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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會計的地位和作用也與日俱增。會計是技術性與社會性的統一。作為組織和社會管理重要組成部分的會計，既需要對其所處環境的變化作出適應性反應，又必須通過其自身的創新與發展作用于會計環境。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由制度、組織和技術相互作用所催生，它將更具現代化意義的數字技術牢固嵌入經濟系統，并以知識和信息等形式顯著影響經濟活動，深刻改變著整個經濟社會系統的要素結構與運行機制。而置于數字經濟中的會計必定深受其影響，同時以會計特有的理論與方法助力數字經濟發展。
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將發展數字經濟擺在突出位置，明確提出：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實現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這既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要求的“建設數字中國”之重大舉措，也是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所作出的重大戰略安排。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顯示，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9.2萬億元，較2019年增加3.3萬億元，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由2002年的10.0%提升至2020年的38.6%。顯然，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已是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路徑。
面對數字化革命帶來的歷史機遇和重大挑戰，置于組織與社會中的會計如何通過自身變革以更好服務新經濟形態的發展，是會計理論和會計實踐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是社會形態變革的根源。“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很好地詮釋了會計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更好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深度融入和推動數字經濟走深走遠是新時代賦予會計的重要使命。從本質上看，會計與數字經濟的關系是辯證的，具有顯性的互動關系，只有認識這種關系，正確理解會計賦能數字經濟發展的邏輯，才能找到數字經濟背景下會計創新與變革的方向。有鑒于此，本文從數字經濟時代的制度、市場和企業等維度，從宏觀與微觀層面觀察分析會計賦能數字經濟發展的現實邏輯，探討置于數字經濟中的會計如何發揮其功能作用，并從實踐層面闡釋會計如何通過其自身變革與創新更好賦能數字經濟發展。
一、服務數字經濟政策制定與實施
近年來，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都制定了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例如，美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支持數字技術發展。1993年美國政府公布“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行動計劃”；1998年開始美國商務部發布13份“數字經濟”和“數字國家”報告；2015年美國商務部進一步發布《數字經濟議程》，把發展數字經濟作為其實現繁榮和保持競爭力的關鍵；2016年美國成立數字經濟咨詢委員會（DEBA），為數字時代的經濟增長和機遇提出建議；2018年美國發布《數據科學戰略計劃》《美國國家網絡戰略》和《美國先進制造業領導力戰略》，明確提到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相關命題。西歐各國也頻頻出臺數字經濟發展政策或戰略規劃，促進數字經濟發展。
戰略規劃是發展數字經濟的“綱”和“領”。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戰略規劃整體上經歷了由重點推進信息通信技術的迭代演進向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發展的轉變。自“十三五”規劃提出“國家大數據戰略”以來，我國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日臻完善并逐步落地生效。2021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更是將“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作為獨立篇章予以闡釋，并明確為“十四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之一。隨著中央數字經濟政策不斷完善，地方層面也積極跟進，紛紛出臺相關政策和發展規劃，加強數字經濟的政策支持和戰略引導。
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和一項經濟管理活動，以反映和構建方式與政府有形之手交織在一起而發揮政策工具作用，不僅直接或間接地服務政府數字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勵各級政府持續布局和優化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政策。在政府制定數字經濟政策層面，會計系統與統計系統相結合構成相對完整的經濟核算體系，測定并報告數字經濟活動的流量和存量，分析與數字經濟活動相關社會產品的生產、消費、分配情況，提供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增加值的數據，以反映各領域、各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及發展態勢，為數字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信息支持。在激勵各級政府布局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方面，會計系統通過制度形式和社會行動方式的協同作用，反映數字經濟的運行情況，凸顯發展數字經濟隱含的深刻經濟與社會意義。因會計信息具備可靠性、相關性、可理解性、可比性等質量特征，故經由會計系統憑借其邏輯自洽的計算方法與指標設計，以數字化和貨幣化形式所呈現的數字經濟發展信息，有助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更加準確地識別新經濟形態的發展趨勢，并據此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政策、評估數字經濟發展政策實施成效，優化數字化轉型戰略規劃。
