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給企業帶來了嚴重影響，會計政策選擇正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制度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企業的負面影響。文章從會計政策選擇的本質和影響因素出發，介紹了企業可從存貨計價、固定資產折舊、人民幣結算和公允價值計量4方面進行會計政策的選擇。
關鍵詞：金融危機；企業會計；會計政策選擇
會計政策選擇是財務會計理論的一個重要課題。隨著國際經濟全球化的日益加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企業業務變得越來越復雜多樣，財務信息質量也將更多地與會計政策選擇相聯系。可以說，會計政策的選擇伴隨整個會計過程的始終，其選擇的恰當與否，直接關系著企業財務信息的質量和信息使用者據以進行決策的正確程度，進而影響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與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陷入深度衰退的大環境下，企業可通過會計政策選擇來降低其負面影響。
一、會計政策選擇的理論基礎
（一）會計政策選擇的本質
會計政策選擇是指企業在會計準則等有關法規的范圍內，對可供選用的會計原則、方法、程序進行定位、計量的比較分析，從而選擇會計政策的過程。
會計政策選擇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選擇不是個別原則、方法的簡單匯集，而是一種整體優化，即構成企業會計政策的各組成部分應有內在一致的目標，受統一的政策思想指導；二是選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政策的最初確立需要選擇，而已有的政策變更也是一種選擇。對同一會計事項的處理，往往因選擇的會計政策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會計結果，從而影響各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導致各利益集團不同的決策，最終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效果。因此，會計政策選擇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制度安排，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過程是會計報告的編制者與相關經濟利益集團博弈均衡的結果。
（二）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因素
從會計政策選擇的本質可知，會計政策的選擇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受到會計環境和各種社會契約成本因素的制約。
首先，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與所處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良好或惡劣的經濟環境會促使企業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如國民經濟良好，物價波動幅度小，經濟秩序合理時，企業會采取積極的會計政策。相反，當企業處于一個不良的經濟環境中時，會促使企業選擇相應的會計政策與之抗衡。
其次，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與法律法規密切相關。企業在處理具體業務時，要以會計基本準則為指導，即要求企業的會計政策選擇應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和會計法規的要求。企業如果不能審慎地從法律、法規允許的若干備選會計處理方案中進行恰當的選擇，就無法正確進行會計處理和實現客觀公允揭示。
再次，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還與其生產經營特點有關。企業規模、類型不同，所處的行業、生產經營特點不同，會計信息的揭示范圍和要求程度也不相同，所選擇的會計政策往往有較大差異。
國際金融危機正是從經濟環境角度影響會計政策選擇。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是由美國的次貸危機直接引發的，但它的根源卻在于全球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和病癥。貨幣本應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但是以華爾街為代表，在實體經濟之外，卻形成了一個與之并存的虛擬貨幣經濟。目前在全世界流通的資金中有97.5％是投機資本，實體經濟所需的貨幣量僅占2.5％。這場危機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金融體系和世界經濟秩序的惡性反映，對世界經濟帶來了嚴重影響，當然，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置身于事外。因此，企業可以利用會計政策選擇來減少金融危機對自身的影響。
二、國際金融危機下存貨計價方法的選擇
《企業會計準則第1號——存貨》第14條規定：企業應當采用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或個別計價法確定發出存貨的成本，即新準則將存貨發出成本的確定方法僅包括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和個別計價法3種方法，取消了后進先出法。
在國際金融危機大背景下，全球經濟進一步下滑，失業率進一步上升，人們對未來的預期進一步惡化，降低消費能力是在所難免的，全球經濟進入了相對通貨緊縮時期。在這種環境下，企業選擇“先進先出法”來確定發出存貨的成本，會對企業產生有利影響。因為在經濟持續低迷時，社會的物價會進入一個持續下降的通道，企業購置和使用的存貨也會處于下跌趨勢，此時，采用“先進先出法”來計價，會導致期末存貨價值降低，生產或銷貨成本增加，期末的會計利潤也隨之降低，從而減少應納稅所得。當然，企業也可采用“加權平均法”對發出存貨進行計價，這樣可以在經濟不穩定、物價劇烈波動時平滑企業的期末存貨成本和生產、銷售成本，從而使企業的會計利潤也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
同時，在國際市場上，發出存貨的計價方法采用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與國際會計準則達成了共識，進一步促進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相對同步，這種同步可以使中國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得以提高，也可以使企業降低融資成本，吸引境外投資，有利于減少中國的外貿損失。
三、國際金融危機下固定資產折舊政策的選擇
