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會計政策選擇是財務會計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會計政策選擇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的會計政策選擇，采用規范研究、實證研究的方法對會計政策選擇的原因、影響因素、動機、經濟后果等進行研究。本文主要對國內外會計政策選擇研究狀況進行述評，以期為會計政策選擇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會計政策選擇 會計準則 經濟動機
一、引言
會計政策選擇是財務會計理論的重要課題，也是資本市場效率研究的焦點問題，還是西方實證會計理論的研究重心。在我國開展會計政策選擇研究對于完善資本市場的監管，通過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建立和完善會計準則體系，通過會計信息管制合理分配社會財富，完善市場經濟中包括管理人員報酬計劃在內的一系列契約，具有重要意義。會計政策問題的研究分為了兩個階段：一是20世紀30、40年代，主要是研究會計政策的一些規范性問題，如會計政策的性質和目的等。二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以會計政策選擇為重心的實證會計研究，直接推動著會計研究的快速發展。我國關于會計政策選擇的研究，1995年以前的研究較少，近年來逐漸增多，其研究對象從一般性問題到具體問題，研究方法從規范研究到借鑒和吸收西方實證會計理論的實證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本文擬在回顧、分析國內外會計政策選擇研究的基礎上，對國內外會計政策選擇研究的現狀進行客觀評價，并提出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二、西方國家會計政策選擇研究述評
(一)早期會計政策選擇研究 人們普遍認為企業發展初期其參與者是為了企業利潤最大化這一個目標。所以，企業管理者會計政策選擇動機的終極目標也在于此，這是一個誤區。1953年，赫普霍恩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管理者的目標并非是使報告的利潤最大化，而是使各期的收益均衡化。戈登(Gordon)在1964年進行的實證研究中證明了赫普霍恩的收益均衡化觀點。首次提出管理者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有其自身的經濟動機。并提出了五個假設：管理當局會選擇能提高他們福利的方法；管理當局的福利隨職務保障、個人收入和公司規模的擴大而提高；管理當局福利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股東的滿意程度；股東的滿意程度取決于所報告的利潤增長率是否既高又穩定；管理當局會選擇能確保會計報表利潤增長率既高又穩定的方法。其研究表明，企業管理者并非遵循配比原則或使所報告的利潤最大化，而是使各期利潤均衡化。關于收益均衡化假說，后來引發了許多相關的研究。
(二)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會計政策選擇研究 到了1978年，瓦茨和齊默爾曼(Watts and Zimmerman)發表了《建立有關會計準則決定因素的實證理論》，認為管理層對會計政策的選擇受多種因素影響，而非追求收益數據的均衡化，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契約成本、簿記成本、政治成本、管制成本。1986年，瓦茨和齊默爾曼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于會計政策選擇經濟動機的“三大假設”：分紅計劃假設。若其他條件不變，對管理者實施分紅計劃的企業，其管理者更有可能把未來期間的會計報告利潤提前至本期確認，從而提高管理者的報酬；負債契約假設。如果其他條件不變，企業的負債權益率越高，管理者就越有可能選擇將會計利潤從未來期間提前至本期的會計政策。該假設是基于下述假設推導而來的：企業越是與特定的、基于會計報告數據限制性契約條款緊密相關，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選擇能增加本期會計利潤的會計政策；政治成本假設(規模假設)。如果其他條件不變，規模越大的企業，其管理者越有可能選擇那些能將本期會計利潤遞延到未來期間的會計政策，以降低或遲延稅負等政治成本。正是由于存在能夠產生不同結果的替代方法，所以人們會不斷嘗試不通過改善公司業績就能遞延或提前利潤實現的辦法。
此后，西方眾多學者對三大假設進行了檢驗。希利(Healy)于1985年研究了分紅計劃是否會影響管理者對會計程序的選擇。他預測，若企業的實際盈利低于目標盈利的下限，管理者則會有“巨額沖銷”的動機，利用諸如提前確認費用或遞延確認收入的會計方法，以進一步降低當期收益，這樣就有望提高下一年度的收益從而提高管理者在下一年度獲得分紅的概率；若當期的實際盈利高于目標盈利的上限，則會使他們永久性的喪失高出的部分可望形成的分紅。所以企業的管理者會采用把高出部分向未來遞延以降低當期收益的會計方法；當實際盈利界于目標盈利的上限與下限之間時，管理者就有可能采取增加當期利潤并盡可能接近目標利潤的會計政策以提高其分紅的現值。希利用應計項目檢驗了分紅計劃對管理者會計程序選擇的影響，結論支持了分紅計劃假設。斯威尼(Sweeney，1944)選取了1980年至1989年第一次違反條款的130家制造業公司和同行業規模相當的130家未違約的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比較。