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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結構性減稅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孫全民

【摘要】稅收政策可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營改增”全面推開,地方稅收減少、產業結構調整、綠色發展的大背景下,本文提出利用結構性減稅政策,加快資源稅費改革并開征環境保護稅等政策建議,以全面反映資源價值,提高資源開采的稅費負擔,上調資源要素的相對價格,促進資源的節約、綜合利用和環境保護,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
【關鍵詞】 結構性減稅 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用改革推進產業結構調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推進結構調整,對扭曲的要素配置進行矯正,以擴大有效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地滿足需求,進而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當前,中國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問題,而產業結構和排放結構問題尤為嚴重。產業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低附加值產業、高消耗、高污染產業的比重偏高,為此,需要運用稅收手段限制“兩高一低”產業的發展,提高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盡快淘汰落后產能。
在稅制方面,要達到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結構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資源稅、消費稅、環境稅的區別對待措施①;為此,必須加快推進資源稅改革并開征環境保護稅,以達到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結構的目的,實現綠色發展理念。
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生產和消費等領域,上調資源要素的相對價格,從而使各方面更加珍惜資源,節約使用初級產品,刺激各種主體主動開發節能減耗的工藝、產品和技術,實現資源高效可持續利用。
二、加快資源稅費改革步伐,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由于資源稅對環境保護、資源的開發利用、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都具有調節作用,所以,在當前國家調控產能過剩、進行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配合結構性減稅的需要,必須加快資源稅費改革,以調整資源的需求和供給。
1、從征稅范圍來看,目前我國資源稅的征稅范圍主要包括礦產品和鹽,具體可分為七個大稅目,包括原油、天然氣、煤炭、其他非金屬礦原礦、黑色金屬礦原礦、有色金屬礦原礦、鹽,下面還有具體的子稅目。除了納入資源稅征稅范圍的七個稅目外,國家還設置了一些與資源有關的收費項目,如礦產資源管理費等,以彌補資源稅調節的不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客觀上要求資源稅繼續擴大征收范圍,逐步把所有資源都納入到資源稅征收范圍內,理順基礎資源比價關系和價格形成機制,借助市場優勝劣汰機制把一些過剩產能和落后企業淘汰出去。
自2016年7月1日起將在河北省實施水資源稅改革試點。資源稅擴圍的改革已經推開,我們可以學習美國和法國等國家的做法,逐步將森林、草原、耕地、灘涂、沙地等自然資源納入資源稅征收范圍。
2、征收綜合資源稅,減少征收環節,促進綜合利用。我國共伴生礦礦產資源較多,且含有多種有用元素,如果每一種元素都征收資源稅,執行難度較大。按照各種共、伴生資源的含量制定綜合資源稅應納稅額,并對綜合開采給予資源稅優惠,使企業單獨開采某種資源的成本高于收入,單獨開采收益遠遠小于綜合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企業進行多種資源的綜合開采和利用,以節約資源、減少尾礦堆存和環境污染。
3、改革資源稅計征方式。為促進資源節約、保護和綜合利用,應改革資源稅的計征方式。首先,改按“銷售量或自用量”計稅為“按實際產量或生產數量”計稅,并綜合考慮開采主礦過程中的伴生礦和資源儲量消耗指標等。這樣可以促使企業根據市場需求和資源狀況有計劃、節約開采,減少資源的積壓和浪費, 延長開采周期,提高資源回采率,充分合理地利用稀缺資源。其二,將計稅方式由“從量計征”進一步改為“從價計征”,改革后的計稅依據確定為“按資源的實際開采量或生產數量的市場價格作為計稅依據”,可以提高行業對資源價格的敏感性,促進企業綜合開采利用資源,促使企業將短期生產目標與資源綜合高效利用的長期目標達到有效平衡。
4、確定差異化的資源稅稅率,優化稅率結構。因資源賦存條件的差異,開采企業收益有較大不同。因此,在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指引下,資源稅稅率設計應以全面體現資源的價值為基礎,綜合考慮資源的優劣程度、開采條件和技術差異,科學設計和確定差異化稅率。在體現絕對礦租的基礎上,注重級差礦租的調整。通過差別稅率的設計,適當調節由級差礦租而產生的利潤不公,為市場主體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避免企業因追逐超額利潤而“采富棄貧”,促進資源的全面持續性開發和綜合保護利用。
5、改資源稅為共享稅,提高中央對資源開采地生態補償能力。資源開發多數在資源地進行并具有跨地區的特點,開發和利用資源不僅影響資源開采地的生態環境,而且影響周邊或更廣泛的地區。受地方利益及財力限制,資源開采地對因礦產開采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恢復補償不利,因此,需要調整資源稅收入的分配制度,改資源稅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重新構建資源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補償機制,在保證資源稅專項用于礦山環境恢復治理和資源開發地地方政府分配較大比例的基礎上,中央政府集中一部分資源稅收入,建立生態恢復補償的專項資金,統籌用于因礦產資源開采造成的生態環境恢復治理,重點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跨地區生態恢復治理;也可以補貼到科研、深加工環節。以此減弱資源地政府在地方利益的驅使下,不顧環境資源代價,而破壞性地無序開采資源。
三、盡快推出環境稅,推進綠色發展
通過環境稅的導向和調節作用,實現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環境的可持續。環境稅的征收,無形中增加高污染、高消耗礦產資源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成本,導致這類企業的競爭力下降,如果不及時采取治理污染措施或調整產品結構,必將遭到淘汰。這樣,可以極大地促進含有高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的應用產品的研發,提高生產應用產品企業的利潤水平,促使企業生產由初級產品轉向高端產品,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完成去產能的重點任務。
在效率性、環保性和可持續性目標的指導下,遵循先期試點,逐漸推進、激勵環保行為為主,籌集收入為輔和體現稅收公平和效率的原則,充分考慮礦產資源類產業自身特點和行業稅費的整體現狀,建議可先行開征污染排放稅,并配合在其他稅種中做出與環境保護和治理的相關規定,重點解決開采環節污染的治理和環境的改善。并加強稅務部門與環保部門的密切配合、資金支持和環境稅的國際協調等實施保障。
四、加快建筑業垃圾費改稅
按照《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規定》,對建筑業垃圾收取處置費。收費標準過低,不能發揮抑制排放、減少污染的作用。在建筑全行業,包括新、改、擴建建筑物及構筑物及建筑裝飾行業在施工過程中產生的固體廢棄物、粉塵、噪聲等污染物開征環境保護稅,加大行業生產成本,減少不必要的拆、改建,延長建筑物壽命,減少新增無效供給,從源頭上治理整個房地產行業,迫使轉型到綠色建筑業。 通過資源稅費的全面改革和環境保護稅的開征,一方面逐步理順基礎能源、資源產品比價關系和價格形成機制,另一方面從源頭上對節能降耗、低碳綠色發展形成長效杠桿機制。用節能降耗減排的中高端新產能、新供給,促進“兩高一低”產能的市場化淘汰、替代。通過多稅種聯動發力,引導粗放型投資盡快轉為集約型投資,適當增加有效投資。利用結構性減稅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產業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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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孫全民,男,1973年8月生,祖藉山東海陽,包頭鐵道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財政理論與稅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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