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一直是國內外會計學術界的熱點話題，魏明海（2000）從經濟收益觀和信息觀兩個角度研究發現，盈余管理是管理者企圖改變會計信息其他使用者對公司報表數據的理解，或扭轉基于經營狀況的契約結果，通過構造部分事項、改變財務數據而在編制財務報告時作出會計判斷和會計選擇的過程。自此關于盈余管理問題的實證研究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焦點。我國上市公司主要基于什么動機進行盈余管理？上市公司采用何種手段來進行盈余管理？我國學者都從那些角度進行研究，盈余管理具體受到那些因素影響？對國內現有的研究的梳理有助于進一步深入探討盈余管理問題。
一、盈余管理動機
（ 一 ）首發股票或上市后配股我國上市公司通過首次公開發行只能取得有限的融資配額，其他獲取資金途徑如銀行借款或債券發行等很少，因此配股再融資的愿望強烈。為了限制過度配股，引導資源的合理分配，保證優質公司能進人資本市場進行融資，證監會對申請配股的公司進行了資格限定，只有關鍵績效指標達到要求的公司才有資格申請配股。這樣的高門檻使得許多上市公司具有很強的操縱關鍵指標的動機，許多研究都通過數據為上市公司在其配股前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證據。徐晉和張祥建（2005）發現上市公司年報數據中，配股當年及其前三年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金額都非常高，并且配股后的業績與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之間顯著的負相關?？刹倏v性應計利潤具有不可持續性，配股后公司業績急劇下降。也就是說，這些上市公司為了使公司業績達到配股要求而操縱應計利潤。魏濤和陸正飛（2006）結果表明上市公司在配股前確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配股后在無后續觸資行為的情況下公司業績下降。1998年至2001年間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實證表明配股后操控性應計利潤發生反轉，公司會計業績下降。章衛東（2010）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在定向增發新股前一年存在盈余管理的動機，并且盈余管理的方式與定向增發新股類型有關。當增發對象是其控股股東或其子公司時，進行負盈余管理，當增發對象是其他機構投資者時，則進行正余管理。
?。?二 ）避免虧損報告或退市 我國的上市公司通常都會盡量避免首次報告虧損，從外部來看會引起股票市場的消極反應、影響投資者對公司的預期等，內部也會對公司高管的晉升和地位等產生諸多不利影響。若上市公司連續兩年虧損，證券市場為提醒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而在其股票名稱前冠以ST。據公司法暫停上市的相關規定，如果被ST的上市公司繼續虧損，則將面臨退市風險，達到證券管理部門規定的暫停上市要求的公司股票將被暫停上市。虧損對于上市公司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上市公司定會想出各種應對辦法，通過盈余管理來扭虧為盈，以免出現虧損或連續虧損三年的情況。目前，不少研究提供了上市公司為了避免虧損報告而進行盈余管理的證據。陸建橋（1999）研究發現虧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目的是避免受到證券監督管理部門對于連續三年虧損公司的管制和處罰，主要手段是在虧損年份及其前后年份通過將收益調增或調減。王亞平等（2005）利用2001年至2003年間虧損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實證發現，在閾值0點上進行了盈余管理的公司比率高達64.4%。
?。?三 ）企業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 根據代理理論，股東擁有企業所有的控制權。由于現代公司中控制權和所有權的分離，表面上股東通過股東大會的形式主要保留對董事會成員的選擇權和重大事項的終極決策權，而將剩余控制權委托給董事會擁有。但實質上管理者承擔的成本和其獲得的收益不能等同，這就意味著股東不能從盈利行為獲得全部的報酬，但卻要承擔經理行為的所有成本。為了提高管理者的積極性，使管理者的目標與股東的目標保持一致性，股東往往采用如支付給管理者股票、股票期權和紅利等的激勵措施，這種獎勵往往與管理者的經營業績掛鉤。公司管理者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會選擇有利用提高利潤的會計政策。呂長江和趙宇恒（2008）研究發現，權利較弱的管理者為達到薪酬考核的目的，會選擇通過盈余管理來虛構利潤。朱星文等（2010）研究結果表明，發生高級管理層變更的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當年存在調減利潤的盈余管理行為。
