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１９６８年Ｂａｌｌ和Ｂｒｏｗｎ開實證會計研究（簡稱“實證研究”）之先河以來，實證研究迅速發展，并在西方會計學術界取得了主流地位。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期，我國一些會計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實證研究方法，進入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之后，介紹實證研究方法的文章逐漸增多，會計學術領域的權威刊物《會計研究》在１９９７年還專門發表了一系列介紹實證研究方法的論文。
縱覽國內的相關文章，其中不少對實證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批判觀點，以顯示規范研究方法并未落伍。但筆者認為，不少批判觀點是建立在不了解實證研究方法的基礎之上的，難免有謬誤。本文專就此作些辯解。
１．有的文章批判實證研究方法并不像實證研究者標榜的那樣客觀，從假設的提出到變量的選擇、數據的收集、再到模型的選擇，都包含著研究人員的主觀因素。客觀地說，實證研究的許多步驟的確包含有研究人員的主觀判斷，然而即使如此，實證研究方法仍然比其他方法更具客觀性。理由有兩點：首先，研究人員拒絕或者接受所提出的假設，完全取決于經驗數據檢驗的結果，體現了一定的客觀性；其次，如果其他研究人員認為已有的研究在某個環節上存在著主觀偏差，可以針對這些偏差重新選擇更合理的變量、收集更客觀的數據進行研究，從而得出更客觀、更令人信服的結論，這樣能不斷提高研究的客觀性。
２．有的文章批判實證研究所蘊含的歸納法，認為它力圖使用有限的事實和現象去證明普遍命題，因而其研究結果不可避免地帶有概率或偶然性。歸納法的缺陷其實早已為哲學家們所發現。波普爾所創立的證偽主義，目的之一就是解決歸納法的缺陷。波普爾認為，從邏輯上看，無法通過反映單個現象的經驗事實去證實某個全稱命題。因為，即便是現實世界所有已觀察到的經驗事實都與該命題相一致，也很難保證未來不會產生不一致的經驗事實（即異例或反例）。相反，只要有一個反例，即可證偽某一全稱命題。正是這種邏輯上的不對稱，使得證偽具有更大的優勢，科學知識應能經受得起證偽的考驗。如果我們對實證研究的研究過程加以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實證研究實際上遵循了證偽的做法。研究人員一般先是將擬證明的命題作為備擇假設，構建相應的逆命題作為零假設；然后通過經驗數據證偽零假設，從而拒絕零假設，在此基礎上接受備擇假設（即擬證明的命題）。因此，實證研究在相當大程度上克服了歸納法的缺陷。
３．有的文章批判實證方法可能導致相當復雜的研究，而最后得出的研究結論卻非常簡單，甚至有些是眾人皆知的常識。誠然，實證研究的確主要涉及一些較為單一的課題，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實證研究的價值。不一定是通篇大論“治國平天下”的文章才有價值，實證研究得出的一些雖小、但實實在在的結論也許更有現實意義。即使是驗證常識，也未必就沒有意義。因為人們的常識多來自于感覺，而有些經濟現象是與人們的感覺相悖的。實證研究能夠進一步增加常識的可靠性和普遍性，避免以偏概全，其價值是明顯的。
４．有的文章批判實證研究過多地使用數學方法。誠然，有些實證研究論文，特別是國外的一些論文的確通篇充斥著符號、公式等，然而，數學及利用數學發展起來的模型從本質上講都是一種交流的語言。通過這種語言，學者之間交流思想的成本就會小得多。數學具有簡潔嚴謹的優點，對長篇累牘的文字，用一兩個公式、幾步數學證明就能表述清楚，且不會產生歧義。只要不是為了故弄玄虛而運用數學，以至增加了論文的復雜性，人們還是應該鼓勵數學方法的運用，因為數學的確有助于研究的嚴謹化和科學化。目前國際上最被認可的論文類型是既有數學模型又有實證結果的論文。
５．有的文章批判我國的實證研究沒有以適合我國實際的經濟學理論和財務學理論為基礎，往往直接引用國外的模型，多數都是依靠推測來提出假設的。應該承認，這不僅是我國會計實證研究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而且也是整個中國經濟學界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這一問題，不因為實證研究進展不大而卻步，而是認真總結經驗，利用我國的經驗數據驗證國外實證研究的結論，便會有助于我們檢驗國外的理論是否適用于國內實際。通過實際數據的分析，也能夠揭示出我國與西方的差異之所在，從而為發展適合我國的經濟學理論和財務學理論指明方向、奠定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