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日益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國際商業和金融發展之間的相互促進和滲透滲出更是推動全球市場一體化的主要氣力,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研究視野從單純考量金融或商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轉向兩者間的內在聯系。那么國際商業和金融發展之間畢竟存在怎樣的聯系?為何快速的商業開放進程無法促使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的同步增長?已有研究對商業開放影響金融發展的機制分析很少。本文將在國外已有文獻的基礎上,運用1960~2004年47個國家的相關數據就商業開放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所產生的不同影響進行分析和檢修。
一、文獻回顧以往文獻所采用的研究框架中大都夸大金融體系是一種資源稟賦(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and Vishny,1998),并且以為一國的法律發源是其發展的外生決定因素。若將此觀點運用于國際商業理論,我們可得出一種新的比較上風分析:擁有良好金融體系稟賦的國家應擅長出產那些依靠外部融資的產品。因此,近年來大量關于金融發展促進商業開放的理論分析均立足于這種觀點。與此同時,部門學者發現即使在擁有相同法律體系的國家之間,金融發展的規模和效率仍存在較大差異。Ranjan and Zingales(2003)在對20世紀各類金融發展形式進行廣泛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歷史傳承的法律體系只是金融發展眾多影響因素中的一個。因此,國外已有少量研究開始嘗試構建一個逆向的思維框架:金融體系在某種程度上是內生的,它的發展本身便依靠于其他經濟領域,其中包括國際商業。代表性的研究有Rajan and Zingales(2002,2003),Aizen-man(2003,2004),Braun and Raddatz(2005)等。海內該領域研究才剛剛起步,且多集中在金融發展對國際商業的影響分析。代表性研究有孫兆斌(2004)和朱彤等(2007),固然結論不盡相同,但基本上均肯定了金融發展對商業的促進作用。此外,梁莉(2005)運用我國1993~2004年的季度時間序列數據,運用協整分析技術和Granger因果檢修,以為商業開放度與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場規模指標具有協整關系。同時,商業開放度是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場規模指標的Granger原因,反之則不成立。沈能(2006)則采用Geweke分解檢修和協整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結果:我國的金融規模與商業開放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分析顧國達鐘晶晶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建立一個金融發展與工業結構緊密親密相關的理論模型,以為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時開放商業時,發達國家的金融依靠型部分增長,并且帶來金融體系的完善。相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依靠型部分萎縮,外部融資需求減少,終極導致金融體系的退化。在實證研究中采用了47個樣本國家商業開放和金融發展的數據,結果與理論猜測基本一致:商業開放促進發達國家金融發展水平的同時,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樞紐詞:商業開放金融發展發展中國家面板數據模型中圖分類號:F831文獻標識碼:A作者簡介:顧國達,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鐘晶晶,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5520國08際.9金融研究/國際商業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不管從長期仍是短期看,我國金融規模與商業水均勻呈正相關。概括來看,商業開放和金融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也得到普遍的肯定,但對于詳細的影響機制,以及該種機制在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間是否存在差別還有待證明,這就引起了本文的研究念頭。(責任編輯：會計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