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上各個發(fā)達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規(guī)模都在不斷擴大，GDP占比也有明顯提高。與此同時，在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中，政府公共財政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也超過了26%。許多經濟學家注意到這種公共財政支出絕對規(guī)模與相對規(guī)模都在擴大的情況，并開始研究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到20世紀80年代，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復興，各國開始控制公共財政支出規(guī)模，在此背景之下，公共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勢在必行。經濟學家的研究重點開始轉向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以及這種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試圖為政府的政策選擇與制定提供理論支撐。本文將從公共財政支出增長理論入手，解釋政府職能對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研究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將對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與公共財政體制改革過程中的中國經濟增長產生怎樣的影響。
一、文獻回顧
（一）國外文獻凱恩斯宏觀經濟模型開創(chuàng)性對公共財政支出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進行考察。認為公共支出是國民收入構成中的重要外生變量，財政支出對GDP的增長存在乘數效應。在此之后，許多文獻研究了公共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Kormendi和Meguire 1985、Aschauer 1989、Barro 1990、Fisher 1993等都將公共財政支出劃分為消費性支出和生產性支出。1970年，Arrow和Kurz（1970）在新古典增長框架下討論了公共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建立了一個經濟增長模型。他們在生產消費函數納入了公共資本存量，認為生產函數是從資本服務中獲得收益，而消費者則是通過消費與資本獲得效用。并得出結論，認為公共財政支出并不會對穩(wěn)態(tài)經濟增長率造成影響。但后來發(fā)展起來內生增長理論，通過建立各種內生增長模型證明了公共財政支出能夠影響穩(wěn)態(tài)的經濟增長率。其中Barro（1990）構建了一個包含政府公共開支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他采納了Arrow和Kurz的研究中認為財政支出對經濟中的生產機會具有正效應的思想，認為財政支出內生的改變了私人的投資回報，由此改變長期經濟增長率，從理論上證明財政支出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1992年Barro在于Xavier Sala Martin的研究中對這一模型進行了擴展，將公共財政支出劃分為生產性和非生產性財政支出，分別考察其對于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其后，Futagami（1993）對這一結論進行拓展，他通過建立將政府基礎設施服務包含其中的兩部門經濟增長模型，分析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顯示：基礎設施服務增長1%導致GDP增長1%。Devarajan、Swaroop and Zou（1996）運用“AK”模型對公共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的影響進行研究，將教育、交通、國防上等支出分為資本性支出與經常性支出，通過分析認為資本性支出與增長正相關而經常性支出對增長有負效應。Romer在之后通過兩部門內生增長模型，對公共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分析，他認為內生的研究開發(fā)效是穩(wěn)態(tài)經濟增長率重要決定因素，經濟增長率與人力資本成正比。Giancarlo和Nouriel（1996）建立一個三部門的經濟增長模型，認為財政投資、人力投資具有生產性。Capolupo（2000）建立兩部門內生增長模型，強調了教育支出對人力資本的重要作用，特別是中小學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Key Hosoya（2003）拓展了該模型，在模型中加入了醫(yī)療衛(wèi)生支出外部性，通過研究，認為政府用于科教文衛(wèi)的支出對于經濟增長有正效應。此后，Geoffrey J（2005）認為公共財政支出中，政府對經濟服務和公共設施的支出對生產率有正反相抵消的影響。
（二）國內文獻我國對于該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研究成果較為有限。鄒恒甫、龔六堂（2001）考察了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消費的夸時替代彈性越大，政府財政支出的波動越大，經濟增長率越低。莊子銀和鄒薇（2003）使用我國1980年至1999年的時間序列以及同一時期31省的橫截面數據進行研究，發(fā)現公共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郭慶旺等（2003）使用1978年至2001年的時間序列，同樣發(fā)現公共財政支出總量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負效應，但生產性公共財政支出具有顯著的正效應。此后劉卓珺和于長革（2005）、廖楚暉（2006）、郭慶旺和賈俊雪（2006）的研究認為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正效應。