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稅收在宏觀經濟運行周期中的作用
當前，社會各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勢非常關注，對宏觀形勢進行預測的機構很多，理論界研究這類問題的文章也很多。 應該說這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質量提高的一個表現。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 我國經濟大起大落的現象非常嚴重， 現在幾乎不可能再出現那樣的情況。 因為政府機構和學術界中的專業人士都在密切地關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動向， 一些問題剛出現苗頭， 正所謂 “風起于青萍之末”， 就會被一些專家、 學者抓住。 這些問題抓住以后， 由于經濟形勢分析的傳遞渠道很暢通， 很快就能夠反映到決策上。 2004年第二季度我國集中出臺了一系列調控的政策和措施， 與1993年相比， 可以說我國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從總體上看， 2004年以來實施的宏觀調控措施要比1993年早， 因此效果也比較好， 這說明我國政府部門和學術界對宏觀調控的認識水平和把握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這些宏觀調控措施里，稅收也應是其中重要的一項。 但是，就目前來看， 研究稅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稅收在經濟運行周期中的作用的文章并不多。 在經濟過熱時， 哪些稅收因素對過熱的經濟起了推波助瀾或降溫的作用 ； 在實施緊縮性宏觀調控時， 稅務部門又采取了哪些措施進行反周期調節， 使過熱的經濟降溫了。 至今我還沒有看到一篇有關這方面比較全面的、 高質量的分析文章。就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而言， 在稅收政策中有很多因素值得關注。 舉一個例子， 2004年出口退稅機制的改革是一項對經濟有較大影響的稅收政策， 對保持外貿進出口的良好形勢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 從宏觀經濟發展來看， 這項政策中的某些因素的短期效應對2004年的經濟過熱也產生了一些推波助瀾的作用。 2004年我們把以前年度政府欠企業的出口退稅全部還清了， 這就相當于增加了企業的流動資金， 這對宏觀經濟顯然是一個 “升溫” 的政策。 還有一些政策起到了反周期調節的作用， 如2004年欠稅清理了不少， 欠稅是企業占壓政府資金， 清理欠稅就是反周期調節， 相當于緊縮銀根的政策。 還有，加強征管也是反周期調節，征管加強了，征收率提高了， 企業偷逃稅就少了， 有利于抑制投資膨脹。仔細研究就會發現， 在我國的稅收政策中， 有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正向調節作用的，也有產生逆向調節作用的。 當然， 有時一項政策的實行， 既有正向作用， 也有逆向作用，是很復雜的，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問題。 我覺得稅收理論界在這個方面分析不夠， 研究不深， 而這樣的分析又是政府決策迫切需要的。 稅務部門對于稅收政策效應的研究， 分析具體效應的多，分析宏觀效應的少，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欠缺。 這說明一個問題，就是稅收研究人員對于宏觀經濟運行把握不夠， 對宏觀經濟理論學習不夠。 所以， 在經濟運行周期中， 很少有人提出來， 稅收應該進行哪些反周期調節。當前， 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 建設小康社會、 和諧社會，必須采取各種措施，確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 減少波動， 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 這其中稅收是論文格式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們對此的分析和研究都不夠， 全國性的研究不夠， 各省的研究也不夠。 這是稅收科研領域一個薄弱的方面。 在社會各界研究宏觀經濟的時候， 很多部門的研究人員和學者都發表了很多意見， 較少聽到稅務界的聲音， 這說明我們這方面研究的水平還比較低。 所以， 稅收研究工作要提高研究質量， 必須要大力加強稅收綜合性研究， 加強對稅收政策宏觀效應的研究。 否則， 我們的很多成果在操作環節有用， 到了宏觀經濟領域就發揮不了作用。 我們很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提高稅收研究的水平， 使稅收研究工作再上一個臺階。 在社會上研究宏觀經濟發展重大問題的時候， 應該有稅務界的聲音。 應該讓社會各界認識到， 在討論這些宏觀經濟問題時， 一定要聽聽稅務界的意見。
二、財稅工作的中長期戰略目標
這個問題是由財稅系統長期致力于提高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以下簡稱“兩個比重”）的戰略聯想起來的。最近一段時間， 財稅部門的領導和財稅理論界對“兩個比重”問題很少提了，原因何在？因為近年來“兩個比重” 逐年提高， 已經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不考慮社會保障費， 與一些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也相差不大。 現在的情況是， 在 “兩個比重” 問題上，過去的戰略不合時宜了， 但能夠在社會各界達成共識、既科學又合乎我國實際、 并且能夠指導下一步財稅工作的戰略提法還沒有， 這說明現在是一個模糊的時期，是需要研究人員發揮作用的時期。 我們應當分析 “兩個比重”， 為確定今后財稅工作戰略提出我們的意見。我的基本看法是， 現在我國政府占用的財力資源（包括預算內的收入和預算外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經不是很低了。 我國的預算口徑跟西方國家的預算口徑相差很大。 最重要的差別是， 他們的政府收入中包括社會保障收入， 并且社會保障收入占政府全部收入的比重一般都要達到1/3左右 （如美國、 日本、英國等市場經濟國家）， 一些高福利國家的上述比重還要高（如瑞典、芬蘭）。美國政府收入（不包括社會保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1%左右，日本在20%上下。2004年我國的預算收入（不包括4 000多億元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19%，與日本相似。