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公開信息，即上市公司將其經營狀況及其他可能影響投資者決策的重大信息，按照法律、準則規定的形式予以披露。在2003年深交所推出的《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出自愿性信息披露，指出自愿性信息披露時除強制性披露的信息之外，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形象、投資者關系，回避訴訟風險等動機主動披露的信息。但目前中國上市公司在自愿性信息披露方面的意識較為薄弱，因此促進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十分迫切的，本文從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質量、動機和影響因素角度出發對已有的國內外文獻進行梳理和歸納，指出現有研究的局限性。
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動機與質量研究
（一）披露動機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問題就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重點，Ch i-Wen Jevons Lee（1987）在其對會計結構研究中指出，信息披露和信息披露質量控制對資本市場發展尤為重要。Douglas W. Diamond和Robert E. Verrecchia（1991）提出，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從而通過吸引更多的投資者以減少公司的資本成本。Paul M. Healy和 Krishna G. Palepu（1993）認為，投資者掌握公司信息的程度對公司管理層發行公共債務或者股票等融資決策有重大的印象。隨后在2001年他們提出，財務報告和信息披露是管理者與外部投資者提供公司績效和治理的重要手段，同時他們認為，在會計規則和審計并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公司的管理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會在決策和向外部投資者披露更多的公司業績方面的信息之間進行權衡，具有主動披露一定程度的公司信息的動機。李明輝（2001）提出，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幫助企業提高其價值和在競爭性資本市場籌集資金的能力，同時充分的信息披露能夠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這些都促使上市公司主動披露相關信息。張宗新、張曉榮和廖士光（2005）應用經濟主體行為最優化理論，分析指出，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動因主要表現為：揭示公司價值需要、再融資最大化需要以及上市公司高管層獲得控制權收益。周慧玲（2006）認為自愿性信息披露表現了經理人員的真實動機，公司經理層會基于經濟利益的考量主動與投資者溝通信息。
（二）披露質量
Kasznik和Baruch Lev（1995）檢驗了在出現超額收益驚喜時管理者的信息披露，發現不超過10%的公司披露了收益數據或者銷售預測，而50%的公司保持沉默。面臨較大的未預期虧損時，大部分公司傾向于披露自愿性盈利預測。另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決策也與公司的高管層有關。David Aboody和Ron Kasznik（2000）通過研究發現，在股票期權到期之前，上市公司的高級管理層推遲利好信息的發布和加速發布利空信息，以為了提高其股票期權報酬，這樣可以大大的降低公司的履約成本。Kothari等（2009）回答了相比于利好信息，管理者是否有推遲利空消息的披露的問題并得出結論，平均來說，管理者都存在操縱信息披露的行為，他們有意推遲向投資者披露利空信息。在中國，外部投資者、債權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都對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有著強烈需要。吳聯生（2000）對中國的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進行調查，結果發現73.33%的機構投資者和80%的個人投資者表示非常需要未來信息。喬旭東（2003）以深滬上市公司2001年年度報告全文為研究對象，發現目前中國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項目數量少，自愿性披露信息含量低，另外自愿性信息披露方式較為單一。潘琰和辛清泉（2004）通過研究中國機構投資者的信息需求，指出上市公司網站信息披露質量存在缺陷，目前的財務報告并不存在明顯的信息冗余，相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明顯不足，無法滿足機構投資者的信息需求。李心丹等（2006）向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在中國A股上市的公司進行問卷調查，通過對563份樣本進行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水平狀況分析，得出結果：中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雖然有所提高，但是自愿性信息披露仍然相當薄弱，在公司發展戰略、核心競爭力、社會責任以及前瞻性和預警性方面的信息披露非常不樂觀。巫升柱（2007）以在中國發行A股的上市公司2004年年度報告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1185家樣本公司的統計研究得出，中國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意愿淡薄，自愿性披露的水平偏低。齊萱（2009）通過構建我國上市公司自愿性會計信息披露評價指數（VADI），以2006和2007年石化塑膠行業上市公司年度報告作為樣本，評價上市公司自愿性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發現我國上市公司自愿性會計信息披露數量比較少，披露內容不充分以及披露模式比較單一。
二、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影響因素研究
（一）公司特征
