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志華]
一、我國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存在的問題
１．優惠方式單一，削弱了稅收優惠的實效。目前，我國所得稅優惠主要采用的是稅率式、稅額式減免等直接優惠方式，而國際通行的投資抵免、加速折舊和提取投資風險準備金等稅基式間接優惠方式運用得比較少。直接減免和間接減免的激勵效果不同，前者偏重于利益的直接讓渡，強調的是事后優惠，只有取得利益，才能享受此種優惠；而后者更偏重于引導，強調事先優惠。國外許多國家的實踐都表明，稅基式減免具有針對性強、效果好、確保稅收優惠政策有的放矢等優點。我國企業所得稅優惠方式過于單一，既不利于培養所得稅稅源，造成財政收入的不穩定，也影響到稅收優惠的實效。例如，我國與有關國家在處理跨國納稅人的重復征稅問題時，采用的是稅收抵免制度，因而與我國沒有簽訂稅收減讓條款的國家，我國給予外商減免所得稅的優惠，實際上是被其居住國政府補征了所得稅，這樣就會使得我國給外商的優惠條款落空。
２．外資企業稅收優惠全面優于內資企業，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內資企業的優惠政策主要側重于社會福利、勞動就業、貧困地區扶植等方面，優惠力度較小；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則側重于吸引直接投資、鼓勵出口、使用先進技術等方面，優惠程度深、力度大，外資企業享受的優惠待遇一般都優于內資企業。據青海省財稅部門２００１年度企業所得稅稅源調查，省內外商投資企業的名義稅負、實際稅負均為１４．９２％，遠遠低于內資企業的實際稅負。外資企業本身在技術水平、管理方法、資本運營等方面就比內資企業具有明顯的優勢，再加上過多、過度的優惠政策，非但沒有起到所得稅優惠的積極作用，反而給我國的民族經濟發展帶來了消極的影響。長此以往，國內企業在愈來愈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將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我國已加入ＷＴＯ，如果外資企業繼續享受這種超國民待遇，顯然不利于市場功能的發揮。這不僅直接減少了稅收收入，還帶來了稅制復雜化以及征管成本的增加，誘發了眾多假合資、假外資現象的出現。
３．產業優惠導向不足，加劇了國內產業結構的失衡。現行內資企業的所得稅優惠側重于照顧扶助性優惠，屬于產業激勵方面的優惠較少；外資企業的所得稅優惠則是在普遍優惠的基礎上，把優惠的重點放在特定地區的投資上，按“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濟開放區——其他特定地區——內地一般地區”的層次，實施不同的所得稅優惠，雖然也結合實施了產業優惠，但未能較好地區別不同類別的產業。區域性優惠導向有余、產業性優惠導向不足的現象，導致相當部分的外資投向不合理，加劇了國內產業結構的失衡。有資料統計，在我國國民經濟各行業中，外資投向主要集中在加工業、房地產業和公共事業等，而農業、交通運輸、環保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技術服務業中外資所占比重較小；非生產性項目吸引外資偏多，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等行業吸引外資則非常少；技術含量較低的項目吸引外資偏多，具備先進技術的外資項目為數不多，這種狀況極不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４．稅收優惠側重于東部沿海地區，不利于地區間的協調發展。改革開放初期，在投資環境不甚理想的情況下，我國實施的是梯度發展戰略，由經濟特區——沿海經濟開放地區——東部——中西部循序漸進，故而在稅收優惠上也體現了這一區域傾斜的要求，制訂了以全面優惠為主要內容的涉外稅制來提高外商的投資收益。這種稅收政策極大地促進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繁榮與發展，但與此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東西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造成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企業的稅負反而輕于內陸西部地區。廣大中西部地區由于缺少這些優惠政策，加上本身所處的區位劣勢，很難形成對外資的吸引力，不利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的均衡、持續發展。