加上社會保障收入，我國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將近23%。但我國社會保障收入總體水平比較低，僅占GDP的3%～4%，美國社會保障收入占GDP比重超過10%。另外，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自1994年以來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近年來大體保持在55%左右，2004年已達到60%左右， 基本實現了實施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初衷。因此， 我們現在有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 我國財政收入比市場經濟國家低的主要原因是社會保障收入部分過低。 而我國不包括社會保障收入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已經不是很低了。政府履行職責、 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 到底應該從GDP里拿多少錢用于政府的開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國債也是一種政府占用的財力資源， 其發行額度確定在什么水平比較合適， 值得研究。 對于政府在全社會財力資源中的集中度的問題， 為什么前幾年沒有給予關注， 現在要給予關注？因為前幾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較低， 要保證政府履行基本職責， 就一定要提高這一比重。 但現在情況發生變化了，從未來3～5年稅收收入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 我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還會繼續提高， 這個趨勢至少還會持續幾年。 但是， 這個比重不應該無限提高。 因此， 我們要研究提高比重的目標應該是多少。 這個問題值得認真研究， 既要做規范性研究， 也要做實證性研究， 因為需要政府確定一個比較合適的比重作為財稅工作的戰略目標。
三、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原則
怎樣看待我國的現行稅制？我個人認為， 現行稅制已經運行11年了，應該重新設計。因為現行稅制是1993年設計的，今天的現實狀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按當時的經濟形勢、 當時的指導思想設計的稅制已經不適應今天經濟發展的要求了，應該根據國際、 國內經濟、 社會發展的新形勢， 按照新的指導思想， 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來設計新的稅制。1993年設計現行稅制的時候， 把治理通貨膨脹、 遏制經濟過熱作為稅制設計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因此就有了實行生產型增值稅等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措施，現在看有不妥之處。 因為通貨膨脹是經濟運行周期中的短期現象，治理通貨膨脹也是一項短期任務， 而稅制是要在一段較長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的， 不能朝令夕改。因此，在設計一個長期的稅收制度時，如果過多地容納了短期的政策目標，顯然是不合適的。 比如1998年，雖然出現通貨緊縮、投資低迷情況，卻還要維持對投資課以重稅的政策， 而當時不可能根據經濟運行周期來重新設計適應經濟發展要求的稅制。 我認為，一個稅制和經濟周期的聯系應該是比較小的， 不應該和經濟周期的某個階段有非常大的關聯。 否則， 經濟運行稍有波動， 稅制對經濟發展就會產生負面影響。1993年稅制改革時還有一個原則， 就是保持原稅負不變。 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當時要推出分稅制的財政管理體制， 解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稅制改革必須為分稅制提供基礎。 保持原稅負就是要確保稅收收入不能有太大的波動。按照這樣的原則，設計稅制時， 就要預先進行收入的測算， 主要稅種的稅率（比如增值稅稅率、企業所得稅稅率等）就是根據這樣的測算確定的。 當時的原稅負是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稅收負擔水平， 而新的稅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適用的。 這樣確定稅收負擔的結果是 ：在若干個主體稅種上， 現行法定稅負水平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應該承擔的稅負水平相比是偏高的。當前研究稅制改革， 必須改變保留原稅負這個原則，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科學地確定稅負水平。那么，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稅收負擔是按什么原則確立的呢？我認為， 第一， 是保證政府的基本論文格式需要。 市場經濟的政府也需要維持政府運轉的各項支出， 因此稅收必須要有一定的規模， 否則政府無法維持。 稅收規模太小就得借債， 但是借債是有限度的 （比如占GDP的比重不宜超過3%， 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宜超過60%）。第二， 要使我國的經濟有競爭能力和創新能力。我們再來看看1986年美國里根政府所實施的稅制改革。 里根總統進行以減稅為主要特征的稅制改革有兩個目的 ： 第一， 要保持美國技術創新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第二， 要進一步增強美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這是美國1986年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很多研究美國歷史發展的人認為， 那次深受供給學派影響的稅制改革， 是美國20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發展帶動經濟騰飛的一個重要因素。 美國政府的稅制改革能夠促進經濟的大發展， 與其指導思想的正確確立密不可分。我國現行稅制中某些因素對于技術創新、 技術進步鼓勵支持不夠。 比如， 企業所得稅的稅前扣除標準有很多的限制， 包括研究與開發費用 （R&D）。 