Hossain和Rahman（1995）選取1991年新西蘭55家上市公司的年報以考察公司特征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響，結果發現公司規模、財務杠桿以及異地上市等因素對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有顯著的影響。Raffournier（1995）選取1991年瑞士161家工商業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作為樣本以研究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發現公司規模和國際化程度對信息披露起著重要作用，大型、國際化多種經營的公司比小型、純國內經營的公司披露的信息水平更高。Miller（2002）認為，上市公司在其盈利增長期間，更傾向于通過多種渠道進行信息披露，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Leventis和Weetman（2004）通過分析1997年希臘87家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發現公司規模對自愿性信息披露質量有顯著影響，但是財務杠桿、盈利能力對自愿性信息披露則沒有顯著影響。El-Gazzar（2008）檢驗美國1996年至2000年178家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管理層自愿性披露的影響因素，發現發行債務比較頻繁的公司更傾向于發布管理層責任報告以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減少投資者信息的不對稱性。公司規模、盈利能力、財務杠桿對管理層自愿性信息披露均產生影響。方軍雄（2007）通過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發現資產規模越大、上年每股收益越差，以及去年發生凈虧損的公司，其信息披露透明度越差。王斌和梁欣欣（2008）指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與公司財務收益能力、資產規模等正相關，而與資產負債率負相關。涂建明（2009）以深交所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管理層不同信息披露質量與不同的財務狀況、經營業績等財務績效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發現信息披露質量與公司的經營業績、資產管理效率、財務風險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公司財務業績的變化會驅動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變化。喬旭東（2003）通過對滬深兩地2001年100家上市公司的研究，指出中國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與公司的盈利能力正相關，與公司發行的股票種類相關，但是與上市公司的公司規模無關。
（二）公司治理結構
Forker（1992）認為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會降低公司的內部監控質量，從而對信息披露質量產生決定的影響。發現在上市公司的審計委員會的設置與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之間存在一種弱正相關關系。Gelb（2000）通過檢驗AMIR公司信息委員會報告中管理者持股比例和經分析師評級的信息披露質量之間的關系，發現管理者持股比例越低，公司年報和季報的披露質量評級水平越高。Simon S. M. Ho和Kar Shun Wong（2001）分析了香港上市供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利用信息披露相關的加權指數衡量自愿性信息披露質量，發現審計委員會對信息披露程度顯著正相關；董事會中家族成員的比例與信息披露程度負相關。L.L Eng和Y.T Mark（2003）的研究提出，獨立董事比例與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負相關。他們認為獨立董事和信息披露在監控管理層方面是替代關系，而非補充關系，獨立董事的增多會降低信息自愿披露。Irene Karamanou和Nikos Vafeas（2005）研究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和自愿性財務信息披露的關系，發現擁有更有效的董事會和審計委員會結構的公司，管理者更有可能公布或者更新盈利預測，同時預測更為準確。他們證明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夠提高公司財務信息披露質量。Wang， Oa和Claiborne（2008）選取2005年110家同時發行A股和B股的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自愿性信息披露質量與國有股持股比例、外資股持股比例以及審計師的聲譽正相關。付秀明和彭聰等（2004）以117家中國上市公司2002年年報為樣本，考察股權結構與董事會結構對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響，發現自愿性信息披露質量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呈U型關系，而與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例、董事長是否兩職合一并沒有顯著關系。馬忠和吳翔宇（2007）通過構建簡單的理論模型研究了金字塔所有權結構對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以2002年至2004年我國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終極控制人為了獲取私人利益而傾向于抑制對外披露私人信息，而董事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終極控制人行為起到了監督作用。王斌和梁欣欣（2008）以深交所2001年至2004年信息披露質量評級報告結果和188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以及4年的分年度數據為研究樣本為基礎，從公司治理、經營狀況角度討論它們與信息披露質量的內在聯系，發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與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所占的比例成正相關，與股權結構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同時董事長與總經理合一型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較低。蔡衛星和高明華（2009）利用2006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以深交所信息考評結果與證券分析師盈余預測精度作為作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衡量指標，實證檢驗了審計委員會與公司信息披露質量之間的關系，發現，與沒有設置審計委員會的上市公司相比，設立了審計委員會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質量，另外，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對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伊志宏、姜付秀和秦義虎（2010）以2003年至2005年深交所上市公司數據，考察了產品市場競爭、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質量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公司治理結構的合理安排能夠對信息披露產生積極促進作用。