會計通過直接作用于微觀主體、嵌入國家治理結構而實現信息價值和行使管理權力，服務于數字經濟政策實施全過程。會計信息有助于檢驗數字經濟政策實施的效果，反映政策是否恰當、數字經濟戰略規劃布局如何調整和優化。不僅如此，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經濟環境，數字經濟戰略規劃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諸多不確定性因素，這就常常需要對規劃進行動態調整。會計可通過其信息價值與管理權力影響數字經濟政策的實施，為數字經濟政策的調整和修正提供依據。此外，在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政策過程中，安全保護尤為重要。盡管數字經濟時代的安全保護多涉及智能技術水平的提升與完善，但同樣需要良好的經濟監測及預警能力作保障，而會計能夠在經濟監測及預警能力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進一步地看，不僅數字經濟運行的監測需要會計提供信息，而且經濟監測及預警所設定的指標也多與會計指標密切相關。
如果說會計能夠助力數字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那么，數字經濟的發展也為會計的創新發展增添了新的內生動力。會計只有不斷深化自身的“數字化”建設，才能更深層次更高質量地服務數字經濟發展。一是創新會計數字化轉型的制度體系，將會計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這就要求做好會計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和制度體系優化。當前，會計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應重點服務于“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戰略原則、重點任務，尤其應結合中央有關數字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安排，從制度層面推進數字技術與會計的雙向融合。二是將數據挖掘、云計算等技術應用至會計領域，以數字化信息化技術為支撐，增強會計信息的獲取能力和獲取質量，從信息源、信息加工和分析、信息披露等多環節、全方位提升會計信息質量，力求全面、及時、客觀反映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及發展態勢，并利用數字技術不斷優化會計管理權力的行使方式，更好支持和支撐數字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二、推動數據要素市場發育
數據是數字經濟的“細胞”，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生產要素，有其特有的功能作用。它本身是一種生產要素，與其他生產要素交叉融合、組合迭代，形成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完整體系。當今時代，數據信息及其傳送越來越成為決定生產率高低的技術手段，代表著先進生產力。通過數據要素市場的有效發育，利用市場機制將數據要素配置至生產和運營全領域，是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必然要求。會計憑借其信息價值與知識技能不僅已滲透到數據生產、傳遞、使用的全過程，而且影響著數據資產的市場定價，為數據要素市場的發育和市場在數據要素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供基礎性支撐。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資源數量龐大、種類多樣，單純擁有數據并不是目的也不是難事，關鍵是如何利用互聯網所提供的大數據和云計算算法優勢將海量數據轉化為有用信息，最終實現“數據—— 信息—— 價值創造”的成功轉化。在這個過程中，會計能夠將部分以代碼和初級信息呈現的數據轉換為可識別、可利用的商業“語言”，與其他生產要素相融合，形成生產經營的新動能，為企業和社會創造價值。可以說，會計系統是數據生產資料生成的重要子系統，將會計知識和技術融入數據計算與指標設計，能夠提升數據信息價值的實現成效。
會計以其特有的計量方法影響數據資產的市場定價，進而對數據要素市場的發育發揮支持和支撐作用。從表面看，數據普遍通過互聯網平臺交易，這與傳統生產要素以實物為主的流通方式有著明顯不同。但如果從深層次上理解就會發現，數據的采集、分析及處理同樣凝聚著大量的人類勞動，而且主要是復雜勞動。這就意味著，數據既是過去勞動形成的產品，也是生產經營投入的生產資料；既能給擁有者帶來收入，也會成為使用者的生產經營成本。按照會計的確認原則和計量標準，能夠給企業帶來利益并可靠計量的數據就是企業的資產，是企業生產經營不可或缺的生產資料。與其他資產定價基礎相類似，數據資產市場價格既取決于生產數據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價格真實是實現市場資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因會計遵循理性原則對資產價值進行確認和計量，從而使由會計所加工生成的財務及非財務信息能夠更好地反映數據資產價值，成為數據資產市場定價的基礎性信息。更為直接地看，會計能夠增強數字經濟活動的可視性，使數據要素價格形成更加契合市場化配置資源的體制機制，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在數據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從歷史的視角看，資源配置過程中對數據及其計量的要求會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復雜化、多樣化而越來越精準和有用。為更好推動數據要素市場發育，會計必須與時俱進，既要契合新經濟形態下企業資源配置的新機制，又必須準確定義和可靠計量經濟事項所涉及的會計要素，更好反映資產價值，服務決策和管理控制。當前，尤其要緊密結合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新趨勢，為構建要素價格由市場決定、配置高效公平的要素市場體系貢獻會計力量。要進一步優化會計系統，探索基于數字經濟時代的會計確認、計量、報告新方法，不斷提高會計信息的實時性和有用性，更好發揮會計推動數據要素市場發育、優化數據資源配置的功能作用。
三、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
企業數字化建設直接決定著數字經濟發展的進程。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數字技術與企業組織運轉之間如何融合，本質上屬于組織決策的范疇。會計系統不僅能夠為組織的數字化決策提供信息支持，更能憑借其在組織中頗具權威的專業性，使之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發揮基礎“設施”作用，直接或間接影響決策的制定和執行。
