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村稅費改革的歷史進程
20世紀80年代農村“大包干”之后，全國農業增產、增收1984年達到高峰，隨后出現了“賣糧難”，農民收入增長乏力，負擔卻逐漸增加。尤其是農業正稅之外的各種雜費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為此，有些農村改革試驗區的地方政府開始探索農村稅費制度改革，主要是費改稅，即在清理各類收費的基礎上，經過核算按新的農業稅收標準收稅，其他雜費一律免除。
在1998年召開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政府主導下的農村稅費改革正式啟動，農村稅費改革被列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務院成立了農村稅費改革三人工作小組，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籌備工作。2000年1月，中央通過《關于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農業稅率定為7％，農業稅附加的上限為20％。在此基礎上，稅費改革試點的主要內容最終被確定下來。國務院于2003年3月27日發布了《關于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決定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由此，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全面推開。隨后，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根據國務院的指示精神，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地區逐步取消農業特產稅的通知》，要求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地區按照“統一政策、分級決策”的原則，開始逐步取消農業特產稅。
200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宣布：從當年起，逐年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5年內取消農業稅。這是農村稅費改革實踐中邁出的又一實質性步伐。
2005年12月29日，關于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經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2006年1月1日起，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實施近50年的農業稅條例正式廢止。這項政策使中國農民徹底告別了延續數千年的“皇糧國稅”。
二、地方財政收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農村稅費改革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維護了農民的利益，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但是。鄉鎮財政收入困難也同時發生。分析影響鄉鎮財政收入困難的影響因素，我們不難看出，農村稅費改革只是一個傳導杠桿，深層次的原因是鄉鎮財政收入體制的缺陷、地方轉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農村稅費改革配套措施的滯后。
(一)財政收入機制是稅費改革后地方入不敷出的制度根源
財政自籌制度的起源要追溯到鄉級財政的初建時期，1953年，政務院在《關于1953年度各級預算草案編制辦法的通知》中首次要求將鄉鎮預算列入國家財政預算范疇。鄉鎮財政收入列入縣級財政預算后，其支出費用主要由縣級財政下劃和自籌兩種方式解決。至此，鄉鎮預算實行了收入全額上繳并列入縣級財政預算，支出主要由上級政府下劃和自籌的管理體制。這種自籌收入包括鄉統籌和村提留、各種集資、攤派、捐款、收費、罰沒等，它本來應是一種占較小比重的制度外財政收入。但是，在地方財政特別是鄉級財政缺乏主體稅種從而產生自身無法消除的財政缺口，并且又不能指望中央或上級財政轉移支付來彌補這種財政缺口的情況下，為了保證鄉級政府正常運行，這種財政自籌制度就演變成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傳統的財政收入結構中，制度外的自籌收入一直是地方財政的主要支撐，地方財政收入體制實質上是一種以稅外收費為主的財政自籌制度，在財政自籌制度中，稅費收入在鄉鎮財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過大。農村稅費改革切斷了制度外收入來源，農業稅是其最后的財力支撐。在這種情況下，取消農業稅使得鄉鎮財政困境將更加嚴重。
(二)地方轉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自1989年實行以“放權讓利”為主線的體制改革以來，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和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比較小，過小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是鄉鎮財政陷入財力困境的原因之一。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浪費，利用效率低下，各部門自上而下撥付的專項資金雖然是用于社會事業發展，但往往在下撥過程中受到肢解，結果專項資金落到鄉鎮時已經所剩無幾。一些財政困難的地方政府，為了保證公務員的開支和政府的其他支出需要，挪用專項資金的現象比較多，從而使資金的性質與用途發生變化。
(三)農村稅費改革配套措施滯后
任何一項改革，如果缺少相應配套措施的及時跟進，改革自身的局限性和弊端就會顯現出來，解決不好就會影響到改革的初衷。稅費改革是從單一的財稅體制改革的角度減輕農民的負擔，倚重解決“三農”問題，是從結果上直接進行的單項改革，沒有對改革對象過去長期存在的體制因素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沒有及時設計與稅費改革相適應的基層政權建設政策模型。這種缺乏配套措施的改革，一方面導致地方財政的壓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地方財政建設的政策真空，使其陷入困境且無法化解和擺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