?。?四 ）降低政治成本或滿足債務條款為了約束企業管理者為了公司股東和管理者收益而犧牲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在債務契約中經常會附帶一些債務條款或條件，如限制借款企業流動資金保持量、要求債務人維持一定的負債率和利息保障倍數等，如果企業違約則會付出很大代價。因此一旦企業發現其會計報表數字接近或已經違反借款條款時，就會運用盈余管理對報表數據進行操縱，從而減少違反債務契約的可能性。除一些特殊行業的公司外，規模龐大的公司比較容易成為政治家和公眾的關注對象?；谡纬杀镜目紤]和為了避免被指控暴力和壟斷，這些公司往往趨向于報告較低的會計利潤，通過盈余管理來達到利潤的均衡。
二、盈余管理方法選擇
（ 一 ）操控性應計利潤盈余管理現行的會計模式采用的是權責發生制，公司的凈利潤分成應計利潤總額和經營現金流量，因此從理論上講，企業操縱盈余可以從操控應計利潤額或操控經營現金流量兩個方向操作。一般來說，經營現金流量往往是由公司的收款政策和具體營銷策略來決定的，而與會計選擇關系并無很大關系。因此，通過操控經營現金流量在實務中很并不是很可行，反而應計利潤項目相對彈性較大，比較容易成為公司盈余管理的實現途徑。應計利潤項目根據性質可以分為操控性項目和非操控性項目，我國對盈余管理的研究初期以操控性應計項目作為檢驗和計量盈余管理的依據。陸建橋（1999）分別采用了四個模型來計算操控性應計利潤，他對修正的瓊斯模型進行了再修正，提出了擴展的模型，研究發現虧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目的是避免受到證券監督管理部門對于連續三年虧損公司的管制和處罰，主要手段是在虧損年份及其前后年份通過將收益調增或調減。后續國內的許多研究都沿用了瓊斯模型及其修正模型，采用操控性應計利潤來估計盈余管理。
（ 二 ）非經常性損益盈余管理 非經常性損益是指公司正常經營以外的、一次性或偶發性的損益，如財政補貼、財政返還、重大自然災害造成的資產減值或處置損益和債務重組損益等。大多數情況下，企業管理層會將賬面出現虧損的時間盡量推遲，在確實難以實行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擇操控非經常性項目的確認時間，當年確認很大的虧損同時為以后年度扭虧留下空間，也就是“大洗澡”或“洗大澡”行為。管理層會特意選擇在虧損年度確認一些非經常性損失項目，如處置不良資產、資產減值等；而選擇在需要扭虧年度確認一些非經常性收益項目，如財政補貼、債務重組收益等。公司一旦虧損，如果不能及時扭轉，造成連續兩年甚至三年虧損，就會被證券監管部門處以特別處理或暫停上市，甚至其股票將被摘牌。由于證監會并沒有要求對ST、PT 公司的盈利指標計算時剔除非經常性損益，所以許多公司通過調整非經常性損益的確認時間來進行盈余管理。在采用非經常性損益手段進行盈余管理方面，蔣義宏、王麗琨（ 2003） 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虧損上市公司為回避“連續三年虧損要暫?；蚪K止上市”的退市機制，選擇以控制非經常項目交易時點為主要手段，在首次虧損年度確認巨額非經常性損失，在扭轉虧損年度確認巨額非經常性收益。單宏偉、陸正飛等（2007） 對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的手段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上市公司無論是虧損還是盈利，都傾向于選擇非經常性損益進行盈余管理。并首次使用了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操控性應計利潤指標，實證結果還表明，非經常性損益確實幫助上市公司實現扭虧為盈、利潤平滑等目的，而且相比于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影響后的操控性應計利潤，非經常性損益更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 ）關聯交易盈余管理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投資者自身知識層次的提高和識別能力的增強，投資咨詢服務的迅速發展，上市公司采用調整線下項目實現盈余管理的手段越來越容易被察覺。因此，更多的上市公司選擇采用安排關聯交易方式來進行盈余管理，即盈余管理開始向線上項目轉移。高雷等（2008）選取了A股所有上市公司三年的面板數據，對線下項目、關聯交易與盈余管理的關系使用大樣本數據進行研究。得出以下結論，基于避免虧損目的的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是計入線下項目的關聯交易；基于獲取配股資格目的的上市公司則主要選擇計入線上項目的關聯交易進行盈余管理；關聯交易盈余管理行為在上市公司屬集團內公司或控股股東位于絕對控股地位時表現的更嚴重。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多為從母公司剝離改制而來，為上市公司安排與母公司和集團其他成員公司之間關聯交易創造了便利的條件。孟焰（2006）通過對2001年至2004年間財務報告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這些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是通過關聯交易，這種交易主要是利用關聯方從上市公司將利益轉出。