發現前130家樣本公司在違約前5年進行自發性增加收益的會計政策變動比后130家樣本公司要多得多。從而支持了債務契約假設。瓊斯(Jones，1991)選取了1980年至1985年美國政府進口救濟調查中的5個行業里的23家公司作為樣本，研究受美國政府進口救濟調查的公司報告凈收益的情況。檢驗發現樣本公司會通過應計項目調低收益以獲得進口救濟的情況，這與政治成本假設一致。澤米鳩斯基和黑格曼于1981年研究了會計程序組合問題，作者調查了存貨、折舊、投資減免稅和以往服務退休金成本的攤銷期限等程序的組合檢驗三大假設。研究結論證明了管理者對某一會計程序組合的選擇，取決于是否存在著以盈利為基礎的分紅計劃、企業的負債與權益的比率，企業規模和所處行業的集中程度，所獲得的證據與三大假設吻合。圍繞三大假說對會計政策選擇進行檢驗的實證研究還有很多。如戴利(Daley)1983年對開發費用資本化政策選擇問題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與紅利計劃假設和規模假設一致。達利瓦爾(Dhaliwa
l)史密斯(smith)1982年通過研究折舊會計政策選擇問題，證實了三大假設。
(三)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會計政策選擇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后，業界的研究主要是圍繞會計政策選擇動機的類型進行的，即有效契約型和機會主義型。而從早起文獻中可以知道，大多數的會計方法選擇以機會主義行為為基礎。瓦茨和齊默爾曼(1978)就提出管理者游說會計標準來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假設。并通過分析反映管理者對“一般物價水平調整”準則的態度的證據驗證了這一假說。切瑞斯特和齊默爾曼(AndrewA.Christie and Jerold L.Zimmerman，1994)發表了《會計程序的效率型和機會主義型：公司控制權競爭》一文。他們以企業契約觀為基礎，研究會計政策選擇的兩種類型：效率型和機會主義型。并對效率型和機會主義型進行了界定。鮑爾(1989)，霍特豪森(1990)，瓦特和齊默爾曼(1990)等認為不同公司間會計程序的多樣性可能是由于契約效率而非管理者的機會主義。管理當局會選擇會計方法來使代理成本最小化，從而使公司的價值最大化。對于具體的企業來說，可供選擇的會計政策、采取所選的會計政策之后對企業價值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管理報酬契約的具體形式等因素都會對管理者在會計政策選擇上的最終偏好產生影響。而在大經濟環境下，會計政策選擇主要體現為哪一種效應則是一個經驗研究的問題。
三、我國會計政策選擇研究述評
(一)國內會計政策選擇的規范研究述評 我國會計政策研究起步較晚其具體內容包括以下方面：
(1)關于會計政策及其選擇的涵義、本質的研究。一般將會計政策分為宏觀會計政策和微觀會計政策。黃菊波、楊小舟(1995)認為，實踐中會計政策應分為宏觀的(或政府)的會計政策和企業的(或微觀的)會計政策。有部分學者在不反對會計政策的宏觀與微觀之分的同時，認為會計政策一般主要指微觀會計政策(曲曉輝，1999；婁權，2000)。而劉叔申、王林(1996)則認為會計政策只能是企業會計政策，即只有以企業為主體的會計政策，應當從會計政策與會計法規的區別上理解會計政策的微觀性。目前在許多文獻中并不將會計選擇與會計政策選擇加以區分。曲曉輝(1999)認為，會計選擇主要是指會計政策的選擇，當然也包括對會計估計的選擇和其他相關選擇，由于后兩種選擇的影響程度一般不及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深遠，因而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也有人將會計選擇稱為會計政策選擇的簡稱，如湯云為、錢逢勝(1997)。關于會計政策選擇的涵義，一般認為會計政策選擇是企業在會計準則等有關法規的選擇范圍內，結合企業經營管理目標，對可供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和程序進行定性、定量比較分析，從而擬定會計政策的過程(蔣艷霞，2001；林鐘高，2001；潘煜雙，2002；李姝，2003)。企業會計政策選擇貫穿于企業從確認到計量、記錄、報告諸環節構成的整個會計過程，會計的過程其實就是會計政策選擇的過程(戴奉祥，2000)。企業會計政策選擇既包括某項經濟業務事項初次發生時的初始選擇，也包括由于客觀環境變化對會計政策的再次選擇(邵毅平，2001；潘煜雙，2002)。黃文鋒(2004)認為，廣義的會計政策選擇有三個層次：會計政策制定層次的選擇；會計技術層面的選擇；操縱層面的選擇。廣義的會計政策選擇行為既包括盈余管理也包括財務舞弊。王運轉(2006)認為：會計政策選擇首先是一種決策，其主要目的是在于以一定的方式影響會計系統產出的信息；是會計處理方法的整體優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會計政策選擇研究一般采用狹義的概念。會計政策選擇在形式上表現為會計過程的一種技術規范，但會計政策選擇絕不是一個單純的會計問題，是與企業相關利益者處理經濟關系、協調經濟矛盾、分配經濟利益的一項重要措施(李端生，1996)。會計政策選擇實質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和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過程是財務報告的編制者與相關利益者博弈均衡的結果(鄔保明，1997；戴奉祥，2000；李姝，2003)。會計政策選擇是企業在會計處理程序與方法上擁有剩余控制權的一種表現，也是企業尋租行為的一種途徑(林鐘高、章鐵生，2003)。黃文鋒(2007)通過比較傳統會計與現代會計本質差異，透視會計政策選擇本質，指出會計政策選擇行為實質是經濟后果的不斷博弈。
