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而企業的所有活動都是從企業融資活動開始的。根據有關法律規定，新企業創建首先要籌集足額的法定資本金，然后才可以設立；企業為了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也必須不斷地融資，以滿足經營規模不斷擴大的需要；而虧損或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更需要籌集資金來彌補資金的不足。融資不僅制約著資金的投放和運用，還影響著企業治理機制的形成，影響著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薛玉蓮、李全中，2006）。當前流行的企業融資理論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社會化不足”的研究范式，把企業放置在一個孤立的環境之下，主要關注經濟制度和正式制度對企業融資行為的影響，對非經濟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考慮不足。而對于任何一個企業而言，其經濟行為都是嵌入在其所處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中，必然要受到其所處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影響（Mark Granovetter，1985）。這種忽視企業財務行為的社會“嵌入性”的思維，是現代企業融資理論的重要缺失（沈藝峰等，2009）。因此，引入企業社會資本理論概念來分析非經濟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對企業在社會網絡中獲取資本資源的影響，對企業今后的融資行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長三角地區作為中國民營經濟最為發達和活躍的地區，其發展離不開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中小企業是長三角地區經濟飛速發展的主力軍，發揮了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機會、加速工業化進程、調整產業結構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國際經濟危機、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猛漲、用工成本激增、民間借貸利率飆升等原因，不少民營企業感到了 “資金饑渴”。因此，融資已成為目前影響長三角地區中小企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亟待突破的“瓶頸”。本文運用經濟與社會因素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從企業社會資本角度研究長三角地區中小企業社會資本對企業債務融資的影響，對于我國中小企業更好地利用企業內外部的社會關系網絡資源，走出融資困境，提高企業競爭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社會資本是由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于20世紀80年代首次系統提出，之后由Coleman引入了美國社會科學界并對社會資本給予了全面具體的界定和分析。90年代Putnam把社會資本理論廣泛用于政治學、經濟學等領域，真正地使社會資本概念引起了廣泛關注。而正式提出企業社會資本的概念并對其進行系統分析的是Gabby和Nahapiet等人，將企業從社會群體中提取出來作為獨立研究的主體，分析了社會網絡結構與企業以及企業內部成員實現既定目標之間的聯系，認為企業社會資本是嵌入于企業的可利用的資源或社會單元擁有的關系網絡中的實際的和潛在的資源（Janine Nahapiet，Sumantra Ghoshal，1998；Gabby S M.，Leenders，1999）。Coleman（1990）首先從金融的角度考察了社會資本對融資與經濟的影響，認為社會資本強化了誠信的普遍程度，從而促進了人們在資本市場上的合作。Berger和Udell（1995）基于“關系融資”理論，認為隨著關系的持續，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成本呈下降的趨勢，關系型借貸中的銀行會給予企業較低的貸款利率，且利率優惠的程度與關系持續時間呈正相關。Uzzi（1999）利用社會嵌入和網絡方法分析了中小企業獲得貸款的機會和成本，認為存在于企業和銀行關系中的社會資本能夠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Khwaja和Mian（2005）對巴基斯坦的研究發現，相比沒有“政治關系”的企業，擁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即使存在更高的違約率，也能從國有銀行那里獲得更多的貸款；而且當與企業有密切關系的政黨其政治權力得到提高或者在選舉中獲勝時，這些企業獲得的優惠貸款會更多。Cull和Xu（2005）的研究也發現，與政府有密切關系的企業更可能獲得國有銀行的貸款。
