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起，西方開始致力于盈余管理研究，依靠其快速發展且相對有效的資本市場優勢，取得了眾多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較為深刻地解釋了會計實務中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行為。我國在充分吸收、借鑒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緊密結合我國資本市場和會計準則發展的實際情況，得出了一系列被普遍認可的盈余管理研究結論。縱觀國內外研究發現，學者們較為系統地研究了盈余管理的原因、動機、手段、計量模型、后果及其防范措施等內容。在盈余管理產生的原因方面，契約摩擦和溝通阻滯被認為是盈余管理存在的根本原因。資本市場動機（IPO、配股、增發、避免退市）、契約動機（報酬契約、管理層更迭、債務契約、股利契約）、政治成本動機（反壟斷監管、避稅、行業監管）等是盈余管理產生的動機。盈余管理的實現最終依靠管理者來完成，一直以來，學者們認為管理者主要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會計估計的變更、遞延或者提前確認等會計手段對盈余中的應計項目進行調整來達到管理盈余的目的。會計界至今就盈余管理的內涵未形成統一認識，但大多數人將其看作是在公認會計原則（GAAP）范圍內所進行的合法行為。合法的盈余管理被管理者用于獲取私人利益，損害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切身利益，因其嚴重背離了中立性原則，造成了會計信息失真。因此，針對盈余管理產生的不良后果及其防范措施也成為盈余管理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盈余管理從手段上可分為應計利潤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Schipper，1989）。大部分研究者認為應計利潤比經營現金凈流量更容易成為盈余管理的對象，基于應計利潤的盈余管理研究得到了蓬勃發展，并成為盈余管理研究的主流。這可從盈余管理計量模型的發展上得到體現，Healy模型（Healy，1985）、DeAngelo模型（DeAngelo，1986）、Jones模型（Jones，1991）、ModifiedJones模型（Dechow，1995）、Industry 模型（Dechow & Sloan，1991）、特定應計利潤模型等，以上模型均用全部或部分操控性應計利潤衡量盈余管理，而忽略盈余中經營現金凈流量中可能存在的被操控部分。Burgstahler & Dichev（1997）提出來盈余分布模型，該模型通過研究管理后的盈余的分布密度來檢測企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但不能說明盈余管理采用的具體手段，所以無法清楚地認識企業實施盈余管理的步驟、程度和后果等。Bruns和Merchant（1990）發現被調查者更傾向于操控真實活動（例如期末異常促銷、提供更為寬松的信用政策等），而不是通過應計項目來管理盈余。Graham等（2005）發現被調查者更傾向于通過真實決策活動而不是應計操控來管理盈余，有78/%的被調查者表示他們愿意削減R&D、廣告和維持費用的支出去實現盈余目標，而只有7.9/%的被調查者選擇用改變會計方法（如備抵、養老金等）來管理盈余。Roychowdhury（2006）以Dechow提出的模型為基礎構建了真實盈余管理的計量模型，為開展真實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研究工具，發現近年來隨著法律和制度的嚴格，公司傾向于以操縱真實活動進行盈余管理。Cohen等（2008）利用Roychowdhury（2006）提出的真實盈余管理模型，研究發現薩班斯（SOA）法案發布前后美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發生明顯的變化，由應計利潤調整轉為真實活動操縱的盈余管理方式。張俊瑞等（2008）發現1998年至2005年微利公司存在利用銷售操控、費用操控和生產操控來實現保盈目標的真實活動操縱行為。張志花和金蓮花（2010）以2003年至2007年滬深A股上市企業為樣本，利用真實盈余管理評價模型分析了公司治理機制對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影響。結果發現，通過完善公司治理機制有利于抑制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此結論從側面反映了真實盈余管理的存在。綜上所述，雖然學者們對真實盈余管理的研究甚少，但它在實務中卻備受管理者青睞，特別是在經濟社會環境、法律環境等會計環境不斷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真實盈余管理發生的頻率和程度會不斷提高，它必將引領未來盈余管理研究的方向。
二、真實盈余管理概念、動機和手段