(2)關于會計政策選擇原因的研究。該問題是目前已有的成果中論述較多的問題。湯云為、陸建橋(1998)認為，這實際上是會計準則的統一性與靈活性的關系，是一種兩難選擇，統一性勿容置疑，靈活性也不可缺少。具體原因：黃菊波、楊小舟(1995)認為主要是會計的模糊性和不同的會計觀點的并存；畢秀玲(2000)認為是相關性與可靠性之間的矛盾，當相關性與可靠性相矛盾時，若同時重視相關性和可靠性，只能采用不同的會計政策；戴奉祥(2000)認為，會計政策的選擇問題是一個社會公共選擇問題，若事無具細地由政府包羅企業會計處理的全部規則，交易費用過多，就可能會因缺乏效率而流產，因此政府只能就一般的會計規范作出規定，而將剩余的特殊會計政策留給市場主體自己選擇會更有效率；唐松華(2000)認為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原因是企業治理結構、會計準則的不完全性和會計信息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王運轉(2006)認為，會計政策選擇的原因較為復雜，既有客觀因素，如會計對象的不確定性、計量屬性的多樣性、會計實務的多樣性和涉及利益的復雜性(經濟后果)、會計準則發展與會計實踐發展的不同步、信息不對稱、會計準則的公共契約性等；也有主觀因素。
(3)關于會計政策選擇的原則、立場的研究。對于會計政策選擇的原則：劉叔申、王林(1996)認為包括公認與合法原則、成本與效益原則、適用性原則。其中公認與合法原則，這是所有學者都認可的，實際上企業不可能超出剩余權選擇會計政策；張業修(1997)認為，可比性、一致性、重要性、謹慎性、整體優化等都是選擇會計政策的原則；曲曉輝、齊平茹(1999)認為選擇會計政策應從企業總體目標出發，以公允反映為準繩，以法規制度為限度，以遵守會計職業道德為前提；邵毅平(2001)認為，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原則是合法性和相對獨立性相結合，一貫性原則，適用性原則，成本與效益原則，遵守職業道德的原則。筆者認為，合法性原則、公允性原則、遵守會計職業道德的原則、效益性原則是企業選擇會計政策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對于會計政策選擇的立場，主要有投資者立場、經營者立場、國家立場、雙重主體立場和復合立場。胡春元(1996)，王文彬、林鐘高(1998)等認為，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立場應是一個復合的立場。而李端生、朱力(1996)認為，選擇會計政策的正確思路應該是企業立場，“復合立場”只能作為企業選擇會計政策的努力方向，相反而不應成為現實要求。唐松華(2000)認為，會計政策選擇的立場應是企業管理當局立場，并且強調選擇會計政策應考慮的因素與選擇會計政策的立場完全相反。筆者認同該觀點，因為企業管理當局是會計信息的壟斷提供者；企業管理當局常利用會計政策選擇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在現代企業制度下，會計政策選擇的立場是由企業的委托代理關系決定的。
(4)關于會計政策選擇影響因素的研究。企業選擇會計政策時，要考慮各方面的影響因素，胡春元(1996)將影響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因素概括為：報酬因素；負債因素；政治成本因素；股價因素。唐松華(2000)認為，與各種不同利益相關方(如股東、債權人、政府等)的合約就是企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應考慮的因素。王運轉(2003)將影響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因素概括為經濟因素、社會文化因素、政治法律因素、企業主體自身因素。黃文鋒(2004)提出制約會計政策選擇的制度三級鏈：內部控制、公司治理和產權制度；此外，市場和法律制度、信譽也是影響會計政策選擇的因素。王富利(2005)提出會計準則、公司治理、利益相關者、會計監督和職業判斷是影響會計政策選擇的外部因素。
(5)關于會計政策選擇目標的研究。黃偉華(1997)將會計政策選擇的目標的認識分為三個階段，即配比觀念；真實收益觀念；決策有用性觀念。王運轉(2003)在此基礎上認為作為左右會計信息的會計政策選擇，首先要體現會計目標的特性，即會計政策選擇要根據會計目標來定位；其次，由于會計政策選擇具有經濟后果，其目標要能夠體現利益相關者的價值最大化。楊成文(2005)撰文系統地論述了會計政策選擇目標，認為會計政策選擇的目標不直接等同于會計目標。宏觀會計政策選擇的目標應當是基于資源優化配置的以決策有用的真實收益為核心的目標體系，微觀會計政策選擇的目標為企業價值最大化。宏觀會計政策選擇與微觀會計政策選擇目標的不一致，決定了會計目標的實現形式。(6)關于會計政策選擇的理論基礎、效率性等的研究。對于會計政策選擇的理論基礎，胡春元(1996)認為，產權理論是會計政策選擇的基礎。而絕大部分學者主要是運用契約理論、代理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經濟后果理論對會計政策選擇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對于會計政策選擇的效率性問題，白云霞(2000)認為，企業的會計政策選擇具有效率性，可以降低契約成本，也為經理人員的機會主義行為打開了通道；企業會計選擇的“自由度”應與企業的治理結構及其所處的環境相適應。段文清等(2001)認為，在一系列有效激勵約束機制的作用下，會計政策選擇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方式。
