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納稅籌劃是納稅人在納稅行為發生前,通過選擇會計核算方法、選取機構設置形式、利用優惠政策等方法來達到減輕稅負目的的一系列行為。目前國內的研究多集中在稅務籌劃經濟動因研究以及稅務籌劃的方法研究。稅務籌劃經濟動因方面的研究有:張玉蘭(2007)從納稅人理性行為選擇角度認為稅務籌劃是納稅人的必然選擇;張榮榮、張燕(2006)運用稅收契約理論,通過合作契約形成企業間合作模式、調整投資方式降低不確定性情形下稅負等納稅籌劃措施,企業可以在投資決策中進行有效的納稅籌劃,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關于稅務籌劃方法的研究很多,如任志宏(2004)就企業發展階段論述了稅務籌劃的方法, 周夏飛(2001)從契約理論角度論述了稅務籌劃的形成機制與實現手段。在實踐中,稅務籌劃也是一個龐大的市場,每年有大量稅務籌劃的專著出版,眾多稅務師事務所有納稅籌劃業務。然而我們對公司進行稅務籌劃所考慮因素知之甚少,首先以往的研究并沒有考慮稅務籌劃的成本;其次以往的研究沒有考慮契約成本,企業的稅務籌劃是由管理層實施的,而企業是由投資者、管理層、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的一系列契約所構成。在這些背景下,管理層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目的還會進行稅務籌劃嗎?
2008年1月1日實施新的所得稅法,公司所得稅率由33%降到25%,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機會,如果稅務籌劃在公司中是重要的,那么公司將遞延收益到2008年以減少企業整體稅負,并且公司進行稅務籌劃的力度應和影響公司稅務籌劃的因素有關。本文以1 123家上市公司2006年和2007年數據,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統計分析,研究了上市公司在面臨所得稅率下降時的稅務籌劃行為,為稅務籌劃的存在以及影響因素提供經驗證據。本文的研究對我們深入理解稅務籌劃影響因素,以及進行稅務籌劃公司的特征提供了實證證據,對稅務機關進行稅務監管有一定的政策意義,并拓展了有關稅務籌劃的研究文獻。
二、稅務籌劃的非稅成本:一個分析框架
如果經濟能夠在沒有交易成本、信息對稱以及契約完全的條件下進行,經濟世界將會更加易于了解,然而現實中交易成本、信息不對稱和契約不完全無處不在。Scholes和Wolfson(1992)提出一個分析框架,提出了經驗稅務研究的兩個核心議題,一是有效的稅務籌劃必須考慮到稅務籌劃活動所涉及的各利益相關方;二是有效的稅務籌劃必須考慮稅務籌劃的所有成本,如執行成本、組織成本、財務報告成本等等。
(一)激勵契約與稅負最小化的矛盾
我們引入隱藏行動和涉及幾個時期的契約,擴展報酬契約問題。為使問題的分析符合我國稅法的改革,假設公司的當期稅率高于未來的稅率,這種稅制結構使得當期薪水比遞延報酬對公司更為有利,因為公司在稅率高時獲得稅前扣除。所以,稅負最小化的合約是使當期報酬最大化的合約。現在考慮公司中存在的投資者與管理層的委托代理問題,由于管理層的有限任期,導致投資者與管理層的決策視野并不一致,具體地說就是管理層傾向于最大化任期利益,而投資者則站在公司長期利益角度。管理層在任期所做的各種投融資決策會有短期化傾向,目的是獲得任期內最大的報酬。為提高公司價值,有效的激勵安排要求將管理層報酬遞延至其決策結果可以觀察的時期才支付。此外我們考慮管理層的決策同樣面臨稅率變化的問題,假設管理層同樣面臨下降的稅率(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有下降趨勢),那么僅從稅收角度考慮,遞延報酬將是令人滿意的合約,但是要利用遞延報酬合約推遲接受報酬,管理層就成為公司的無擔保債權人,無擔保債權人希望確保公司的償付能力,這種動機可能導致他們在經營公司時做出極度保守的決策。所以總而言之,需要在出于激勵目的的遞延支付報酬所引起的企業價值上升與由此產生的稅負之間做出權衡。
(二)財務報告與稅收籌劃之間的矛盾
當稅收籌劃導致公司向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報告低的收益時,另一系列的非稅成本隨之產生。盡管公司通常希望向稅務當局報告較低的應稅收入,但他們也常常希望向投資者報告較高的收益。有很多理由解釋為什么管理層關心的是財務報告數字:高管的報酬通常以會計盈利為基礎;公司的債務契約通常以會計數據為基礎;分析師和投資者利用會計數據為債券和股票定價;證監會利用會計數據監管公司;社會輿論以及相關利益方利用會計數據推動增稅或者處罰規定;賬面收入與應稅收入差異過大可能會引起稅務部門的詳細檢查等等。雖然我國的稅法和會計準則適度分離但并不完全一致,還是有大量的交易或事項在減少應稅收入的同時減少向投資者等利益相關方的報告收益。如企業擁有市場價值低于賬面價值的資產,出于稅收目的可以出售該資產以獲得抵稅收益,但同時也將報告出售資產的損失。
三、研究設計
2008年企業所得稅率由33%下調至25%,為我們研究稅務籌劃存在性、以及影響稅務籌劃的因素提供了研究機會。
單因素方差分析
因為2008年的所得稅率下降,如果稅務籌劃在公司的各種決策中確實重要,那么我們應該能夠觀察到公司在2007年的所得稅與利潤的比值要比2006年低。單因素方差分析又稱一維方差分析,用于對單因素多個獨立樣本均值進行比較,可以檢驗均值是否存在差異或哪些因素的均值存在差異。我們預期2007年所得稅與利潤比值的均值比2006年低。
稅務籌劃影響因素的計量分析模型
為檢驗影響公司稅務籌劃的因素,根據第二部分的分析,針對2007年上市公司數據,我們設計如下的多元回歸模型:
Taxi=β0 β1Wagei β2Debti β3EM1i β4EM2i β5lnSizei