（一）真實盈余管理的概念Healy & Wahlen（1999）研究發現，盈余管理是管理者運用會計方法或者構建真實交易來改變財務報告，以影響利益相關者對公司業績的理解，或者影響以財務報告會計數據為基礎的契約的結果。Scott（1999）從經濟收益觀出發，認為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當局在會計準則和財務制度所允許的范圍內，利用職業判斷和規劃交易等手段對會計盈余進行調節，以尋求對自己效用最大化或股東財富最大化的一種行為。寧亞平（2004）認為，通過無損于公司價值的實際經營活動和交易來操縱盈余的行為或現象叫做“實際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是盈余管理全部內容的一部分，而盈余管理的整個過程并未超出財務報告的范疇，結合財務報告的目標，筆者將真實盈余管理定義為：企業管理者在公認會計原則范圍內，通過改變或者構建真實交易活動來調整對外財務報告中經營現金凈流量或者其他會計信息，以迎合其他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會計信息的預期和履行受托責任的系統過程。
（二）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理論上盈余管理可以通過調整經營現金凈流量和應計利潤兩條途徑來實現，但由于經營現金凈流量通常與公司銷售和收款政策等緊密相關，與會計選擇關系不大，因此經營現金凈流量的可操控性不強，而應計利潤項目相對彈性較大，所以盈余管理主要依靠調整應計利潤來實現（陸建橋，1999）。因此，以往的研究側重于應計利潤管理，但在變化了的會計環境中管理者們鑒于以下原因可能選擇真實盈余管理：（1）會計彈性空間縮小。雖然會計準則不是導致盈余管理的根源，但畢竟是盈余管理主體樂于借用的主要工具。因此，會計準則的科學性、嚴密性和彈性如何，對企業管理當局利用其進行盈余管理的廣度、深度和頻度無疑是有影響的。由于會計準則的日益完善和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強，利用會計處理方式（應計利潤管理）來管理盈余的空間將越來越小，風險也越來越大。李彬等（2010）以我國A股市場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在考慮行業特征對會計彈性影響的基礎上，通過對比分析在不同的會計彈性下真實活動操控程度的差異，驗證了會計彈性與真實活動操控程度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得出了會計彈性大的公司較少利用真實活動操控盈余，會計彈性小的公司則更多利用真實活動操控盈余的結論。（2）受企業現有資產狀況限制。應計利潤管理一般通過計提折舊、計提或轉回減值準備等會計方法實現對會計盈余的調整，但其運用通常必須以現有的資產狀況為條件，如現有應收賬款的規模、固定資產的狀況、存貨量的大小等，這就使其使用的范圍和效果相比真實盈余管理受到更多的條件限制，管理盈余的成本上升。另外，從長期來看企業的應計制會計利潤等于現金制會計利潤，應計利潤管理的能力存在此消彼長的事實。特定會計期間人為調增的應計項目將在以后期間轉回，必將帶來利潤下滑，上市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后的“變臉”現象就是證據。（3）契約評價指標的多元化。除管理者外的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者通常是盈余管理的受害方，為了改變這種不利局面，他們在與管理者達成契約時，不再只約定會計盈余一個指標，同時加入了其他指標如現金流量指標。1999年末，中國證監會對年度報告準則做出修訂，要求上市公司在定期報告的“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中披露“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指標。2001年，證監會對公司年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再次進行修訂，要求上市公司對“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凈額”信息的披露，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少數上市公司不當運用權責發生制手法來操縱利潤的行為。（4）其他利益相關者對真實盈余管理知之甚少。以應計利潤管理為主流的盈余管理研究已取得了豐富且較為深入細致的研究成果，其他利益相關者也從中學到了不少相關知識，再加上在資本市場多年來的“戰斗經驗”，對傳統的盈余管理手段已有比較全面和深入的認識。而對會計理論界很少涉及的真實盈余管理知之甚少，加之真實盈余管理可能發生在每年的任何時間，根本無法區分效率性的業務構建與機會主義的業務構建，隱蔽性更強。管理者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博弈”必然帶來盈余管理手段由傳統走向創新。
（三）真實盈余管理的手段 真實盈余管理手段包括：（1）債券轉換為股東權益。企業在籌集長期資本時通常會考慮籌資成本、到期還款壓力、限制條款等因素以期優化資本結構和降低未來期間的財務風險。可轉換公司債券因具有債券和股票的雙重性，而成為較好的融資方式。當企業經營業績欠佳時，企業可能會與債券持有者協商按期或者提前進行債轉股，從而減少當期利息支出和現金流出，提高企業當期的盈利水平。（2）關聯方交易。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36號——關聯方披露》對關聯方關系的認定、關聯方交易披露的范圍及內容都給出了嚴格的規定，并且列舉了10種情況屬關聯方交易，以防企業利用關聯方交易操縱盈余。這種近乎嚴密的規定，反而給了管理者可乘之機，只要不屬于準則中規定的10種情形，就不需按準則的要求進行披露，因而管理者往往通過關聯方交易的非關聯化實現對盈余的管理。當上市公司面臨退市（ST、*ST）危機時，關聯方會通過管理方交易盈余管理向其輸送利益，人為提高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幫助其保牌；當上市公司需要獲得配股和增發新股的資格時，關聯方也會通過關聯交易盈余管理向其輸送利益，幫助其保配、保發（孟焰、張秀梅，2006）。