（二）國內文獻 胡旭陽（2006）通過對浙江省2004年民營百強企業的研究表明，民營企業家的政治身份通過傳遞民營企業質量信號提高了民營企業的資本獲得能力，促進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吳小瑾、陳曉紅（2007）認為，社會資本具有增強中小企業融資信用的作用，并且具有更多社會資本的中小企業具有更高的信用水平，同時也具有更好的融資環境。戴亦一、張俊生等（2009）研究發現：在社會資本發展較好的地區，企業更容易獲得短期負債和長期負債，而且企業可以使用較少的抵押物獲得債務融資。沈藝峰等（2009）以房地產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企業社會資本對企業融資的影響，結果表明企業社會資本越大的企業，從銀行獲取貸款的能力越強，并且企業社會資本對企業債務融資能力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短期債務的籌集上，即企業社會資本越大，企業的債務結構越趨于短期化，企業融資結構的財務彈性越大。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本文借鑒邊燕杰和丘海雄（2000）、石軍偉（2007）等學者對企業社會資本的分類方法，將企業與外部的聯系視為企業的社會資本，把企業社會資本分三類:縱向社會資本、橫向社會資本和企業的特有關系資本。
（1）企業的縱向社會資本與債務融資。一般認為，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產生了獨特的治理結構效應，使企業更容易獲得有關銀行的信息并為企業爭取到貸款。同時，二者之間的關系越是多元化，企業的貸款成本越低（Uzzi、Gillesple，2002），這種關系對于中小企業尤為重要。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1：企業的縱向社會資本與企業債務融資數量正相關
（2）企業的橫向社會資本債務融資。企業的橫向社會資本指的就是企業與社會關系網絡中其他成員之間的聯系。橫向聯系多而廣，企業的有效信息就多，可選擇性就大，因而可以有先人之舉，得到發展。橫向聯系少而窄，企業就閉塞、機遇就少，只能在有限的空間求生存。由此可以提出假設：
H2：企業的橫向社會資本越大，企業獲得的債務融資就越多
（3）企業的特有關系資本（OA）債務融資。一個企業如果擁有了其他企業所無法得到的優勢資源或技能，如特許權經營網絡、穩定的客戶關系、銷售渠道網絡 、商譽等不易被復制、壟斷或流失的戰略性資產，就會比其他企業更具有競爭力。這種存在于企業的合作網絡中的一種互動性的關系資本是企業特有的，在對企業的特許權網絡、客戶關系網絡、銷售渠道網絡、商譽等的現有研究中，人們大都將其歸入了企業的無形資產項目中，且有研究表明，這些在無形資產價值中是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的（趙敏，2005）。因此假設：
H3：企業的特有關系資本對企業獲得債務融資具有顯著的影響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的樣本為2007年長三角地區（包括江蘇、上海、浙江）中小板塊上市公司，在樣本中沒有ST公司，由于財務報表的體系不同，去除了其中1家金融保險類公司，得到有效樣本觀察值80個。對上市公司董事長的背景資料采用手工搜集，其中董事長個人的背景信息主要源自于2007年年報中披露的高級管理人員主要工作經歷和新浪財經中披露的高級管理人員簡歷。對于部分無法在這兩處獲得背景信息的董事長，利用搜索引擎BAIDU通過“企業名稱 董事長 人名”的關鍵字段進行信息搜尋，盡量獲得相關信息，并進行賦值。其余研究資料來源于國泰君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CSMAR數據庫。數據分析采用SPSS17.0軟件。
（三）變量定義
本文選取變量如下：（1）被解釋變量。本文借鑒余明桂、潘紅波（2008）對政治關系與民營企業銀行貸款關系的研究和沈藝峰（2009）對房地產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研究，采用資本結構變量和短期、長期借款水平變量來分析企業的融資行為。資本結構變量，即資產負債率定義為企業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的百分比；短期借款水平用短期借款占總負債比例表示，長期借款水平用長期借款占總負債比例表示。（2）解釋變量：企業社會資本。本文將企業社會資本分成三類，通過五個變量測量企業社會資本。①企業的縱向社會資本（EGC） 通過測量企業家與政府和銀行的聯系來觀測企業動員政治資源的能力。第一，與政府的關系資本（EGC1）。本文所說的企業家是指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通過對其任現職前是否在政府或相關單位中有就職經歷來衡量企業家的政府關系。如果企業家在政府或相關單位工作過的話，會積累起一定的政府關系資，在平衡大局和尋找資源方面同樣擁有更大的優勢。用一個五點定序變量來衡量這個指標，如果企業家在政府部門、銀行、行業協會、大型國有企業、科研院所任職過，那么變量賦值則分別為10、8、6、4、2。如果企業家同時還擁有兩會代表（人大或政協）的身份，那對之賦值為9。與銀行的關系資本（EGC2）。企業與銀行之間是否具有除借貸關系之外的多元化關系，對企業獲取銀行貸款是相當有利的。