β6lnDefertaxi ξi
其中:
Taxi:公司i2007年度現金所得稅占稅前會計利潤的比率,該變量刻畫了公司進行稅務籌劃的狀況,該指標越低說明公司進行了越多的稅務籌劃,即將2007年稅負推遲到2008年及以后年度;
Wagei:公司i2007年度高管現金薪水總額占稅前會計利潤的比率,根據第二部分的分析我們預期該變量與Taxi負相關;
Debti:公司i2007年度的資產負債率,資產負債率越高公司越容易受到銀行的監管,所以我們預期該指標與Taxi負相關;
EM1i:刻畫公司i盈余管理動機的虛擬變量,如果本年度稅前利潤為負則為1,否則為0,公司稅前利潤為負,為避免將來被ST,所以公司有大清洗動機,即擴大虧損,所以我們預期該變量與Taxi之間負相關;
EM2i:刻畫公司i盈余管理動機的虛擬變量,如果公司盈利超同行業均值,等于1,否則為0,因為公司盈利超預期,所以有調低利潤的動機,我們預期該變量與Taxi成負相關關系;
lnSizei:公司i2007年度期末總資產的對數,刻畫公司規模的變量,公司規模越大越容易受到各方面的監管,所以有調低利潤的動機,我們預期該變量與Taxi之間成正相關關系;
lnDefertaxi:公司 2007年度期末遞延所得稅負債的對數,我們預期該變量與Taxi正相關。
四、實證結果及對結果的分析
(一)樣本與數據選擇
單因素方差分析我們選擇2006年和2007年的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多元回歸分析以2007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剔除以下公司:金融類上市公司;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 2008年以前適用低稅率的公司;數據不全的公司。表1描述了樣本情況:
(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
表2列示了單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2006年現金所得稅占稅前利潤比率為25.65%,2007年該比率為18.46%,F值為38.32,顯著性水平為1%,初步驗證了我們的分析,即2007年上市公司確實進行了稅務籌劃,將應稅收益遞延至新稅法實施以后。
(三)多元統計分析結果
表3列示了影響2007年企業稅務籌劃因素的多元統計分析結果。模型調整R2為5.2%,F值為9.42,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釋力。Wage變量系數為-0.007,單邊檢驗的t值為-2.755,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樣本中的企業大多采用與會計利潤相掛鉤的利潤分成激勵方式,而且多數企業沒有長期的股權激勵,這就導致管理層偏好當期薪水最大化,所以該變量與 成負相關關系。Debt變量系數為0.033,t值為1.952,在5%水平上顯著。資產負債率高表示企業越容易受到債權人的監管,而債權人是期望企業保持現金流動性的,公司通過稅務籌劃可以避免違反債務契約,所以該變量與Tax負相關。EM1變量系數為-0.364,t值為-5.857,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上市公司在進行稅務籌劃時要考慮公司大清洗的動機,因為公司如果虧損,則不如擴大虧損以增加未來年度盈利的可能。EM2變量系數為-0.029,t值為-2.066,在1%水平上顯著,該變量刻畫了公司利潤平滑的動機,盈利較好的公司通常希望將當年的盈利遞延至后期,以避免未來年度盈利下滑,公司這樣做的同時也可能將應稅收益遞延至后期。EM1和EM2兩個變量反映上市公司進行稅務籌劃時要考慮披露動機因素。lnSize變量刻畫了公司的契約成本,公司規模越大,越容易受到稅務部門的監管,所以大公司的稅務籌劃力度比較小,即大公司的實際稅率較高,該變量的系數為0.024,t值為2.141,在5%水平上顯著,lnDefertax與我們的分析一致。 變量刻畫了上市公司稅務籌劃的一個手段,該變量系數為0.001,t值為1.894,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上市公司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該方式進行稅務籌劃,同時我們注意到該變量顯著性水平為10%且系數很小,意味著該方式可能太明顯容易導致稅務部門的注意。
五、結論與進一步研究展望
本文對2007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在面臨所得稅率下降時的納稅籌劃行為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
單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表明,上市公司確實在2007年進行了納稅籌劃行為,平均現金稅率比2006年小7個百分點;
激勵契約成本、債務契約成本以及公司財務報告披露動機是影響公司稅務籌劃的重要因素。
總的來說,如果納稅籌劃的契約成本和信息成本高,那么公司則很可能會放棄稅務籌劃,反之則進行稅務籌劃。本文指出了影響公司稅務籌劃的因素,若要進一步對企業的稅務籌劃行為進行監管,未來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建立公司稅務籌劃行為的預測模型。此外,在金融市場發展和市場成熟度方面,可以進一步研究投資者是否能區分稅務籌劃和非籌劃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