５．優惠政策缺乏統一性、規范性和透明度，不利于加強稅收征管。現行優惠政策除在稅法和細則中做出原則性規定外，其具體措施一般散見于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各種通知、法規，因此我國的稅收優惠法規缺乏統一性、規范性和透明度，不利于加強稅收征管。這種靠內部紅頭文件管理經濟的做法，顯然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二、借鑒國際經驗，完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稅制上的“內外有別”和稅負上的“外輕內重”，造成了內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因此，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勢在必行，而合并后的企業所得稅制應大膽借鑒國際通行的投資抵免、加速折舊、提取投資風險準備金等稅基式間接優惠方式，按照“拓寬稅基、減少優惠”的改革方針，縮小內外資企業的優惠差別，取消一般性優惠政策，調整稅收優惠導向，規范稅收優惠方式，體現國民待遇原則。
１．規范稅收優惠方式。由于稅收直接優惠的局限性，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的稅收優惠已普遍轉向能促進企業進行科技開發和技術革新的間接優惠上來。因此，我國企業所得稅優惠應不分內外資企業、新老企業，由以直接減免為主轉變為以間接優惠為主，在完善減免稅等各種直接優惠的基礎上，逐步增加間接優惠。首先，應建立加速折舊制度，對不同的固定資產規定不同的折舊方法和折舊年限。其次，應對國家重點發展的主導產業、新興產業實行投資稅收抵免，允許企業按資本投資額的一定比例從當年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抵免比例可根據設備的先進程度、投資類型、投資地區而有所區別。最后，應建立投資準備金制度，允許高科技企業按銷售收入或營業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發展準備金，用于研究開發、技術革新和技術培訓等方面，保證專款專用。
２．縮小內外資企業的優惠差別。為防止假合資騙取優惠和老企業嫁接侵蝕稅基，應不再對新辦外資企業一律實行“兩免三減”的優惠政策。筆者建議，這項優惠政策只適用于新辦的國家鼓勵發展的內外資企業，對于原內資企業嫁接的外資企業不符合新辦企業條件和國家限制發展的產業不得再享受此項優惠。這不僅符合國民待遇原則，縮小了內外資企業的優惠差別，更重要的是可以打擊假合資的現象，防止國內資金的大量外流和國家稅款的大量流失。
３．取消內資企業的一般性優惠。目前，全國性的有明文規定的內資企業所得稅減免就達一百多項，地方自行變通的優惠措施為數更多，使稅收優惠這個特殊調節手段變成了普遍調節手段。這不但導致稅負不公，也影響財政收入，不適應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要求。因而，對外資企業取消普遍優惠后，對內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也應加以清理。可考慮將民政福利、校辦企業等的一般性稅收優惠適當降低或取消。但為了支持殘疾人事業、教育事業和再就業工程，可通過以下措施達到目的：一是凡安置殘疾人員和下崗人員的企業，不分內外資性質，可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適當給予財政補貼；二是規定企業用于社會福利、教育事業的捐贈在稅前按實扣除。取消以上優惠，不僅能減少國家稅收流失，而且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殘疾人員和下崗職工社會問題的必然選擇。
４．調整稅收優惠導向。為充分發揮稅收優惠政策對經濟的引導和調節作用，我國應逐步建立以產業政策導向與區域發展戰略導向相協調的優惠機制。既要考慮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升級，又要考慮到我國加入ＷＴＯ后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具體而言，應當對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ＷＴＯ允許的范圍和時間內給予稅收上的支持；同時應當強化對基礎產業、高新技術及環境保護產業的稅收支持，鼓勵人力資本投資，對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給予稅收補貼等特殊優惠，形成“政策優惠——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建議在產業優惠上，對只要符合《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的項目，不分內外資企業，均可給予稅收優惠；原內資企業享受的利用“三廢”生產產品稅收優惠、農林牧等基礎產業稅收優惠，同樣適用于外資企業。在區域優惠上，重點應由經濟特區、開發區等沿海發達地區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