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會計尋租的文獻綜述
會計尋租的理論淵源可追溯到尋租理論的興起和發展。利益集團理論的集體行動理論創始人 — — — 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奧爾森認為:任何集團和組織在原則上都可以通過兩條途徑為其成員謀取福利 ,或者是全社會的生產增加 ,從而使其成員按原有份額取得更多的產品;或者在原有的總產量內為其成員爭取更大的份額(Ol2s on ,1982) 。簡單地說 ,前者是通過把蛋糕做大 ,在蛋糕的分法(分配比例)不變的情況下使每個成員獲得的份額增加;后者是保持蛋糕的大小不變 ,單純地通過改變蛋糕的分法使一部分成員獲得的份額增加。這兩條途徑就是尋利和尋租。一般的經驗表明 ,由于集團利益的公共物品性質及“逃票乘車” 問題 ,集團很少選擇前一條途徑 ,更多的是選擇后一條途徑。因為單個集團要促進由很多集團構成的社會利益的增加 ,需要負擔這種行動的全部代價 ,然而卻只能獲得其成果的一小部分 ,且無法排除那些沒有負擔成本的利益集團對它進行消費。但如果是通過擴大它所占有的份額來為其成員謀福利 ,雖然會因重新分配而打擊全社會的生產積極性并導致社會總產出的下降 ,但除非全社會的生產減少量超過該集團成員因重新分配而獲得的利益 ,否則他們不會關心社會總收論文格式益的下降或公共損失 ,他們仍將可以通過重新分配獲得凈收益。因此作為非生產性的尋租活動易于生產性的尋利活動 ,且更為普遍。“尋租” (rent - seeking)一詞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教授Ann O. Krueger (1974)首先提出的 ,但有關尋租理論和分析尋租的方法是由公共選擇理論的開創者 G. Tullock教授(1967) 提出的。著名國際貿易問題專家 Bhagwati(1982)堅持使用直接非生產性尋利活動(Directly Unproduc2tive Profit - seeking Activities ,簡稱DUP活動)來涵蓋并取代尋租概念。按照 DUP活動的定義 ,尋租活動不僅包括諸如搶劫、 偷竊和戰爭等非法的或不人道的活動 ,同時還包括 “利用資源通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從而構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大于租金獲得者收益的行為” 。
二、 會計尋租簡介
(一)會計尋租定義。在社會總財富水平和企業真實業績(即經濟收益)并未改變的前提下 ,通過改變會計信息(即財務報告收益數字)來進行財富的非公平性轉移和資源的不恰當配置 ,從而對其他社會主體利益造成損害的一種非生產性尋利活動。根據該定義 ,會計政策選擇、盈余管理、 準則制定權的爭奪等都可以概括在會計尋租這一范疇之下 ,會計尋租較之具有更強的概括力和解釋力 ,因此對會計尋租問題進行研究將能更好地指導會計實務。(二)租金產生的原因。公共選擇學派認為 ,租金來源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而人們之所以會去追尋租金 ,當然是受自身的利益驅動。在資源配置過程中 ,由于存在“市場失靈” ,就需要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一旦政府開始干預貿易和其他經濟活動 ,人們就會積極行動起來 ,促使政府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從而影響是直接的;從會計信息通過對股票價格的影響進而影響股民 “用腳投票” 來選擇投資機會來看 ,會計對資源配置的影響是間接的(雷光勇等 ,2001) 。然而 ,信息不對稱又導致會計對資源配置的 “市場失靈” 問題。為了防止會計所導致的 “市場失靈” ,需要政府對會計市場進行管制。政府的干預是通過制定一系列會計運行規則來進行的 ,誰能夠對會計運行規則的制定和實施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響 ,誰就能夠攫取會計領域的 “租金” ,于是會計尋租就成為會計市場上各參與主體進行非生產性尋利的直接手段。(三)尋租可分為三個層次。簡單來說 ,尋租的第一個層次是經濟人通過向政府官員進行游說、 疏通等手段促成政府對經濟的行政干預 ,從而產生租金并獲取該租金的活動;第二個層次則是指由于第一個層次的尋租給政府官員帶來了好處 ,從而吸引人們耗費精力和錢財去爭奪政府主管官員的肥缺;第三個層次的尋租則是指當政府采取措施將暗租轉變為明租(如證照拍賣、 征收資源壟斷稅等) ,使部分或全部租金轉化為政府的財政收入時 ,各社會利益團體為了爭奪這筆財政收入的分配而展開的尋租。從會計尋租的角度看 ,會計領域的尋租活動主要在前兩個層次上展開。
三、 我國會計尋租現狀及其分析
(一)我國企業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存在主動參與不多、 游說不足的現象。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 ,有人認為主要在于社會各界對會計準則的性質認識不充分 ,未能預見到會計準則對企業可能的影響 ,這也是任何一個準則制定歷史不長的國家或地區的普遍現象(劉峰 ,2000) 。還有人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會計準則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吳聯生 ,2002) 。除此之外 ,還有以下幾方面因素:1.政治體制上的差異。我國長期以來屬于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 ,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權威性很高 ,因此人們很少會考慮要對政府的行為施加影響;2.文化、 法律環境的差異。中國人重 “人情” ,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 ,因此尋租活動往往表現為鉆政策的空子 ,或采取一些變通的做法 ,即所謂的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3.準則制定程序上的差異。