通過國內外文獻回顧我們不難發(fā)現，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視角、樣本選取上的不同，學者們的研究結論也各不相同。更為重要的是，把公共財政支出按照生產性支出與非生產性支出的劃分在經濟學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各支出項目劃分類別的不同會造成結果的截然相反。從跨國研究的結論來看，國別差異是巨大的，這也說明Barro（1990）的規(guī)則是合理的，即每個國家都可能存在一個最優(yōu)的公共財政支出規(guī)模。在沒有達到這一規(guī)模以前，擴大公共財政支出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超過這一規(guī)模，則應該減少公共財政支出的數量。考慮到目前理論界的這種分歧，本文將繼續(xù)沿著Barro（1990）的理論基礎，從政府職能轉型的角度對公共財政支出進行重新解構，就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
二、公共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分析理論框架
縱觀考察公共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模型，Barro（1990）將公共資本流量納入生產函數，構建了一個內生的經濟增長模型。Barro的研究為分析公共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標準的理論框架，而這一模型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本文將在該延續(xù)這一框架與思路，假定在生產技術既定的條件下，企業(yè)投入各種生產要素從事生產活動，并向社會提供產品。而政府通過對企業(yè)產出進行征稅的方式為公共財政支出籌集資金，之后用公共財政支出為社會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假設公共財政支出總和為G，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為GB(t)，B?燮（?駐G/G）/（?駐K/K）。為了使該模型更能夠解釋現實經濟運行情況，設定公共服務的擁擠度B、公共財政支出總和G以及公共財政支出轉化為基本公共服務的轉化率m=■的函數的一般表達式為：B=∫（G，m）（1）
其中，B是G和m的增函數，影響m的因素有：（1）公共資源使用具有非經濟與非公共性。如果公共資源既沒有用于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也沒有用于投資與競爭領域形成經濟資源，而是流入到某特定群體則會降低m；（2）公共資源使用產生非公共經濟型。如果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過程中擅自改變其屬性，則會對轉化率產生負面影響；（3）政府機構責權不明晰，盲目擴張。如果政府機構存在這種情況，會導致公共資源在責權摩擦中損耗，影響公共財政支出的實施，降低公共財政支出轉化為基本公共服務的轉化率。
如若m=1，則B=（?駐G/G）/（?駐K/K），在這種情況下，公共財政支出的規(guī)模決定了政府公共服務的擁擠度。因此，如果0
其中，?茁=B（1-a）。假定在生產中每一個企業(yè)都具有相同的資本密度，即■=kt=k=■。則（2）式轉化為y=AkαG?茁 （3）
假設政府執(zhí)行的是平衡預算，并對企業(yè)產出以比例稅率?子進行征稅。則：G=?子y（4）。同時企業(yè)的目標是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得到：
max［（1-?子）AkiαG?茁-?棕lt-（t+?啄）kt］ （5）
式中?棕、r、?啄與（?子+?啄）分別表示工資率、資本利率資、資本折舊率與資本使用成本。企業(yè)資本的稅后邊際產業(yè)資本的使用價格為：
r+?啄=（1-?子）■=（1-?子）?駐αAkα-1G?茁（6）
根據（2）、式（4）式和（6）式可得：?酌+?啄=（1-?子）■=（1-?子）αAkα-1（?子A）■L■k■=（1-?子）αAk■（?子L）■k■（7）
在市場出清條件下，可依據?酌c=■=■（r-?籽），有：?酌c=■=■［（1-?子）αA■（?子l）■k■-?籽］ （8）
在穩(wěn)定狀態(tài)下，?酌c=?酌k=?酌y，（8）式就表明了公共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1-?子）表示稅收對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而?子■則表示公共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
通過（1）式得知，變量B表示政府公共服務擁擠程度，主要受到G和m的影響，當m一定時，B的大小由G的大小所決定。在實際經濟運行中，m的取值范圍在0 三、我國公共財政支出結構分析
（一）公共財政支出范圍及結構的界定 Barro的公共支出模型并沒有將公共支出進行分類，后人將Barro的研究拓展，把公共支出分為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并研究了他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由于分類的不同，這些研究并未形成一直的結論，因此，首先要對公共財政支出范圍和結構進行合理的界定。公共財政支出范圍是政府職能的具體體現，政府用公共財政支出來實現政府在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穩(wěn)定方面的職能。劉尚希提出公共風險決定公共支出，公共支出的使命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風險。本文將沿用劉尚希（2002）的分析思路，從財政的三大職能出發(fā)，將公共風險分為資源配置效率風險、收入分配風險、經濟波動風險，并認為公共財政支出的合理范圍應限定于公共風險防范和化解。對公共財政支出分析角度的不同，對公共財政支出的分類也會不同。現代理論實踐中，比較常見的分類方法有：（1）按照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功能與性質進行分類：可分為經濟建設支出、社會文教支出、國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其他支出五類。