（3）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債務重組。由于此兩類交易中可能涉及公允價值的估計問題，為避免同時考慮應計利潤管理的影響，可假設公允價值的估計是中立無偏的。企業可以通過此兩類交易獲取收益，達到優化盈余的目的。戴德明、陳放（2009）對新企業會計準則實施后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進行實證研究后認為，營業外收入仍是虧損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重災區”，其中最常見的是將債務重組收益計入營業外收入。（4）股票回購。企業發行在外普通股每股收益（EPS）等于歸屬于發行在外普通股的當期凈收益除以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企業可以通過回購發行在外的普通股，以提高EPS。在資本市場中EPS會直接影響股票價格，當管理者預計EPS水平達不到市場預期時，為了防止股票價格的大幅下跌，有可能采取回購股票的方式，提高每股收益水平，迎合市場預期。（5）調整酌量性費用。酌量性費用是指可由企業管理者自行決定支出水平的費用項目，如R&D支出、廣告支出和維修開支等。這些費用支出通常是面向未來的開支，關系到企業未來發展潛力，而對當期生產經營能力影響較小。為扭轉當期虧損或利潤下滑的不利局面，追求短期利益，管理者可通過減少當期的酌量性費用支出水平，調增當期盈余。這種急功近利行為的短期效果明顯，但犧牲了企業的未來發展能力，損害了公司價值。（6）銷售操控。銷售操控通常指企業異常地削價促銷和放寬信用條件等行為。異常削價促銷會導致下一會計期間市場需求冷淡，可能形成客戶對企業降價銷售的預期。而由于信用門檻的降低，會帶來大量的應收款項，極易發生壞賬損失。張俊瑞等（2008）研究發現微盈公司存在利用銷售操控、費用操控和生產操控來實現保盈目標的真實活動操控行為。（7）生產操控。按現行成本核算制度的規定，產品成本由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兩部分構成。一定期間內企業生產的所有產品共同分擔固定成本，當產量在一定范圍內變動時固定成本不變。因此，企業通過提高會計期間內的產品產量可以降低單位產品成本。在銷量確定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增加產量即可實現當期盈余的增加。產量的增加也會造成存貨存量增加，占用大量資金和降低資金利用效率，存貨發生減值和損毀的可能性增大。Roychowdhury（2006）發現，公司為了避免年報虧損通過價格折扣暫時促進銷售增長、通過提高產量來降低商品銷售成本、通過減少酌量性費用來增加報告中的毛利等手段來進行盈余管理。（8）資產處置。新的企業會計準則資產減值準則（CAS8）明確規定長期資產計提的減值準備在持有期間不可轉回，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管理盈余的發生，但這并未將利用資產減值調整盈余的路完全切斷。企業可將已計提減值準備的長期資產予以處理，轉銷計提的減值，變相轉回減值，增加盈余。另外，新準則中規定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期間公允價值變動形成的利得或損失計入所有者權益，直到該金融資產終止確認時轉出計入當期損益。管理者為達到期望的盈余水平，就有可能違背當初的意圖，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釋放其中的利得或者損失。另外，除上述手段外，管理者還可通過獲得一次性稅費返還、臨時收回被占用資金以及延期支付貨款等操縱經營現金凈流量的真實盈余管理行為。
三、真實盈余管理計量模型
（一）正常預期水平測算Roychowdhury（2006）在借鑒Dechew等關于盈余與現金流量關系研究后，提出的模型推導出經營現金流量、酌量性費用和生產操控的正常預期水平，用實際偏離預期的異常經營現金流量、異常生產成本和異常酌量性費用計量真實盈余管理水平。
（二）異常值測度 分行業運用OLS法分別估計出模型（1）、（2）和（3）各變量的回歸系數α，將回歸系數α回代到模型（1）、（2）和（3）中，計算出各年度公司樣本的回歸值，并以其各年度對應的實際值減去回歸值，得出異常值，模型如下：
其中：CFO表示經營現金凈流量；A表示總資產；S表示銷售收入；?駐S表示銷售收入變動額；DISEXP表示酌量性費用，是營業費用與管理費用之和；PROD表示生產成本，是銷售成本與存貨變化之和；ACFO表示異常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ADISEXP表示異常酌量性費用；APROD表示異常生產成本；?灼表示誤差項；α表示回歸系數；下標i表示公司，j表示行業，t表示年份。
四、結論
盈余管理作為一種合法行為在企業活動中普遍存在，但其損害了眾多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有時其危害性不亞于會計造假，因而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盈余管理的研究成果是制定保護利益相關者法案的參考和依據，但當前會計理論界對盈余管理的研究方向與會計實務脫節，對實務中大量存在的真實盈余管理行為缺乏足夠的關注，尤其是對真實盈余管理后果的認識尤為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