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針對我國政府會計監管的現狀，提出了完善政府會計監管的措施，旨在保障會計信息質量，達到資源優化配置。
上市公司所提供的會計信息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在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加強內部經營管理和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的作用愈加重要。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狀況如何，對于引導證券市場的運行和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會計信息質量均不盡如人意，究其根本原因，經濟利益是驅動。因為經濟行為的發生本應按著成本－效益的原則。根據經濟選擇理論，當理性的經濟人從事會計違法、違規行為所得到經濟利益大于其成本時，如果沒有外力的約束，其就會選擇違法、違規行為。這種外力的約束，就是會計監管。作為監管者至少應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地位獨立，與被監管者沒有依附關系和利益聯系；二是具有法定的權威性和強制力，能夠對被監管者進行強有力的約束和制裁。政府恰恰具備以上條件。
一、政府會計監管概念的界定及原則
（一）政府會計監管概念
各國學者對政府會計監管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斯蒂格勒茨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主張國家對經濟需實施必要的監管，認為市場失靈是政府干預經濟的主要原因。當市場存在失靈時，政府由于自身的強制力和權威性，可以通過實施強制性信息披露、進行法律懲戒等手段修補會計市場失靈。施萊弗和格萊澤發表了《監管型政府的崛起》一文，對政府監管的歷史背景及監管執法與法庭訴訟的差異作了比較分析，以美國政府行政監管的歷史為例，歸納了監管的優勢。李揚、王國剛認為：“在資本市場中，所謂監督管理（簡稱監管）指的是政府、政府授權的機構或依法設立的其他組織，從降低資本市場風險、保護社會公眾利益、維護社會安定的目的出發，根據國家的憲法和相關法律，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條例和政策，并根據它們對資本市場體系和各種活動進行的監督、管理、控制與指導。”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政府應在市場失靈的范圍內進行會計監管。筆者認為政府會計監管應定義為：政府通過立法和制定法規性文件，保證會計主體的會計信息的生成和披露，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協調行業自律的一種管理行為。
（二）政府會計監管的成本－效益原則
成本－效益原則在經濟學中獲得了廣泛的應用，該原則是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較高的效益。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表明，單純依靠市場調節或政府權力的嚴格管制都不能解決資源達到最佳配置的問題，因此政府會計監管也應在成本－效益原則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監管。政府會計監管的成本應包括：監管機構的設置運行成本、尋租成本和機會成本等。政府會計監管的效益應為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受托責任的履行，社會資源配置的優化。
在監管機制不完善時，政府往往制定一些不適合經濟發展的監管政策，需要在不斷地摸索中尋找適合本國的會計管理模式，此時政府會計監管的成本是比較高的，而所獲取的收益卻是比較低的，即圖中B 點；隨著監管機制的不斷完善，監管者在實踐工作中積累的經驗也在不斷豐富，此時，不論監管政策的制定還是監管工作的實施情況都得到了改善，監管的收益達到最大，而成本卻實現了最小化，即圖中的A 點，監管效益實現了最大化；繼續強化監管，企業往往會產生一定的抵觸情緒，導致監管的收益不斷下滑，而監管的成本也在不斷地上升，如圖中A 一C 所示，最終走向會計市場失靈。針對監管成本效益的這種特點，應該把成本、效益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此范圍內監管的收益將達到最大，同時監管的成本最低，這樣才能實現監管效益的最大化。
二、我國政府會計監管的現狀
我國現行的會計監管模式以政府監管為重點，體現了監管的權威性和獨立、公正性，對提高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提供了很大的保證、起到了促進作用，但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多頭監管協調性差
在我國，財政、稅務、審計、國資委、證監會等均對會計監管負有責任，不僅功能交叉、標準不一，還分散管理，缺乏橫向信息溝通、相互協調，從而未能形成有效的監督、管理。最為明顯的是財政部和證監會，財政部負責制定會計準則規范會計信息的生產，證監會制定監管政策發布信息披露制度，由于二者缺乏協調，當就某些問題看法不一時，甚至在會計監管問題上會相互沖突，弱化了政府監管的權威性和有效性。雖然多頭監管從某種程度上可以加大會計信息的造假成本，但是多頭監管最終會導致各部門之間的權力之爭以及部門立法泛濫。同時多頭監管增加了監管成本，這部分成本最終由企業、機構承擔，從而減少了企業的利潤。
（二）監管法律法規滯后
我國現行的會計法律法規體系中，相關配套法規與會計法規銜接不夠密切，致使會計監管中發現的大量違規行為得不到及時處理。會計法律法規規定較為籠統，可操作性較弱。
（三）缺乏對監管部門的有效監管
現有的法律、法規賦予政府部門監管權力的同時，并沒有明確規定政府監管部門在監管低效或無效時應承擔的責任。政府監管部門的權責不對等，缺乏監管效率的衡量標準，難以衡量政府監管的質量和效率。
三、完善我國政府會計監管的建議
（一）加強監管部門的協作
多頭監管存在的負面影響，就是權力沖突或者監管真空。針對目前“政府監管分散”的現狀，應以立法的形式明確界定財政部門、國家審計機關和證監會等的職責和權限，避免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 使有限的監管資源得到合理的利用，提高監管效率。為降低政府監管的成本和資源浪費，在組織設計上，可由全國人大或國務院牽頭，將監管機構直接納入全國人大或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之下，如設立“全國人大（國務院）會計工作領導小組”，小組的成員可由相關的專業人士組成，負責會計工作的監管與協調。
（二）健全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大執法力度
會計信息質量監管的主要措施是法律保證。在會計法規的制定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與會計信息有一定利益關系的人員對會計信息的影響，制定相應的措施對其行為加以限制。必須盡快出臺《會計法》實施細則，提高《會計法》的可操作性；滿足企業多元化經營的需要。總之，要逐步建立以《會計法》為中心，以《會計法》實施細則、《會計信息質量監督檢查辦法》等法律法規為補充，以最權威的《會計準則》、《企業財務通則》等會計制度建設為重點的健全的會計法律法規及制度體系。 在法律制度上，各相關法律法規應做出較為清楚統一的規定，即不同層次或不同部門制定的法律法規對行政責任方面的規定應統一口徑。有關的證券法律法規應進一步明確編造虛假財務報告和對虛假財務報告出具虛假審計報告的民事賠償責任，使上市公司、會計師事務所違法行為所負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清晰明確。應進一步明確編造虛假財務報告和虛假審計報告所負刑事責任的界定標準，增強法律的威懾作用，減少重大違法者存有的僥幸心理。盡快建立起證券市場的民事賠償機制，特別是可操作性的民事訴訟程序，以利于民事賠償機制的啟動。以《證券法》、《會計法》、《公司法》為核心，加快民事賠償制度的建設，大幅度提高會計造假成本。在健全相關法律法規體系的基礎上加大執法力度是充分發揮會計法規作用的關鍵，同時也是政府對會計信息進行監管的法律手段。由于制造虛假會計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獲得一定的非法經濟利益，如果處罰力度過低，甚至低于虛假會計信息制造者由此獲得的經濟利益，就無法發揮會計法規對虛假會計信息的處罰作用。
（三）建立對政府監管者的問責機制
政府監管雖然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和獨立性，但是由于沒有監管的利益驅動，沒有監管的積極性，仍有可能存在懶惰或消極監管的心理，因此要建立對監管者的問責機制。對政府監管不力、效率低下，并對正常的會計行為和監管秩序造成負面影響的，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以此推動監管者積極參與和上市公司管理當局的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