如果銀行位居企業的10大股東（取值為1），那么意味著銀行與企業關系的呈現借貸和投資交融的多元化關系，如果企業的10大股東中沒有銀行機構，取值為0。②企業的橫向社會資本（EMC）。企業橫向社會聯系的性質是多樣的，如業務關系，協作關系，借貸關系，控股關系等，在本文中，企業的橫向社會資本包括：與客戶的關系網絡（EMCl）。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報中披露的前5大客戶的合計銷售金額占年度銷售總額的比例來衡量企業與客戶的關系。前5名客戶的合計銷售所占份額越高，則與客戶的關系網絡越小。與關聯方的關系網絡（EMC2）。中國的上市公司多以母子公司、合營企業、聯營企業等企業組織形式的存在，上市公司與母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廣泛存在。用企業家在關聯方企業任職的單位數來表示。企業家在關聯方任職的單位數越多，關系網絡越大。③企業特有的關系資本（OA）。在對企業的特許權網絡、客戶關系網絡、銷售渠道網絡、商譽等的現有研究中，人們大都將其歸入了企業的無形資產項目中，且有研究表明，這些在無形資產價值中是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的（石軍偉，2007）。所以，用上市公司報表中的無形資產項目來近似測量組織的特有關系資本。（3）控制變量。在研究企業社會資本對企業融資行為的影響時，需要對可能影響企業融資行為的相關變量都進行控制。這些控制變量主要包括：資產擔保價值（CVOA）。企業資產的組成或擔保價值影響企業的融資來源，資產的擔保價值越大，取得債務資金的能力越強。根據陸正飛和辛宇（1998）的研究，本文用（固定資產+存貨）/總資產的比值做為資產擔保價值的替代變量。企業規模（SIZE）。企業的規模與企業的債務融資能力成正相關關系，企業的規模表現的是企業的實力，規模越多，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越大。本文采用企業的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做為企業規模的指標。盈利能力（PROF）。盈利能力代表了企業用盈余來進行項目投資的能力，盈利能力與債務融資能力存在著正的相關關系，本文用營業利潤占營業收入的比值做為企業的盈利能力指標。第四，成長性（GROW）。成長機會是企業債務融資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是成功企業的一個標志，企業所在的行業成長性越強，企業需要借入的資金也就越多，而在其債務融資中取得債務資本的可能性就越大，因為債權人會看好企業的盈利能力和成長能力，愿意把錢投資于企業。行業因素（INDU）。企業所在的行業成長性越強，企業需要借入的資金也就越多，而在其債務融資中取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就越大，因為金融機構會看好新興產業的未來發展前景，愿意把錢投資于企業。選取了信息技術、生物制品醫藥和電子三個行業為新興產業（取值為1），其它則歸為傳統產業（取值為0）。
（四）模型建立
本文基本模型為：DEBT=?茁0+?茁1EGC1+?茁2EGC2+?茁3EMC1+?茁4EMC2+?茁5OA+?茁6SIZE+?茁7PROF+?茁8CVOA+?茁9GROW+?茁10
IINDU+?著。
模型中前5個變量都是解釋變量，ε為隨機誤差項，代表可能還存在其他不能觀察到的影響企業債務融資的因素。本文以β1、β2、β3、β4、β5等相關系數顯著為標準，驗證H1、H2、H3。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1）報告了樣本公司描述性統計結果。樣本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是44%，最大值是81%，說明我國長三角地區中小企業負債結構較大。在樣本企業的負債總額中，短期借款和長期借款的比例平均為35%、7%，短期借款比率較大，長期借款比率較小，體現了長三角短期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現狀。企業與政府的關系網絡取值區間為［2，10］，其均值5.09 顯示樣本企業的企業家平均而言都在政府或類似水平的單位工作過，大都擁有較強的政府關系或動員社會關系資源的能力。樣本企業中，與銀行有多元化業務關系的企業和沒有關系的企業各占一半，分布較平均。企業與關聯方及客戶的關系網絡的均值為2.59和0.29，表明樣本企業的橫向關系的網絡規模不是很大。組織的特有關系資本均值54.54百萬元，企業規模（取對數后）的均值7.302，說明大部分樣本企業為中小企業。行業類型的均值0.2表明樣本企業中的大部分企業屬于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內的企業只占1/4的比重。盈利能力和成長性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差別較大，表明長三角地區中小企業的效益參差不齊。資產擔保價值均值0.42較大，企業固定資產和存貨占總資產的比例較大。
（二）相關性分析
為了探討模型中企業社會資本與企業債務融資變量之間的關系，有必要首先在相關變量之間進行相關分析。本研究采用Pearson相關系數進行分析，求出上述變量之間的相關情形與顯著水平。觀察表（2）中的Pearson系數發現，大部分數值在統計上都不是很顯著，這表明各變量之間獨立性較強，基本上不存在自相關或共線性問題，可以分別解釋一定的因素或現象。由于變量相關系數的顯著性受到其它一些因素影響，需要更深入分析。
