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4年英國學者Oliver Sheldon 第一次從學術角度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以來，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和實踐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愈來愈熱。西方發達國家因其由來已久的消費者運動和勞工運動，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起步早、成果豐碩，實踐中也多見成功的案例。相比之下，我國是在近十幾年才開始逐步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尤其是近幾年爆發的“三聚氰胺”、汶川大地震、頻發的惡性礦難、農民工工資糾紛、銀廣夏、鄭百文等事件，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廣泛關注。
我國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但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其尚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企業是承擔社會責任的主體，我們也普遍認同優秀企業家必須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他們出于職業本質和企業目標的原因，更為關注履行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如社會責任成本能否得到經濟補償？企業對利益相關者的承諾和履約是否具有價值效應？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如何提升企業品牌形象、如何形成競爭優勢、如何創造價值的？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之間是否相關？如果相關又是什么關系等等。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企業對社會責任活動的決策。本文試圖從已有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梳理中為上述問題找到可能的解釋，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決策提供有益的指導。
盡管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可以研究的范疇很多，但本文把其經濟后果限定為短期或長期與經濟相關的后果：即財務績效、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和可持續價值提升等內容。
一、理論研究
國內外眾多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或從不同的視角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理論研究。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框架中體現了它的經濟后果。Lantons（200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應該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倫理道德型，第二種是利他型，第三種是策略型，簡而言之，企業以投身慈善捐助事業來達到提高企業形象的目的，從而讓企業獲得經濟上的收益。Van Marrewik（2003）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五層次模型，包括依賴、利益、愛心、互動和整體五個層次，其中第二層次為利益，意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創造力和競爭力的投資，在未來可以帶給企業利潤。
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使企業與主要利益相關者建立緊密的關系，這種關系能幫助企業獲得不可見的、有價值的資產，具體來說，可能會促進客戶與供應商的忠誠度，會降低員工的離職率，而提高企業的聲譽，多方位為企業創造價值（Hillman and Keim，2001）。楊熠，沈洪濤（2008）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使用者是全體利益相關者，社會責任信息會改變信息使用者的決策和資源配置，但這種影響更多是長期和間接的。
有些學者從社會資本投資的視角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進行了詮釋。Aaddock（2000）把企業社會責任看成是社會投資，他認為大多數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是為了獲得長期的利益，并不完全是因為它們喜歡這些事情。企業投身慈善事業對企業來說，不僅是“愛心”，更是“市場”，企業向“慈善市場” 投資，可以獲得來自政府、社區、員工、社會等多方面的回報。Fombrun，Gardberg and Barnett（2000）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聲望/榮譽資本（Reputational Capital）的積累，這種資本可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Habisch，Meister and Schmidpeter（2001）也指出投資慈善事業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最高層級，是一種企業社會資本的積累，是一種具有巨大推動力的投資，但是這種投資所產生的效益是隱形的。這種投資收益表現在改善公司形象、提高員工士氣、改善企業與顧客、政府的關系、獲得更多的媒介正面報道等方面，進而提高企業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形成消費選擇偏好，為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人力資源，組織資源和物質資源獨特的相互作用決定企業的競爭優勢，這種核心競爭力來源于有價值的、稀缺的、不易模仿的、不易替換的資源（Wernerfelt，1984； Barney，1991）。Greening and Turban（2000）認為，企業關于社會責任績效方面的聲譽與形象是有價值的、稀缺的和不容易復制的，它將為企業帶來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Litz（1996）也從資源基礎論出發，研究指出利益相關者的相互依賴、道德注意以及社會事務反應都應該作為戰略性資產，作為能夠支持企業建立戰略競爭優勢的必需的和持久的源泉。
從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視角進行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就更為真實和顯著。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道德承諾，而企業可持續發展是企業社會責任追求的經濟遠景。企業社會責任在內容上完全融合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規定，最重要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可以構成企業生存、發展的倫理要素，從另一個方向與生產要素一道推動著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當代管理學大師Peter M. Senge（1990）認為越是能夠承擔社會責任，就越有能力永續經營并持續成長。袁蘊（2007）研究指出，企業所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有別于企業一般信息的根本就在于它能夠增強企業的責任競爭力，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戰略管理理論亦可很好地解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后所帶來的經濟后果。承擔社會責任，雖然使得企業的投入成本增加了，但卻使企業開辟了參與競爭的異質空間，能夠為企業賺取額外利潤。在其他條件一樣的情況下，因為消費者對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做出正面的回應，獲得了超額的市場份額（Smith and Alcorn，1991）。McWilliams and Siegel（2001）從差異化戰略的角度，認為應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投資戰略，通過把產品生產與企業社會責任屬性捆綁，創造出競爭對手所沒有的、較難模仿的差別化產品。
還可從成本效益方面來闡釋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對于企業為什么要承擔社會責任，從成本效益來分析，可以有以下兩種解釋：其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帶來的長期收益大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成本；其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符合企業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的企業目標。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改進企業本身的管理，從短期看，企業要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但是從長期看，會給股東帶來更大的利潤（李洪彥，2006）。
二、實證研究