(二)我國會計政策選擇的實證研究述評 在上市公司微觀會計政策選擇實證研究方面，我國部分學者借鑒西方實證會計研究方法，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陸建橋(1999)進行了中國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通過操縱應計利潤項目來達到目的，其中營運資金項目，特別是應收應付項目和存貨項目可能是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工具。蔣義宏(1999)選取的20例樣本公司表明：自發性會計政策變更均對當期利潤有重大影響，并且有一些會計政策變更的理由顯然不能成立。因此，會計政策的不當選擇是當前會計信息失真的又一重要且合法的原因，其動機就是操縱利潤。王躍堂(2000)以滬深股市的A股公司為樣本，以短期投資減值準備、存貨減值準備以及長期投資減值準備的會計政策為例，對我國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經濟動機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決定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因素不是西方的三大假設，而是證券市場的監管政策、公司治理結構、公司經營水平以及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意見。閔慶全、劉云中(2000)以存貨計價方法為例做了有益的探索。其從契約成本的角度討論了我國上市公司對存貨先進先出法和后進先出法的選擇，運用單變量和多變量(1ogit模型)分析，以總資產、主營業務收入、長期債務比率、利息保障倍數、β系數、資本集中度和存貨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率等指標為解釋變量，得出了有一定意義的結論：規模假設得到全面驗證、代理成本假設得到部分驗證、效率假設在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中結論不同。孫錚(2000)提出我國上市公司存在著包括利用會計政策選擇等手段操縱會計利潤的現象：一是配股現象。上市公司為了達到最近3年平均凈資產收益率不低于10％這一“圈錢”配股的資格線，不惜代價采取各種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現了耐人尋味的“10％現象”。二是微利現象。前1年或2年虧損的上市公司，為了免受特別處理或摘牌的處罰，采取種種手段使本年凈資產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虧損就行。三是重虧現象。對于無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虧損之列的上市公司，為給下年扭虧留一手，有意做成重虧，以免第二年連續虧損而被特別處理。
蔣義宏、魏剛(2001)以我國20家上市公司為例，例證了政府管制對會計程序選擇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利用會計數據制定的上市公司法律條款確實會誘發經理人員選擇可提高會計收益的會計程序，經理人員選擇那些既可提高會計收益，又不會增加現金流出的會計程序以降低會計程序變更的成本。徐維蘭、曹建安(2004)以上海證券市場上的機械、設備、儀表板塊類A股公司計提八項減值準備的方法檢驗。研究結果發現：除折舊方法外，這類公司有逐步采用穩健會計政策的趨勢，實證會計理論關于會計政策選擇的三大假設在此類企業未得到證實。上述國內會計政策選擇的實證研究與國外研究狀況不可同日而語，國內客觀情況的制約是最重要的因素，以至于即使借鑒國外會計政策選擇的實證研究模型，得出的結論也大相徑庭。
四、結論及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從國內外研究現狀可以看出，會計政策選擇研究是會計領域的一個重要的前沿性研究課題，而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還較落后，針對我國國情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方法體系。為此提出如下幾點建議：首先，注重對會計準則的研究，特別是類似于西方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研究，會極大地促進會計政策選擇的研究；其次，對會計政策選擇的研究應該采用綜合的觀點(如多目標)，不應當只考察某一會計政策選擇或者會計選擇動機，而把其他因素排除在外。同時注重區分內生原因和外生原因。最后，有選擇的借鑒和吸收西方實證會計理論，逐步開展對會計政策選擇行為的研究將成為未來我國實證會計研究的廣闊領域。實施新《企業會計準則》的結果是否符合會計準則制定者的初衷；企業是如何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會計政策選擇的；企業是否采用穩健性原則；企業是如何粉飾財務報表的，其原因何在，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回答和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