（三）回歸分析
表（3）為企業社會資本對企業債務融資的回歸結果。企業社會資本變量和控制變量分兩步進入回歸方程。第一，為了檢驗假設1，對企業的縱向社會資本與企業債務融資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并分�對企業規模、盈利能力、資產擔保價值、成長性、行業因素變量進行了控制。可以看出，在六個模型中無論是否控制影響銀行貸款的其他因素，企業與政府的關系資本對企業債務融資都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即企業與政府的關系資本越大，企業越容易獲得較多的銀行貸款。從模型3、4、5、6中還發現，企業與政府的關系資本對企業融資能力的提升主要體現在對短期貸款的獲取上，而對企業取得長期貸款幫助不是很多大。這可能是由于長期貸款的還款期限比短期貸款長，銀行難以監督獲得長期貸款的債務人，導致銀行受到債務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侵害的可能性較大。因此，銀行更愿意給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短期貸款而不是長期貸款。第二，從本文回歸結果看，企業與銀行的多元化關系對企業債務融資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如果銀行位居企業的10大股東，企業不僅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減少，企業整體負債數量也明顯減少。通過分析樣本公司的詳細報表內容，發現95%以上位居企業10大股東的是銀行的投資基金項目，中小企業大多正處于欣欣向榮的發展階段，為了向市場傳遞出企業優良的運營狀況以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資者，企業往往會相應減少一定的負債比例。這同時也說明了，不同于許多歐洲國家，在中國，與銀行的多元化關系對中小企業融資并未發揮出重要作用。回歸結果部分支持了假設1。第三，企業的橫向社會資本中，企業與客戶的關系資本對企業債務融資尤其是長期貸款具有非常顯著的正面影響。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報中披露的前5大客戶的合計銷售金額占年度銷售總額的比例來衡量企業與客戶的關系；前5名客戶的合計銷售所占份額越高，則與客戶的關系網絡越小；前5名客戶的合計銷售所占份額越低，則與客戶的關系網絡越大。回歸結果顯示，前5名客戶的合計銷售所占份額越高，企業債務融資比例越少，即企業與客戶的關系網絡越小，企業債務融資比例越少。這是因為，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日漸成熟的今天，客戶成為企業發展所需信息的重要來源，企業通過加強與客戶的市場聯系，可以從某些其他間接渠道獲得銀行貸款。同時，企業與關聯方的關系資本對企業債務融資具有一定的的負面影響。我國許多上市公司的供應和銷售沒有完全市場化，常常是上市公司與母公司進行關聯交易，企業家在關聯方企業任職的單位越多，越容易建立比較廣泛的供應和銷售渠道，關聯方之間的供銷業務資金結算并不及時，大多以應收或應付項目列支，因此企業用于關聯方交易的資金很少會需要從銀行貸款。回歸結果部分支持了假設2。第四，企業特有的社會資本與企業債務融資在六個模型中都出現了正面影響。但是，發現樣本企業特有的社會資本即無形資產大多為土地使用權、專有技術、特許權等，特別是土地使用權在無形資產總額中占了極大的比例，因此企業無形資產的構建需要使用大量資金，使得企業負債結構增大。企業將擁有的土地使用權等無形資產抵押給銀行進行貸款，無形資產越多，企業獲得的銀行貸款也就越多。回歸結果支持了假設3。
五、結論與展望
本文研究發現：企業縱向社會資本中的政府關系資本、企業橫向社會資本中與客戶的關系資本和企業特有的社會資本對于企業獲得銀行貸款具有積極的作用，這種作用大多體現在企業短期貸款水平上；企業的橫向社會資本中，與關聯方的關系網絡對企業債務融資沒有顯著影響；而企業縱向社會資本中，與銀行的關系資本對企業債務融資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本研究的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是企業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僅研究了企業社會資本的外部關系網絡，而對企業社會資本的測量可能無法完全反映其本質特征。由于中國企業的股權融資受到很大的非市場因素的影響，在研究時只考慮了企業的債務融資，這對于全面了解企業社會資本對企業融資的影響有局限。本文研究樣本為長三角地區中小板塊上市公司，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大樣本研究，而且存在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對研究結論的推廣和普及有一定的制約作用。未來將進一步研究，如企業社會資本的測量、企業社會資本對股權融資的影響、企業社會資本如何通過動態能力影響企業融資，以及企業社會資本積極和消極作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