折舊作為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稅收擋板”的效用，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固定資產的折舊方法、折舊年限等政策的選擇，也是一個化解企業損失的有效手段。在《企業會計準則第4號——固定資產》第17條中規定：“企業應當根據固定資產所包含的經濟利益預期實現方式，合理選擇固定資產折舊方法。”可選用的折舊方法有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雙倍余額遞減法和年數總和法等。運用不同的折舊方法計算出的折舊額在量上是不相等的，因而分攤到各期成本中的固定資產成本也不同，進而影響到企業的利潤水平。
首先，考慮折舊方法的影響。按中國現行會計制度規定，對企業擁有的資產實行按歷史成本計價原則，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如果企業采用加速折舊法，既可以使企業縮短回收期，又可以使企業的折舊速度加快，有利于增加前期的折舊成本，從而取得更多的稅收抵稅額，使企業在金融危機的困難時期取得延緩納稅、增加現金流的好處。所以，企業采用加速折舊法不僅體現了謹慎性原則，還有效地降低金融危機風險，使企業獲得“節稅”效應。
其次，考慮折舊年限因素的影響。新的會計制度及稅法對固定資產的預計使用年限和預計凈殘值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只要求企業根據固定資產的性質和消耗方式，合理確定固定資產的預計使用年限和預計凈殘值，只要是“合理的”即可。這樣在國際金融危機大背景下，企業便可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對企業有利的固定資產折舊年限對企業的固定資產計提折舊，以此來達到抗擊風險的目的。
四、國際金融危機下人民幣結算政策的選擇
眾所周知，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表示，將收購3000億美元長期美國國債和8500億美元的兩房發行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這意味著美國推出了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這一政策雖然能給美國國內市場注入流動性，但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元資產大幅縮水，長期來看美元將會貶值，成為“軟幣”。同時，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金融業而言，“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影響”，加上中國政府及時、準確、有效、大力度地采取了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并且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層面沒有發生改變，中國仍將保持較快的增長，人民幣升值的空間仍然存在，人民幣相對來說仍然是“硬幣”，這就給企業結算帶來了一定選擇機會。
首先，人民幣不斷升值無疑給各行各業帶來了很大影響，影響最直接的要數外貿企業。由于人民幣升值，使得以相同人民幣表示的投資量可以兌換成更多外幣，相對減少了對外投資成本，有利于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發展跨國經營。企業通過在海外建廠、建立原料基地、收購和兼并一些海外企業等擴大海外生產規模的方式來回避風險和降低生產成本，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海外投資步伐。
其次，由于現金（包括現金等價物）是風險最小的資產品種，在人民幣升值的環境下，作為公司財務管理人員，應堅持“盡早結匯，適量持有外幣”、“收硬付軟”的原則，公司收到外幣時，盡快結算成人民幣。當然，對于出口、進口額均較大的外貿公司，可持有適量外幣以應付日常之需，避免因外幣不足所引起的短缺成本的增加，但應注意持有外幣的時間不宜過長，以避免匯率變動帶來的損失。
五、國際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計量的選擇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此前作為防范金融風險利器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在此輪國際金融危機中卻被一些銀行家指責為“幫兇”，認為公允價值會計放大了經濟周期的影響，導致某些金融負債和難變現資產的不當估價與判斷。而實際上，公允價值會計旨在根據當前市場狀況對資產和負債的真實經濟價值進行計量，可以及時揭示由于市場風險變化產生的收益或損失。不偏不倚地顯現經濟的現實，向投資者提供透明化的信息是會計準則制定的出發點，公允價值會計恰好承擔了這一使命。
首先，公允價值的選擇對資金的影響。資金是影響企業發展的非常關鍵的因素之一，因此對籌資的考慮也被企業放在首位。從中國證券市場來看，由于近來國內宏觀政策較好，股市處于一個上升的空間，采用公允價值普遍會帶來凈資產和凈利潤的升高，從而使原本隱藏的價值得以顯現。這些將直接影響到上市公司在二級市場上的表現，從而在資本市場上獲得更多的融資機會。在金融危機下，部分上市企業經營困難，資金短缺，公司管理者可以選擇公允價值計量。但是還應當看到，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資產和負債也會隨市場定價的變化而產生波動，這樣可能增加企業各項經濟指標的波動幅度。因此，企業在籌資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可能就要在暴露企業隱性價值的程度和減少企業未來經濟指標波動幅度上進行權衡。
其次，在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企業每年凈利潤的提高是否會導致所得稅支出的增加是市場關注的焦點。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8號——所得稅》的要求，企業在取得資產、負債時，應當確定其計稅基礎。資產、負債的賬面價值與其計稅基礎存在差異的，應當確認所產生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這一規定意味著所得稅的會計處理已由應付稅款法改為資產負債債務法。根據新的所得稅會計準則，只要所得稅法維持其原有的計稅基礎，即使上市公司在會計核算上改按公允價值對資產和負債進行計量，也不會增加稅收負擔。因此，企業在采取公允價值計量時，不要考慮稅收問題。
再次，由于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將會給企業造成較大的收益波動，因此，企業管理層對待金融危機帶來風險的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會計政策的選擇。如果管理層比較穩健，那么選擇公允價值計量的可能性就較小。如果管理層比較激進，那么選擇公允價值計量的可能性就較大。
總之，針對目前國際金融危機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各企業應明確會計政策選擇的制約機制，并使其正常化、高效化，以實現最優會計政策組合將有利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和企業的穩定發展，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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