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公司治理是現代企業發展的平臺，特別是上市公司發展的基礎性策略。公司治理主要解決兩權分離后現代企業所產生的委托代理問題，是經理革命的必然產物。在現代企業中，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逐漸分離，導致了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從而對企業的成長產生了極為不利的阻礙作用。在這種企業環境下，公司治理應運而生。
股權的配置、流通與轉化是上市公司運營的核心問題，影響到上市公司運營的所有因素，因此，公司治理的實施在上市公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對公司發展的激勵功能遠高于公司管理。當然，公司治理與公司管理存在著高度的融合性，具有較為廣泛的交匯區域。公司治理是從產權層面來審視企業的發展機制，通過產權的維護、變更與組合來激勵上市公司的發展。
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的實施對公司的發展同樣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按照西方公司治理的標準和規范，我國上市公司的治理并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因為從經濟體制的視角來分析，我國缺乏西方公司治理實施的體制性平臺，從而導致在經濟運營機制層面上，公司治理僅是對西方公司治理機制的模仿。然而，無論如何，公司治理的實施仍是我國企業制度的一大進步，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上市公司的成長。因此，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的實施對于煤炭企業的發展必然存在著積極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實施的時間較短，實施行為的進展較慢，因而沒有引起理論界的較多關注，研究成果較少，并且研究層次較淺。蔡廷杰、張金鎖、劉福民（2001）通過對國有煤炭企業集團化改制過程中公司治理模式所存在的問題的分析，認為國有煤炭企業公司治理所存在的問題是股權過分集中、內部人控制嚴重、經理層激勵機制缺失與董事會流于形式等。胡方舟（2007）研究了貴州煤炭企業的公司治理問題，認為近年來貴州傳統大型煤礦企業在組建企業集團、完善治理結構、規范內部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產權結構、股權結構、治理結構與公司體制建設方面還存在不足之處。譚章祿、張立權（2009）基于效率與公平的視角探悉了國有煤炭企業的公司治理變革，認為國有股投資主體缺位、內部治理結構不規范、經理人員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完善、股權結構不合理、法制環境缺失、外部監管不足與經理人市場監控不足是國有煤炭企業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而使國有煤炭企業的公平與效率組合嚴重偏離最佳的績效基準。孔寅、張嗣超（2010）認為，國有煤炭企業公司治理與公司治理結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內部監督失衡與外部監督缺失，并認為優化股權結構、建立明晰的產權制度、優化董事會結構與完善監事會職能是提高國有煤炭企業公司治理效率的有效策略。王國亮（2010）探討了企業集團并購后的公司治理問題，認為資源產權價值的評估問題、股權配置問題、并購公司與被并購公司的集權與分權沖突問題、并購公司與被并購公司的文化沖突問題均是企業并購后在公司治理方面所存在的主要問題。
可見，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已涉及到董事會結構、股權集中、內部人控制、經理層監督、監事會治理、股權結構失衡等若干方面，但多局限于理論性的探討，缺乏經驗性的判斷，因而對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指導作用較為微弱。本文在對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績效體系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的基礎上，對公司治理的微觀機理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從而為煤炭上市公司治理的改進提供策略性的指導。
二、公司治理績效模型的構建
國有煤炭公司上市的普遍做法是把國有資產進行剝離，拿出一塊優良資產成立新的上市公司，由母公司控股。由于受到能源深加工產業鏈以及主輻業依存的特點所影響，導致上市公司與母公司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大量的關聯交易。國有煤炭企業的上市方式也必然影響到公司治理的特征。總體而言，國有煤炭上市公司治理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同時，也存在著顯著結構失衡。具體而言，煤炭上市企業治理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上級行政機關作為所有者干涉企業決策，使股東會、董事會與監事會失去自主權；第二、作為所有者的國家無法指定真正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機構去執行所有者的職能，從而導致內部人控制現象較為嚴重。
基于煤炭上市公司治理的實踐，公司治理在現階段的突出性問題主要表現在董事會治理與股權結構兩個方面，這兩個要素均是公司治理體系中的關鍵性要素。在某種程度上說，董事會治理的改進與股權結構的優化有助于公司治理體系的整體性改善。
煤炭上市公司董事會構成應充分考慮到公司主要利益相關者的意愿與權益，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的配置要與公司的發展環境相一致。內部董事成員過多容易導致董事會成為“經理理事會”，失去了董事會對經理層的制衡作用。如果外部董事過多，很容易影響管理人員對公司的歸屬感和長期信心，因為外部董事一般缺乏對公司信息的準確掌握，難以與管理層溝通。近年來，煤炭上市公司均能夠積極地改進董事會與監事會的構成，將“行政干預下的經營者主導型”治理結構逐步轉變為“法人股東主導型”的治理結構，引入機構投資者、債權人等相關利益者進入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同時引入一定數量的高素質外部董事或獨立董事。
煤炭上市公司的股權較為集中，股權結構失衡，不利于公司的長遠發展。然而，煤炭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失衡源于歷史性的與體制性的因素，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得以調整。根據西方公司治理的經驗，股權適度集中有利于股東治理作用的發揮，而股權的過度集中（第一大股東持股率在50%以上）可能使大股東在股東大會上發生支配性的作用，抑制中小股東公司治理的積極性，并造成對中小股東的利益損害。目前，德日國家的股權集中度較高，而英美國家的股權集中度較低，但是，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率全部超過50%，第一大股東平均持股率高達65.14%，股權集中度遠高于德日國家的同類行業。