首先，會計能夠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決策提供信息支持，進而提高決策理性。正如西蒙所說：信息是決策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合理決策的生命線。數字經濟時代的經濟活動高度依賴數據的獲取、加工和使用能力。很顯然，會計數據的獲取、加工和使用是數字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隨著會計知識的不斷抽象化與客觀化，使會計系統能夠通過數學化、公式化、標準化的計算方式較準確地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判斷和選擇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現路徑。因此，會計能夠增強企業數字化決策過程的經濟理性，更好促進數字經濟時代組織內部的分工與合作，降低交易費用，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其次，會計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以制度化形態發揮著基礎性控制的“工具”功能。從正式制度層面看，會計制度憑借其法律地位規范會計信息的加工生成和披露。會計系統所提供的信息不僅能夠增強管理活動的可視性，為組織激勵提供獎懲依據，而且有助于發現和解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從非正式制度層面看，會計系統具有信任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工具?？尚诺臅嬓畔⒉粌H能夠有效地維系、增進組織內成員之間的信任，而且有利于數字化轉型中增進投資者、企業員工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對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的認可和信任。
再次，會計憑借其特殊崗位所賦予的權力成為企業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同樣具有重要作用。在企業組織中，會計機構和會計專業人員被賦予了明確的職責，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數字經濟時代，必須將會計系統及其職能融入轉型中的數字化管理體系之中，作為數字化生產和數字化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倳嫀煟ɑ蜇攧湛偙O）、會計機構及人員等特定管理崗位所具有的權力，使會計能夠參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決策和決策執行的全過程。
置于數字經濟時代的會計，必須借助數字技術實現自身轉型升級。一是強化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在會計實務中的應用。應將融入數字技術的會計系統貫穿至企業決策、控制、評價等各個管理環節，更好體現會計的信息價值和管理權力。二是培養新型會計人才隊伍。應大力培養能夠掌握現代數字技術的會計人員，加快會計人員的能力結構轉型，增強會計人員利用數字技術分析經濟和社會數據的能力，提升會計人員業財融合的邏輯思維和綜合管理能力?？倳嫀熂罢麄€會計人員隊伍還應借助數字技術增強科學決策、勢態感知和風險防范能力，提升管理效率，更好參與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決策制定和實施，使企業數字化轉型走穩走實。
四、驅動企業價值創造
企業價值創造能力是決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的支配因素和關鍵力量。企業價值創造能力的提升，必然要求價值管理的組織方式和管理方法進行變革。從企業層面來看，財會部門既是企業直接和主要的價值管理部門，又是企業所有價值管理活動信息的匯集點，在一定程度上擔負著綜合協調職能。會計人員承擔著決策、控制、考核、信息反饋等價值管理職責?？梢哉f，會計是企業價值管理的重要力量，它通過加工處理和傳遞企業價值運動信息，服務企業經營決策和管理控制，同時又通過業財融合、參與過程控制和業績考核評價等融入企業價值管理全過程，行使管理權力，驅動企業價值創造。
數字經濟時代，會計需要通過優化自身流程深度參與、更好驅動企業價值創造。數字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數字化轉型正在深刻影響著包括供應、生產、銷售、研發等價值創造活動的全過程，企業價值創造活動之間的關聯關系需要重新識別，價值鏈亟待系統化重構。與此同時，企業價值創造的商業模式及成本結構、收益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需要對價值運動和價值創造過程及結果進行更加有效的控制?；谏鲜鰰嫮h境的新變化、新要求，會計必須憑借其在信息收集、加工和報告等方面的優勢，通過自身的技術變革，優化價值管理流程，以更好提升信息價值。不僅如此，會計作為企業組織的關鍵控制系統，需要根據企業價值鏈重構和商業模式創新的要求，重塑自身的管理權力體系，改進行權方式方法，更加科學有效地行使管理權力，助力價值創造。
數字經濟時代，會計深度參與企業價值創造不僅必要而且可能。通過利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技術，會計不僅能夠更深層次地獲取與經濟業務相關的內部數據，而且能夠更廣泛地挖掘和利用外部數據，深度分析經濟活動數據的關聯關系及形成原因，并對經濟活動的未來趨勢作出更為準確的研判。數字技術發展和利用所帶來的業務流程數據化和智能化，為會計從紛繁復雜的財務數據中提取更加準確、更加充分和有用的信息并向業務部門反饋提供了可能。這也更有利于會計在企業戰略目標確定與戰略規劃、公司治理與組織變革、投資和經營決策、管理控制和業績評價、資本結構與收益分配決策等方面更好發揮作用。
數字經濟雖是信息革命的產物，但從本質上看，數字經濟又是生產力發展和生產方式變革的必然結果。為適應生產力發展和生產方式變革的需要，應加快推動會計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不斷創新管理方法和手段，更好發揮會計在驅動企業價值管理與價值創造能力提升方面的優勢。一是以數字化信息化技術為支撐，進一步拓展會計工作邊界、創新會計管理方式，持續提升會計信息的有用性，更好服務和參與企業價值創造。為適應技術革新所導致的會計深度分工，應結合數字經濟時代價值創造活動變革的新趨勢，突破視企業作為孤立會計主體的傳統思維與理論局限，拓展會計主體的邊界與范圍，充分利用數字化信息化新技術深挖企業所處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有用信息，進一步提升會計信息的使用價值，增強會計履行價值管理和價值創造職責的能力。二是進行體制機制創新，建立企業依托數字技術進行會計體系轉型的案例庫，發揮優秀企業的示范和帶動作用。有關會計管理部門、信息化建設部門、行業（企業）監管部門和相關行業協會，應聯手搭建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含會計轉型）的新平臺，優化體制機制，遴選一批在數字化系統建設與數字化轉型、業財融合、企業價值創造等方面表現優秀的企業作為示范案例，全面總結其成功經驗，客觀分析其典型性和可復制性，為會計利用數字技術更高質量更深層次參與企業價值創造提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