（三）管理者自身原因
David Aboody和Ron Kasznik（2000）以572家上市公司的2039的CEO期權獎勵為樣本，記錄與期權獎金相關的股票價格和分析師盈利預測變化，發現CEO們確實存在操控和利用自愿性信息披露決策來最大化其股票期權報酬。Venky Nagar， Dhananjay Nanda和Peter Wysocki（2003）研究管理者信息披露行為與以股票價格為基礎的激勵機制的關系。管理者掌握著投資者所需的信息，除非有適當的激勵，管理者并不愿意公布這些信息。他們發現，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與CEO持有的受股價影響的報酬比例和CEO持有的股票價值正相關。同時，管理者對自己未來職業發展的考量也是管理者操縱信息披露策略的一個動機。Graham和Rajgopal（2005）考察了超過400家上市公司影響他們信息披露決策的因素，發現管理者除了進行自愿性信息披露以降低信息風險，他們還利用信息披露來提高股票價格，同時他們盡量避免設置信息披露的先例，以降低未來維持信息披露水平的困難。Kothari，Susan Shu和Wysocki（2009）實證檢驗發現，管理者對未來的職業考慮（career concerns）確實使得管理者控制自愿性信息披露。
（四）其他原因
Douglas W. Diamond和Robert E. Verrecchia（1991）指出，大型公司由于能夠獲利更多所以會披露更多的信息。Begona（1997）經實證研究發現西班牙上市公司聘請的會計事務所亦對信息披露質量產生影響，會計師事務所排名與信息披露質量成正比。但L.L Eng和Y.T Mark（2003）認為，上市公司聘請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或聲譽與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并沒有顯著的相關性。Lang和Lundholm（1993）在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之后發現，證券分析師對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評級對公司未來發行證券有顯著影響。隨后，他們發現公司股票發行與發行之前六個月的信息披露行為之間顯著的正相關。Christine A. Botosan（1997）通過研究1990年的122個制造公司年度報告樣本，回歸公司預計的權益資本資本、公司規模和自建的信息披露水平模型，發現較低的權益資本成本的公司披露的信息更多。Christopher F. Noe（1999）通過研究自愿性信息披露和內部交易（如管理者交易自己公司的股票）的關系，發現管理者將內部交易放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之后以得到更有利的股票價格。同時管理者在自愿性信息披露時利用其掌握的公司長期發展前景信息來保護自己以免受到獲取暴利的指控。Shuping Chen，Xia Chen和 Qiang Cheng（2008）對家族性質企業和非家族性質企業的自愿性信息披露進行比較，發現家族型企業很少公布其盈利預測，但是有更多的盈利預警。肖華芳和袁建國（2007）以在上交所上市公司的公司年報作為樣本，考察樣本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通過多元回歸檢驗發現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質量與公司成長性負相關；醫藥、生物制藥以及計算機等高科技行業的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相對較高；另外異地上市能夠促進公司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趙宇和周志華（2007）另辟蹊徑，從我國傳統文化中制約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思想，如功利思想、重人情等進行反思，分析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鼓勵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思想理念，從文化氛圍營造和培育角度提出了提高我國自愿性信息披露質量的相關建議。張學勇和廖理（2010）利用中國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逐步推進的特征，實證研究股權分置改革對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行為的影響，發現無論是政府控制還是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都可以有效的提高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質量，不過股權分置改革只能顯著影響非財務信息披露，對于財務信息披露并無顯著影響。
三、結論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日趨增加和不斷深入，取得了不少有意義的研究成果，對不斷推進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起到了指導作用。但是在我國，仍然有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如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質量評價，側重于不同行業、不同板塊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影響因素中對高層管理者角度出發的研究；如何完善我國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主要對策，特別是從法律角度出發的思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