這種分類方法是各類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2）按照公共財政支出的行政結構分類。公共財政支出按照國家政權相應的級次分為中央、省、市、縣、鄉(xiāng)五級結構，一般將后四項合并為地方財政支出。（3）按照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使用分類。按照支出使用的性質不同，分為經濟性支出、社會性支出、維持性支出三大類。（4）按照公共財政支出的部門進行分類。公共財政支出是通過各級行政部門來具體執(zhí)行的，因此，公共財政支出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以及各個部門的使用效率直接反映了政策實施的效果以及政策的實現程度。（5）公共財政支出結構其他分類方法。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對于公共財政支出結構還有許多分類方法。例如，按支出的經濟性質分為消費性支出或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按支出的用途分為經常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按支出的受益范圍分為一般支出和不可控性支出等等。我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處于由集體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由于我國體制上、歷史上的原因，公共財政覆蓋面廣，在經濟運行中占比重較大，因此我國公共支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本文采用第一種分類方法對公共財政支出進行分類。
（二）我國公共財政支出概況 本文從以下方面分析：
（1）公共財政支出總量的描述。從表（1）可以發(fā)現：自1978年以來，我國公共財政支出一直呈現出增長的態(tài)勢，公共財政支出總量從1978年的1122.09億元上升至2008年的62592.66億元。在這期間，GDP也成增長態(tài)勢。但是公共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卻并沒有呈現連續(xù)的增長，1978年至1994年間，這一比例呈明顯的下降態(tài)勢。1994年我國實施了分稅制改革，這一比例的下降趨勢才開始緩解，到了1998年，我國遭遇內需不足與亞洲金融危機的雙重影響，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公共財政支出，從此，公共財政支出GDP占比開始回升。1978年公共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為30.78%，這一數值到1996年降為11.32%，下降了19.46個百分點。1998年以后，公共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開始逐步上升，直至2002年的18.52 %，之后基本趨于穩(wěn)定，在2008年增至20.67%。而以OECD國家為代表的高收入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規(guī)模普遍高于發(fā)展中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OECD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快速增長，公共財政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由1960年的29%逐步增加，1970年達到31.16%；1980年達到了39%，在1995年達到最高點48%，此后開始下降，目前約為45.14%。我們不難發(fā)現，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公共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呈現出“U”型增長態(tài)勢。這一現象與典型的西方經濟理論不相符，但如果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具體情況進行考察，筆者認為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我國以前實施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國家財政“統(tǒng)收統(tǒng)支”。之后我國實施了經濟體制改革，政府逐步退出市場領域，不在對經濟進行計劃控制，實施減稅讓利政策，國家財政不斷向企業(yè)和個人放權讓利，讓市場主導經濟，由公共部門掌控的資源比重逐步縮小，這些改革使得公共財政支出的GDP占比大幅度下降。因此，在1998年以前，中國的公共財政支出GDP占比呈現下降趨勢。但是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減少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社會公共建設嚴重不足，導致社會公共品與公共服務水平得不到改善，科教文衛(wèi)事業(yè)的發(fā)展受到制約，加上1998年我國經濟內外受阻，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加大公共財政支出，因此1998年之后公共財政支出的GD占比開始逐步回升。