煤炭上市公司治理績效的改進存在著眾多的影響因素，對這些因素功能的認識有利于公司治理的規范性實施。在一定程度上說，公司治理績效的影響因素均包含在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內容之中，因此，公司治理績效模型的設計需要借助于公司治理評價的研究成果。迄今為止，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研究處于零起步階段，而南開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具有較大的借鑒價值。
南開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于2007年推出了“中國公司治理評價指數CCGINK”，簡稱南開治理指數，在理論上構筑了以公司治理邊界為核心范疇的公司治理理論體系。南開治理指數CCGINK從股東權益、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信息披露、利益相關者六個緯度來評價上市公司的治理狀況，并設置六個評價等級，分別為CCGINKI（治理指數90%～100%）、CCGINKI（80%～90%）、CCGINKI（70%～80%）、CCGINKIV（60%～70%）、CCGINKV（50%～60%）、CCGINKVI（<50%），從而為每年一度的《中國上市公司治理評價報告》的構建提供了基準，同時也為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績效模型的構建提供了理論指導。
根據以上分析，結合于我國煤炭上市公司的運營特征，本研究構建的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績效模型如下式所示：
y=?茁0+?茁1x1+?茁2x2+?茁3x3+?茁4x4+?茁5x5+?茁6x6+?茁7x7+?茁8x8+?茁9x9+u
其中，各變量符號的意義如下：y表示煤炭上市公司治理績效； x1表示董事會結構，即執行董事與外部董事的配置適合于公司內部運營機制的優化；x2表示獨立董事職能，即獨立董事在煤炭上市公司治理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x3表示監視會職能，即監事會在煤炭公司治理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x4表示職責明晰性，即董事會、監事會與經理層之間職責分明；x5表示股權激勵，即股權分配有利于實現對董事、監事與經理人員的激勵；x6表示薪酬激勵，即薪酬分配有利于實現對董事、監事與經理人員的激勵；x7表示股權結構，即煤炭上市公司在股東之間的股權配置具有一定的制衡性；x8表示內部人監督，即“內部人控制”的行為得到有效的監督；x9表示信息披露，即煤炭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有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改進；u表示樣本殘差項。并且，?茁0是截距，?茁1、?茁2、?茁3、?茁4、?茁5、?茁6、?茁7、?茁8、?茁9分別為x1、x2、x3、x4、x5、x6、x7、x8、x9的回歸系數。
三、模型檢驗
本研究擬采用后向淘汰（backward elimination）回歸分析法進行模型檢驗。后向淘汰回歸分析是逐步回歸分析法的一種，而逐步回歸分析法又稱為逐步選擇法，是為了達到選用一個有用的預報變量子集的目的，不斷剔出或添加變量進入回歸模型之中。采用逐步添加變量方法的稱為前向選擇回歸分析，而采用逐步剔出變量的方法的稱為后向淘汰回歸分析。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7點量表對10個測度指標進行數據收集，樣本總體為滬深兩市的16家煤炭企業。目前，在滬深兩市16家煤炭上市公司中，山焦（600740）、G煤氣化（000968）、國際實業（000159）與G安泰（600408）以焦炭生產與銷售為主，其余12家上市公司是神火股份、金牛能源、西山煤電、鄭州煤電、蘭花科創、兗州煤業、國陽新能、盤江股份、上海能源、恒源煤電、開灤股份和大同煤業。本次數據調查采用專家評分法，在中國礦業大學聘請10位相關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對每一個樣本的10個指標分別進行評分，然后取平均值作為該指標的值。這樣，便形成16份樣本數據，而這些樣本數據具有較高的合理性。
基于所獲取的有效樣本數據，借助于SPSS12.5統計分析軟件，可以實現理論模型的數據檢驗。第一次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其中：R2=0.376，F=64.158，F值具有較高的顯著性。
根據檢驗結果可知，系數?茁3和?茁4的值不顯著，因此，在模型中剔除自變量x3與x4后進行第二次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其中：R2=0.446，F=78.872，F值具有較高的顯著性。
根據檢驗結果可知，系數?茁7的值不顯著，所以，在模型中剔除自變量x7后繼續進行第三次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其中：R2=0.493，F=67.125，F值具有較高的顯著性，各系數值也具有一定的顯著性，因此，本研究模型停止后向淘汰回歸分析
四、結論
根據檢驗結果可知，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已經初見成效，對于煤炭上市公司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這種促進功能尚存在若干不足之處，有待進一步完善。
在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中，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獨立董事制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股權分配與薪酬分配對于董事會、監事會與經理層的職責行使產生了激勵性的影響，“內部人行為”受到了一定的約束，信息披露的作用也日益顯露。這些治理因素在公司治理中已產生了現實性的治理績效，需要煤炭上市公司進一步擴展與深化。
同時，在我國煤炭上市公司治理中，監事會的職能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董事會、監事會與經理層之間職責不清，股權結構失衡，“一股獨大”現象較為嚴重。這些治理因素在公司治理中沒有產生現實性的治理績效，需要煤炭上市公司進一步挖掘與激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