產公司將在政策允許范圍內對回購價格給予適度優惠，以支持地方經濟的發展。真誠希望得到地方政府的理解和幫助，也真誠希望通過地方政府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要求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審時度勢、轉變觀念、調整思路，使資產處置工作得到地方政府的積極配合和大力支持，把資產處置工作切實融入當地經濟的發展，實現地方經濟和中央財政的雙贏局面。
此外，為使雙方的合作實現“雙贏”，資產公司給地方政府提供的后續服務還應體現在：（1）簽約、回款要依法合規，不留后遺癥；（2）理順不良貸款涉及的各類關系。
第五步，把握大局，適度規范利益。資產處置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利益再分配的過程。資產公司要從大局出發，考慮綜合效益。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只負責從宏觀層面上協調解決回購事宜，但最終能回收多少，則關鍵看資產公司和政府職能部門（辦事機構）在價格上的博弈了。作為資產公司而言，既要努力提高回收率，又要考慮對方的承受能力。即：既要為中央財政增收盡力而為，又要為地方經濟發展量力而行。東方公司太原辦做呂梁14戶包與呂梁市財政局談判時，對方擺出許多理由論證其價格不能再提高了。項目人員一方面不為所動，據理力爭，另一方面又在對方提高價格后適可而止，見好就收，最終使東方公司太原辦在該資產包上實現了較好的業績。東方公司太原辦在做物產包時，項目人員堅持1000萬元的價格不松口。對方幾次想以500萬元了結，項目人員都沒有答應。但根據各種實際情況和各項指標綜合衡量，項目人員認為700萬元可以接受。在辦事處領導的積極支持下，東方公司太原辦與山西省物產集團最終成功達成以700萬元的價格回購資產包的協議。
第六步，跟蹤進展，講究處置效果。由于我國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現狀，資產公司項目人員一定要空出政府部門經辦人員請政府領導簽批協議的時間。辦事處協議審定后就要第一時間送達政府，要求政府經辦人員盡快找領導簽批實施。這有一個周期，必須做好督促工作。遇到問題，要想辦法盡快解決，以免耽誤和延遲付款。協議一旦簽訂，就要抓執行和回款。
綜上所述，資產公司項目人員的責任心和對政府財政支出運作模式的深度了解、對其付款環節的即時掌控在上級回購資金的及時到賬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資產公司的回款入賬不是上級回購的最終結果，最終的結果是項目實施的效果，即不良資產在上級回購后的資產活化、企業活力、職工利益、社會和諧、發展后勁等。資產公司要注意項目處置的市場示范效應，即政府發展方式由行政手段向市場化、法制化轉變的問題。如：項目處置是否為地方政府領導解負、解壓、解圍；是否為企業職工謀生存、謀利益、謀發展；是否為企業法人和經營主體定位、定產、定制。這才是資產處置對助推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才是真正體現資產處置工作“發展是根本方向，服務是基本途徑”的思想。
資產處置的模式因時因事而異，多種多樣。以上對上級回購模式的分析，也只是筆者在工作實踐中的一管之見，一得之功，不盡全面。只要資產公司“窮盡資源，窮盡智慧”，不拋棄，不放棄，永不言敗，勇于堅持，就一定能將不良資產處置工作做好，并根據歷史向資產公司提出的新要求，賦予資產公司的新使命，在歷史性的戰略轉型期與結構升級期，大力轉變發展方式，創新工作方法，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