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紅梅 閻娟娟]
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的征收依據是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國務院頒布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這個條例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在統一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所得稅制的基礎上制定并頒布實施的。隨著我國加入ＷＴＯ和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該條例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要求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本文擬對此略加分析，重在提出筆者的改革建議。
一、稅前費用扣除比例偏低，不利于企業長期發展
征收企業所得稅，一般都有稅前費用扣除，即在計算應稅所得額時準予從收入額中扣除納稅年度發生的與取得應納稅收入有關的所有必要和正常的成本、費用、稅金和損失。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明確了如借款利息支出、工資薪金支出等２５個具體扣除項目的扣除標準和范圍，這在當時是比較合適的，但從現在的情況看，其中有些項目的扣除比例過低。如工資薪金支出，稅法規定的最高扣除限額為每人每月８００元，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已不再符合實際。而且我們知道，工資和所得稅都是必須以現金的形式支出的，這樣不僅造成企業稅收負擔重，而且容易造成企業流動資金短缺、周轉困難。
再比如公益救濟性捐贈支出，我國稅法規定，企業通過非盈利性社會組織的捐贈額不超過該年度應納稅所得額３％的部分允許據實扣除，超過部分不允許扣除。建議對于符合稅法規定的真實合法的公益救濟性捐贈應準許全額扣除。當然，為防止企業通過捐贈的方式轉移利潤，稅法還有必要規定，接受捐贈或辦理轉贈的非盈利性社會團體，應按照財務隸屬關系分別使用由中央或省級財政部門統一印制的捐贈票據，并加蓋接受捐贈或轉贈單位的財務專用章。
從減輕企業負擔和促進企業長遠發展的角度考慮，筆者建議，稅前扣除應使企業的勞動補償、資本補償和技術補償及時完整。也就是說，在真實合法的前提下，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發生的各項正常、合理支出均應予以扣除。
二、稅收優惠形式單一，政策導向性差
國際上的稅收優惠一般包括“稅額式”和“稅基式”兩種形式。前者通過降低稅率、直接減征實現稅收優惠，它偏重于利益的直接讓渡，強調的是事后優惠；后者通過提取準備金和加速折舊降低稅基，達到優惠的目的，偏重于引導，強調事前優惠。兩種形式相比，后者更能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作用。目前，我國采用的稅收優惠形式僅僅是“稅額式”減免，形式單一，政策導向性差。建議以“稅基式”間接優惠形式為主，以“稅額式”直接優惠形式為輔，通過多種形式的稅收優惠杠桿調節企業的經濟行為，增強我國企業抵御風險和自我改造的能力。
實行“稅基式”優惠形式首先應建立風險準備金制度。我國《企業會計制度》本著謹慎性原則和增強企業抵御風險能力的目的，規定企業應提取壞賬準備、存貨跌價準備、長期投資減值準備等七項風險準備金，但是稅法允許在稅前扣除的只有壞賬準備一項。建議其余六項也應納入稅法的扣除范圍，這樣一方面可以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另一方面將會使稅收政策與會計制度更加一致，減少調整項目，簡化納稅程序。同時，稅法應允許企業加速折舊。我國會計制度規定，企業可以采用直線法折舊，也可以采用加速折舊法折舊。而稅法規定，企業只能采用直線法折舊。對于二者造成的時間性差異，會計上需采用所得稅會計對其進行繁瑣核算。特別是在一些高新技術行業，由于技術進步快，設備無形磨損比較明顯，若仍采用傳統的折舊方法，就會使得企業的資本消耗不能及時得到補償。允許符合規定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工業技術的改進，另一方面有助于簡化會計核算程序。
三、內外資企業差別對待，影響企業間的公平競爭
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資，我國制定了對外資企業給予優惠的稅收政策。例如，在工資薪金的扣除方面，內資企業按照計稅工資扣除，而外資企業只要提供工資發放標準和所依據的文件及有關資料（如董事會決議等），經當地稅務機關審核批準后，便可據實扣除。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在費用扣除標準、范圍方面享有更加優惠的政策，享有再投資退稅等內資企業享受不到的優惠政策，使得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公平。這種情況下，內資企業很難取得與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地位。我國加入ＷＴＯ后，市場準入條件進一步放寬，外資將以更大規模深入到各個領域。若還對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實行差別待遇，勢必嚴重影響民族工業的發展，對國內一些幼稚產業來講更是致命的打擊。
如果說稅收優惠政策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吸引外資具有重要意義的話，那么在現階段它已不再是吸引外資的唯一法寶。因此，應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建立一個稅負公平、稅制規范、高度集中的企業所得稅體系，這對于創造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促進我國民族產業的發展、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