美國會計準則制定采用了一套充分程序(due process) ,準則制定的全過程都處在公開監督之下 ,而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則存在公開性不足問題 ,這樣 ,企業基本上也沒有在準則制定過程中進行尋租的機會。(二)我國會計服務市場的建立和發展 ,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政力量推動的結果。政府推動對會計服務市場的影響是雙重的 ,在培育市場機制的同時 ,又造成了市場分割 ,催生了尋租活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1.針對“準入” 資格的尋租。我國目前對上市公司審計、 金融企業審計、 國有企業審計等 ,均采取了較為嚴格的 “準入” 資格控制辦法 ,誰能夠獲得 “準入” 資格 ,誰就能瓜分一定的市場份額 ,因而必然導致相應的尋租。比如 ,我國論文格式最初對上市公司審計實行 “許可證管理” 制度時 ,許可證的獲得是由財政部和審計署審核確定 ,而第一批 40 余家有證券從業資格的事務所幾乎均是掛靠財政部門和審計部門的事務所 ,這不能不讓人產生懷疑:這些事務所在申請獲得許可證的過程中 ,是否存在尋租行為 ? (李樹華 ,2000) ;2.針對其他尋租者的尋租而進行的 “反尋租” 。一般來說 ,為了獲得壟斷地位或特權而進行的尋租稱為 “尋租” ,而為了防止他人尋租對自己造成損害而進行的尋租 ,則稱為 “避租” ,或叫 “反尋租” 。(三)我國對會計服務管制權的爭奪 ,不僅體現在監管權上 ,更體現在對會計師事務所的設立、 “準入” 資格的審批權上。眾所周知 ,考慮到我國目前仍缺乏對高質量會計信息和會計服務的自發需求 ,再加上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時間不長 ,注冊會計師行業整體執業水平不高 ,為了保證會計服務質量 ,政府不得不對會計服務市場實行嚴格的 “準入” (或叫 “許可證管理” )制度 ,從事務所的設立到有關職業資格的獲取 ,都需經過有關政府部門的審批。毫無疑問 ,誰擁有審批權 ,或者說誰擁有 “設租” 權 ,誰就會成為尋租者追逐的對象 ,從而享有特殊的經濟利益。于是 ,圍繞會計服務市場的管制權 ,一些政府機構開始了第二個層面的尋租活動。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財政部和審計署對民間審計(獨立審計)的管制權之爭。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初期 ,應當由政府機構的某一部門對注冊會計師行業進行管理 ,政府的態度并不十分明確。由于當時審計署尚未成立 ,作為會計工作主管機關的財政部理所當然地承擔起了對注冊會計師行業進行管理的職責。財政部通過發布一系列部門法規、 批文等 ,在初期牢牢地控制了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管制權。
四、 應對的策略
通過對我國證券市場會計尋租活動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 ,證券市場的會計尋租活動是一種社會交易成本極高的負和博弈 ,具有巨大的外部效應 ,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尋租。而要有效抑制尋租 ,就要根據經濟人行為的成本 — — — 收益分析 ,建立新的制度 ,以減少或消除租金 ,加大尋租和給租成本 ,使經紀人無租可尋或不愿尋。具體來說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改進:(一)改革現有的會計準則制定機制。尋租現象的產生大多與政府的直接干預有關 ,而反尋租行為也需要由政府來主導。這種雙重身份使政府在反尋租的過程中處于兩難處境。Congleton(1980)的尋租博弈模型認為 ,解決政府在尋租與反尋租過程中的雙重身份問題需要有完善的民主制度 ,并形成相互制衡的機制。因此 ,要盡量公開準則制定程序 ,增加會計透明度 ,讓投資者、 會計職業界、理論研究者和企業界等利益相關者都能充分參與到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 ,改變政府完全主導會計準則制定權 ,通過多方博弈才能使準則達到納什均衡狀態 ,從而使準則具有可自我執行(sel f - en forcing)特征。(二)要強化對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監督、 懲罰機制 ,加大尋租成本。主要包括:1.完善事前監督機制 ,提高尋租活動的曝光率 ,從而降低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參與尋租活動的概率 ,防患于未然。具體可以從完善監管機構和監管制度入手。2.加大事后懲罰力度。如改革事務所組織形式 ,盡快將有限責任制改為合伙制;建立健全民事賠償機制和刑事懲罰機制;加大執法力度等等。(三)應健全證監會約束機制和監督制約機制。證監會要提高自身職業水平 ,提高對尋租活動的監管效率。引導外部監督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要通過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充分發揮論文格式證監會以外的監管渠道的作用 ,尤其要加強司法、 媒體等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 ,全方位、 更有力地進行監管。可在監管成本的許可范圍內 ,設立舉報熱線和相應的獎勵制度來刺激外界監督 ,提高尋租活動的風險系數 ,從而有效地遏制會計師事務所和上市公司尋租行為的發生 ,使尋租者不敢為。(四)抑制尋租 ,還需要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完善和創新 ,包括經濟的市場化、 社會的法制化和政治的民主化等等。總而言之 ,對尋租活動需要多方面的綜合治理。相信隨著我國民間審計市場的不斷成熟 ,以及各項改革措施的逐步到位 ,我們一定能夠有效抑制尋租 ,減少尋租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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