回顧文獻，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的實證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研究，即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所引致的財務績效、資本成本、投資決策的反應（學者們一般依據所選樣本披露的相關信息進行實證研究）。其得出的結論也不一致，可歸納為三類：一是認為社會責任履行的越好，其經濟后果反應愈好，即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后果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二是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越好，其經濟后果無明顯反應，即企業社會信息與經濟后果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三是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越好，經濟后果反應愈差，即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后果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
學者們在實證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時，選擇的財務績效指標有所不同，結論也不一致。Bragdon （1972）、Bowman和Haire（1975）、 Preston（1978）以本期凈資產收益率（ROE）或五年的平均ROE為指標衡量公司財務業績，并對公司社會責任對財務業績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二者呈顯著正相關。Heinze（1976），Sturdivan和Ginter（1977）則選用ROE、利潤率、每股收益等多元指標，來證明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業績的影響，得出二者呈正相關的結論。Waddock and Graves（1997）、Berman，Wicks，Kotha and Jones
（1999）、Hiliman and Keim（2001）采用大樣本的回歸方法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關系以及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價值的影響，總體而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兩者互為因果。
然而，其他學者研究發現二者還存在其他關系。Cowen（1987）發現，如果考慮到前期財務業績對本期財務業績的影響，本期財務業績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變得不顯著。Berman（1999）通過對社會責任審計所涵蓋的幾個方面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只有員工利益和產品質量安全與財務表現和公司價值是正相關關系，而社區利益、環保等方面對財務表現和公司價值無直接影響。Fry and Mock（1976）、Bekaoui and Karpik（1989）、Hackston and Milne（1996）同樣發現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沒有關系。Freedman and Ullmann（1986）認為兩者無關系或者是負相關關系。
有些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考察，采用以證券市場為基礎的公司價值衡量方法來研究公司社會責任和公司價值之間的關系，但結果也不一致。Moskowitz（1972）認為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高的公司的股票價格比較穩定，Vance（1975）的結果則相反。Abbott and Monson（1979）通過每股價格變化加每股股利來衡量企業價值增值，并得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和投資者的收益之間沒有顯著影響。Hillman and Keim （2001）的研究表明，利益相關者管理對企業價值的提高并不總是起作用的。只有社區關系、雇員關系和雇員多元化與企業價值和企業競爭力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顧客滿意度和環境管理與企業價值之間只存在微弱的負相關關系。Homer H．Johnson（2003）認為，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并對其進行披露，能夠增加企業的利潤和提高公司的價值，不合法的和不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對公司的財務績效產生負效應。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資本成本
Verrecchia（1983）和 Dye（1985）認為更多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會增加投資者對股票的需求，從而降低資本成本。事實說明，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可能會扮演著的角色和財務信息披露類似，同樣會通過減少交易成本和減少估計誤差來降低資本成本。另外，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還會直接通過投資者的偏好來影響資本成本。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主要通過減少信息不對稱性、降低預測風險和影響消費者的偏好等方面對資本成本產生影響。Sengupta（1998）指出，一般情況下，企業信息披露水平高，債務資本成本就會較低。Botosan（1997）的研究說明，只有對那些雇用少量分析師的企業來說，廣泛的信息披露才會為企業帶來較低的資本成本。換句話說，企業雇用較多的分析師，更廣泛的信息披露并不能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然而，Alan J.Richardson and Michaelwelker（2001）的實證研究發現，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是顯著正相關的。也就是說，更多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會帶來更大的資本成本。但是這種正相關關系可以通過盡可能充分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從而減少懲罰進而實現更大的股票收益而得到緩解。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投資決策
Ingram（1978） 以財富500強公司中的287家為研究樣本檢驗了社會責任信息的投資決策價值，發現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沒有決策價值。但是在控制了樣本所屬行業、披露的財政年度、公司超額盈余等變量后，發現又具有決策價值。Arieh A. Ullmann（1985）發現公司自愿社會責任信息公開披露是因為公司相信這些信息披露對投資者的決策是有價值的，公司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前提是企業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企業收集、編撰、發布社會責任信息的成本。國內也有相關的研究。宋獻中和龔明曉（2007）采用內容分析法對2004年上交所510家上市公司年報中的社會責任信息進行了整體評價，結果發現，公司年報中的社會責任信息質量水平和對投資者的決策價值都較低。
三、展望
從上述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企業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價值和可持續發展是有驅動作用的，雖然這一點在實證研究方面沒有得到完全肯定的證實，但從企業長遠發展來看，應該可以得到共識。總結這些文獻的貢獻和不足，結合我國研究和實踐的需要，筆者認為今后在該領域應該而且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是：
1.綜合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循環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等，對企業社會責任與價值關系的機理、企業社會責任創造價值的路徑、企業社會責任對價值的傳導方式等內容展開理論研究，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價值效應的理論地位。
2.進行實證研究的本土化創新。畢竟我國企業的發展水平、承擔社會責任的經驗、市場經濟的進程和資本市場的效率等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著較大差距，在進行實證研究時不能完全照搬，而要進行本土化的研究設計，為我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市場反應和經濟后果提供可靠的經驗證據。另外在實證研究時要尤其注意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效應的滯后表現問題。
3.從政府約束――社會激勵――企業戰略的立體視角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管理與可持續價值創造相互協同的政策，為我國政府和企業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社會責任管理方式提供思路，為我國的生態保護、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相互協調提供研究支持。
4.成功案例的研究和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方案的設計。對國內外典型的成功案例進行剖析，尋找可以借鑒的經驗，能夠成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并產生有效經濟后果的一條捷徑。對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方案進行有針對性地設計，努力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和經濟績效的雙贏，以提高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力和自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