在這樣的稅收環境下，我國企業R&D占銷售收入比重只占1%，這幾年略有增長，但是還不到2%，而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的跨國公司都在10%以上。 技術進步是需要投入的， 我國對于技術研發的低投入必然導致技術進步緩慢。設計稅制改革方案應該從遵循市場經濟的稅制原則來考慮。 在稅負設計的問題上， 至今在我國還沒有形成共識， 社會上還沒有普遍認識到應該如何鼓勵技術創新， 如何提高企業競爭能力。 現在的經濟發展靠什么？靠技術。 目前我國低水平重復建設很嚴重， 很多投資是沒有技術含量的， 比如年產20萬噸的小水泥廠， 類似這樣的低水平生產太普遍了。 市場經濟是在競爭中發展的， 競爭的核心是技術創新。 目前我國的稅制中缺少鼓勵技術創新的內容。 當前研究稅制改革，可以借鑒美國1986年稅制改革時的一些設計思想。 我國在這方面確實比較落后， 但是落后并不可怕， 關鍵是我國現在的制度還沒有提供縮小差距的機制， 這才是令人非常擔心的。 我們一定要努力縮小這方面的差距， 調整原來計劃經濟時期確定的稅負水平， 設計一個能夠鼓勵創新， 鼓勵技術進步， 提高企業競爭能力的稅制， 這種稅制才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行之有效的稅制。今天我們用鼓勵創新， 鼓勵技術進步， 提高企業競爭能力這樣的原則來評估現行稅制， 就會對新稅制的設計方向有很多新的認識。 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對一個稅種、 一項政策進行研究， 一定要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以長遠的、 發展的眼光來考慮稅制問題， 這樣才能建設一個促進我國國民經濟長期、 穩定發展的稅收制度。
四、稅收調節收入差距，保證社會公平的作用
現在我國面臨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收入差距拉大， 在我國建設小康社會、 和諧社會的過程中， 這是一個引起全社會關注的問題。 其實收入差距拉大說到底還是經濟學里的公平與效率的矛盾。 當前， 城市與農村之間， 東部與西部之間， 以及不同的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都在拉大，有關反映公平的各項指標都表明， 盡管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 我國的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仍在發展之中。從社會公平方面來看， 我國的稅制應該是什么樣的稅制？我認為這個問題現在也沒有論證清楚。例如， 關于個人所得稅改革， 在稅制形式上的轉變討論很多， 是實行分類稅制， 還是綜合稅制， 還是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 但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功能 （即如何調節收入差距）、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目標 （即改革后能夠使基尼系數降到什么水平） 等一些基本問題研究得很不夠。這里討論有關個人所得稅的功能， 即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對股息、 紅利的重復征稅問題。 現在各國都意識到了這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 也紛紛采取措施來消除重復征稅 （當然目前做不到全部消除， 只能部分消除）。 消除重復征稅的方案很多， 問題的核心是減少對企業所得稅的征收， 還是減少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 美國總統布什的做法是減輕股息、 紅利的個人所得稅， 這一做法引起了美國國內廣泛的批評， 說這一做法有利于富人， 不利于窮人， 會使美國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布什總統如此為自己辯護：給富人的投資收益減稅以后， 將增加富人的收入， 富人就會增加投資， 從而給窮人增加就業機會和收入， 這樣對富人、 窮人都有利。 所以， 盡管此項政策會拉大收入差距， 但是從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說， 達到了“帕累托改進”， 因為窮人、 富人的處境均有改善。那么， 我國應該如何消除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對股息、 紅利的重復征稅？肯定有不同意見， 但是我認為在研究這個問題時要注意兩點：1.我國居民收入的增加將直接增加居民儲蓄。 在中國， 大部分儲蓄的目的是為了將來的消費支出， 包括可預期的和不可預期的， 儲蓄增加可能不會提高私人投資的意愿。2.要綜合考慮股息、紅利與居民儲蓄存款利息之間個人所得稅的負擔平衡問題， 以及股息、 紅利這類非勤勞所得與工資、 薪金、 勞務報酬等勤勞所得之間個人所得稅的負擔平衡問題。個人所得稅收入在全部稅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 但這個稅種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強， 對它的功能一定要深入研究。我國的個人所得稅，不論是對工資、 薪金征收， 對勞務報酬征收， 還是對居民儲蓄存款利息征收， 都必須明確征稅的目的， 目的不明確， 稅制無法設計。公平有很多種，比如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 個人所得稅主要針對結果公平。 當然， 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所得稅， 還有機會公平、 競爭環境的公平問題，等等，需要其他政策、措施來解決、規范。 比如， 本屆政府對弱勢群體的關注， 包括減免農業稅、 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 提高增值稅、 營業稅的起征點， 等等， 采取這些措施都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 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在解決結果公平上扮演什么角色關系重大， 稅務部門有責任、 有義務把這個問題研究清楚。 因為這對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建設小康社會、 和諧社會等國家大政方針是非常重要的。 要推動全社會在這個問題上統一思想， 統一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