（2）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描述。從表（2）中可以看出：經濟型支出比重逐漸下降，社會性支出比重逐漸上升。我國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情況在表（2）中有明晰的表示：總體而言，從1978年到2006年，各項支出都呈現上升趨勢，其增長幅度與公共財政支出總量和其GDP占比的增長幅度一致。就各項支出占比來說社會文教費和行政管理費占比則呈現上升趨勢，而經濟建設費和國防費占比則一直遞減，這與我國經濟政策也是相符合的。通過對具體支出項目進行分析我們發(fā)現，經濟建設支出逐步下降，1978年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經濟運行還存在明顯的計劃經濟特征，當年經濟建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64.1%之多。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逐步轉型，政府逐步從市場經濟運行中退出，經濟建設支出逐步下降。到2006年經濟建設費的占比只有26.6%，主要用于公共服務建設。從目前趨勢看來，經濟建設費的比重將進一步下降。社會文教費隨著我國公共財政的逐步建立也在穩(wěn)步上升。自1980年開始，社會文教費已經成為公共財政的第二大支出。至2006年，其占比已經達到26.8%。行政管理費一直大幅度攀升，從1978年至2006年占比增長接近四倍。1990年其占比已經達到13.4%，大大超過國防費位列公共財政支出的第三位。行政管理費的嚴重膨脹會擠占公共財政資源，降低公共財政運行效率。我國國防費支出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且支出占比比較穩(wěn)定，在2000年以后，基本維持在7.7%左右，沒有太大波動。其他支出的變動則是波浪起伏，20世紀90年代初期達到最高峰，到中期逐步下降，而到20世紀90年代末有開始上升。經分析，筆者認為這種變化態(tài)勢與我國財政政策的變動息息相關。20世紀90年代初期財政補貼中的企業(yè)虧損補貼使其上升達到峰頂，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財政價格補貼和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又使其上升。這見證了我國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于完善及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深入。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分析知道公共財政支出的總量與結構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公共財政支出的總量大小，與支出結構的安排與經濟增長效應息息相關。（1）經濟建設費。公共財政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與經濟增長正相關。我國利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契機，加大財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非常明顯。我國基礎設施薄弱，因此我國經濟建設支出的絕對量仍有較大上升空間，但同時也需要對經濟建設費的投向投量進行優(yōu)化：在競爭性領域要逐步退出，交給市場；加大基礎設施以及國民經濟發(fā)現的關鍵領域的投資，促進產業(yè)結構升級與技術進步，進一步提高經濟建設支出的使用效率，促進經濟增長。（2）社會文教費。社會文教費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我國這些年一直在加大對科教文衛(wèi)事業(yè)的投入力度，但收效并不明顯，體現在社會文教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并不是非常明顯。因此，不但要關注社會文教費的總量，更要考察這一支出的內部結構，提高其使用效率。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文教費的總量依然偏低。因此具體措施是要增加社會文教費總量的同時，加大教育科技改革力度。（3）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行政管理費是非生產領域純消耗性支出，是政府履行職能的財力保障。但是我國目前的情況是行政體制改革一直無法深入，機構日益龐大，加上一些官僚追求利益最大化，使得行政管理費增加迅速。因此，我國應該加大體制改革力度，通過預算改革等方法，對行政管理費進行合理管控。（4）國防支出。國防支出對經濟增長效應為負。這說明我國的國防費支出已經超過最優(yōu)規(guī)模，如果國防支出的GDP占比增加，非但不會促進經濟增長，還會擠占其他社會資源，影響整體公共財政支出的效率。（5）其他支出。其他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為負效應。其他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的，這與我國該項支出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有關。
通過以上分析，我國公共財政的各項支出中既有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也有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因此，為了保證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xù)性，筆者認為對我國的政府支出政策和支出結構有必要進行一些調整。（1）在適當提高公共財政支出總體水平的基礎上優(yōu)化財政支出結構。從我國公共財政支出總量的GDP占比來看，我國仍可以適當擴大公共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但需要注意的是，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應該是在支出結構優(yōu)化的基礎上的總量增長。大力壓縮消費性支出，適當增加生產性支出。這對搞好基礎設施、基礎產業(yè)建設，以及提高社會保障和科教文衛(wèi)事業(yè)水平會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為我國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保駕護航。（2）政府應加大科教文衛(wèi)經費支出，彌補我國科教文衛(wèi)支出投入不足的現狀。我國科教文衛(wèi)支出無論從絕對值還是相對值都偏低，因此，政府應在加大科教文衛(wèi)支出，尤其是基礎教育方面的投入，使我國勞動者素質與現代經濟發(fā)展相適應。（3）繼續(xù)實行促進資本形成的財政政策。根據瓦格納法則，公共財政支出結構不僅是一國政府職能和經濟體制的體現，還與該國所處的經濟發(fā)展階段息息相關。資本積累是技術進步、經濟發(fā)展的先決條件，因此我國也不能忽視促進資本形成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