?。?四 ）會計政策選擇的盈余管理盈余管理通常是以會計選擇和職業判斷為依托的，而會計選擇和職業判斷又是會計準則的主要內容，2006年新的會計準則體系的實施必然為盈余管理手段創造了新機會。趙春光（2006）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資產減值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減值前虧損的公司存在以轉回和計提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代冰彬、陸正飛和張然（2007）也實證發現上市公司利用減值準備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并且減值類型的選擇受到盈余管理動機不同的影響。管理層變更和平滑公司只選擇對長期資產計提減值準備，扭虧和大清洗的公司則會選擇長期資產或短期資產等各種類型減值準備來進行盈余管理。葉建芳等（2009）從金融資產的分類和后續計量出發，研究了管理層在面對新會計準則提供的會計政策選擇空間時的自選行為。研究結果表明當上市公司持有較高比例的金融資產時，為了降低利潤受公允價值變動的影響程度，管理層會在初始確認時將較大比例的金融資產劃分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進行計量；管理層為了避免利潤下滑，往往在短期內又將這些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處置，違背最初的持有意圖。
（ 五 ）安排真實交易的盈余管理 以上對盈余管理的研究基本上都局限于通過會計方法而進行的盈余管理，這種情況下，不論是操控性應計項目還是線下項目或線上項目來計量，都不能對盈余管理進行精確的度量。另外一種改進研究的方法就是試圖通過對公司某些真實交易安排的分析來研究盈余管理。如果可以判斷，則真實交易對公司業績的貢獻就是盈余管理，也就不再需要通過估計非預期應計利潤來估計。白云霞等（2005）以1996年至1999年間數據為樣本，通過考察控制權轉移公司的后續資產處置行為，來研究中國控制權轉移公司的后續盈余管理行為。實證結果表明，業績低于閾值（盈虧臨界點和控制權轉移之前的業績）的控制權轉移公司，會選擇資產處置進行盈余管理從而使公司報告業績高于閾值；控制權轉移公司在控制權轉移之后的第0年和第1年通過資產處置達到扭虧的程度顯著高于第二年和第三年。白云霞、王亞平等（2005）以年度報告盈余信息為研究樣本，以報告盈余結果服從混合正態分布為假設，最終采用參數估值方法推斷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頻率與幅度。李彬等（2010）以實際活動盈余管理中的銷售操控為研究視角，實證結果表明，上市公司確實存在利用操控實際銷售活動來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
三、盈余管理研究的相關角度
?。?一 ）盈余管理與虧損上市公司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有其特有的特點，上市公司為了應對證券監管機構的規范條例，為了避免受到被特別處理、暫停上市甚至推出股市等種種處罰，進行盈余管理的多數都是虧損上市公司。陸建橋（1999）最早研究了我國虧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研究發現非正常調減盈余的應計會計處理行為在首次虧損年份的上市公司中尤其顯著；而調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為則明顯存在于首虧前一年和扭虧年度，即上市公司為防止連續三年虧損的出現而在虧損前后年度普遍采取了相應的調減或調增收益的盈余管理方法。戴翠玉等（2004）直接研究了虧損上市公司的扭虧行為，以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系統考察了我國1998年至2000年的三年間虧損上市公司以扭虧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結果發現我國虧損上市公司扭虧為盈的手段主要是進行關聯交易和資產重組活動。另外，還發現未扭虧的公司有在繼續虧損的年度通過向下操縱應計利潤來做大虧損的傾向，隨著退市制度的正式出臺，連續虧損公司的扭虧為盈傾向更為強烈。薄仙慧、吳聯生等（2007）從盈余管理的頻率和幅度兩個方面對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進行了比較分析，并通過模型分別將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真正估計出來。結果表明，無論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避免虧損的盈余管理行為在1998年至2004年每年都存在；其中15.9%的上市公司進行了盈余管理，而在非上市公司中該比率相對較低為5.49%。從年度分布來看，總體上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高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隨時間推移而提高，非上市公司在各年度則較為穩定，從而導致兩者的差異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大。
（ 二 ）盈余管理與高管控制權和報酬激勵我國上市公司大多脫胎于國有企業，公司總經理來源于控股股東單位或董事長和總經理由一人擔任造成相對集中的高管控制權，管理層可以自主制定高管報酬契約，因此除了間接通過盈余管理增加報酬外，高管可以選擇其他途徑實現實現控制權的更大收益，如直接追加年薪、獎金額度等。王克敏、王志超（2007）深入分析了企業高管報酬與盈余管理行為間的關系，并考察了高管控制權因素對高管報酬與盈余管理程度之間關系的相互關系，得出高管報酬是盈余管理行為動機的結論。高管權利增大時，高管報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因為盈余管理行為風險和成本都較高，高管為追求個人報酬最大化而減少了這種行為；相反高管權力減小時，高管報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便相對增加了。呂長江、趙宇恒（2008）也有類似結論，他們研究結果表明，高管在權力強大時可以自己設計激勵組合，可以同時獲取權利收益和高貨幣性補償，就不需要為迎合董事會的激勵要求而進行盈余管理；反之當高管擁有較弱的權力時，就會更關注貨幣性補償，為達到薪酬考核目的只能選擇盈余管理來虛構利潤。
（ 三 ）盈余管理與公司治理和機構投資者 國外許多研究顯示，會計信息質量受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但我國現狀下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是很完善，因此有必要結合我國公司治理情況來研究其對盈余管理的影響。自1998年以來，隨著機構投資者的不斷發展和壯大，機構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影響越來越大，已迅速成為資本市場的新興力量。因此，國內文獻關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又多了一個新的視角，即從公司治理和機構投資者的角度。杜瑩、劉立國（2003）采用實證研究，選取1996—2000年間被證監會因報表舞弊而處罰的上市公司財務數據，結果發現內部人控制、監事會的規模、執行董事和法人股比例與發生財務舞弊的可能性正相關，流通股比例則與之負相關。趙景文（2006）使用2002年和2004年的數據研究發現，公司治理質量顯著影響到了盈余質量，高治理質量公司的盈余反應系數顯著高于低治理質量公司。王建新（2007）研究發現，管理層薪酬外部競爭優勢弱化、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獨立審計委員會崗位缺失的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是將長期資產減值準備轉回。高雷、張杰（2008）采用滬深兩市2003年至2005年上市公司報表數據為樣本，研究了盈余管理與公司治理、機構投資者之間的關系。結果如下：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呈負相關關系，與公司治理水平呈正相關關系；盈余管理程度與公司治理水平呈負相關關系。結果說明機構投資者參與了公司治理，并能對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薄仙慧、吳聯生（2009）研究了國有控股、機構投資者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機構投資者和國有控股對負向盈余管理水平的影響不明顯；與非國有公司相比，國有控股公司正向盈余管理水平相對較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大，非國有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顯著降低。
四、總結
綜上所述，國內學術界對于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注重實際問題的分析，可以解釋現實情況。我國上市公司基于達到配股和增發新股要求、避免連續虧損、降低債務違約、提高管理者薪酬或逃避監管部門的處罰等動機，通常會通過操控性應計利潤、非經常性損益、選用會計政策、運用關聯交易或安排真實交易等手段來進行盈余管理。關于盈余管理實證研究分別從虧損上市公司、高管控制權和報酬激勵、公司治理和機構投資者等角度研究其與企業盈余管理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并得出較為一致的結論。但由于國內的許多研究都是借鑒國外先進研究成果，通過對一些模型進行修正之后直接來度量我國的盈余管理程度，筆者認為，這些模型的適用性應當先得以驗證之后再用于我國的實證研究。同時，我國的研究也應深入結合實際經濟環境、企業業務處理現狀以及會計準則實際標準。針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實際問題，進一步的研究還有廣闊的空間。盈余管理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對于盈余管理的界定是否清晰，是否可以根據我國具體情況制定出相關政策，對盈余管理行為進行規范管理，如制定相關的信息披露政策并嚴格審查；外部審計意見與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如何。盈余管理已經逐步發展到利用真實交易操縱，隨著新會計準則的實施和財稅等相關政策的變化，是否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增添了新手段，這些都是值得充分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