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于供給側改革,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講了很多,大的部署都有了,關鍵是要把文件變成實踐,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互動。頂層設計主要是管方向、劃底線。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還是要給出地方、基層和企業更大的空間來試驗,通過試錯、比較、改進,找出符合實際、確有實效的辦法。這也是我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一條成功經驗,現在依然適用,并可在實踐中進一步拓展和提升。
一、發力打好“四個殲滅戰”
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中明確指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場。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稱之為推動經濟結構改革的四個“殲滅戰”。
1.化解產能過剩的問題。有學者建議,推進供給側結構調整和改革,明年應特別推進工業結構的調整,尤其針對鋼鐵、水泥、煤炭、油氣、有色金屬、玻璃等上游板塊產業,要進行較大力度的結構性調整。
2.給企業乃至個人“減負”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目前從財稅改革角度來講,政府需要做的是逐步選擇減稅減負的稅收政策,這包括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和增值稅稅率,結合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加大稅前扣除項目,降低個稅邊際稅率,并與通貨膨脹率掛鉤。此外還有專家提出,降低企業社保繳費,從而降低勞動力成本。
3.化解房地產庫存的問題。有相關專家提出,應將房地產去庫存與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結合起來,深化戶籍改革的同時,政府可從開發商手中購買庫存房屋,以補貼方式低價賣給農民工。讓城市新市民能安心住下來,本身就是供給側改革之舉,有利于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
4.事關金融“輸血”實體經濟的問題。有學者指出,從去年開始,央行一直在有意引導資金成本的下行,但是這些舉措都只是降低了銀行資金來源的價格。在經濟下行周期,優質企業的有效信貸需求不足,而資質一般的企業風險在上升,銀行出于收益覆蓋成本的考慮,必然會對風險高的企業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銀行信貸的本質決定了其風險的承受能力有限,而為了解決企業融資成本的問題,在目前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發展銀行之外的融資渠道,比如股權類直接融資,以及金融租賃。
二、供給側改革的優先和重點領域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指出,供給側改革要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具體地說,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幾項:
1.對減產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辦法是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汰擠出過剩產能,但在現有體制條件下,尤其對國企占主導地位的重化工業領域,市場機制作用有限。可考慮由國家層面確定減產能總量,按現有產能將減產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出臺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并重組。
2.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表面上看投資已經不少了,如果放寬準入,還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間。
3.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
4.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精致生產。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導向,推動制造業由粗放經營轉向精致生產,倡導“工匠精神”,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借鑒日本等國的成功經驗,全面實行加速折舊政策,同時起到促進設備更新、擴大投資需求的多種效應。
5.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通過市場上的大量試錯,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政府習慣于居高臨下地做產業規劃,但創新從本質上說是很難規劃的,最重要的著力創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排除泡沫經濟的擾亂,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培育人力資本,改造金融支撐體系等。要把培育創新環境與地方競爭結合起來,推動形成若干個有吸引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
以上重點領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場,將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過剩產能、低效無效要素要出去,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要進來,通過生產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新格局。
三、供給側改革需要推動經濟體系的整體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力,應該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整體發力,對于改革的全局,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提出了以下五項改革建議:
1.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力資本戰略。將計劃生育重點針對體制內的人口控制,過渡到以整個社會全面優生和提高人口質量為核心的人口戰略,并進一步改寫為以教育和提升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力資本戰略。另外,促進人口流動、適當吸引移民也應當成為我國人口政策的重要內容。
2.積極審慎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制度。積極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有關精神,明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范圍和途徑;建立健全市場交易規則和服務監管制度,積極總結借鑒重慶等區域以“地票”制度處理遠離城市中心區的農民在農地“占補平衡”框架下分享城鎮化紅利的經驗。全面推動農民承包土地使用權的確權、流通、轉讓、租賃制度,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探索農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區域戶有所居的多種實現形式。應充分重視深圳特區先行先試環境下形成的“國有平臺,整合分類,權益求平,漸進歸一”土地制度改革經驗,在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產權框架和流轉制度過程中形成兼顧國家、單位、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土地征收中嚴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圍,規范程序,公開信息;建立對被征地農民的合理、規范、多元的補償和生活保障、生產引導機制。
3.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一是進一步深化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改革,適當降低國家持股比例,提升社會資本持股比例;二是積極發展證券、保險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三是在政策性融資機制創新中構建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開發性金融、農村金融、綠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務體系;四是依托存款保險制積極發展一大批社區銀行、村鎮銀行,通過降低準入門檻,引入民間資本或將現行的民間放貸機構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給主體和金融產品,健全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體制,并引導小貸公司按“資本金融資、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原則發展,改進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五是依全面放開存貸款利率管制,實現市場化定價的方針,在利率市場化的最后“臨門一腳”——放開存款利率上取得突破后繼續改進和完善相關機制;六是以顯著提升直接融資比重為目標,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在繼續完善主板、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市場的基礎上,積極探索覆蓋全國的股權交易市場(三板),并推動大資產管理公司建設;七是提高金融業穩健性標準,積極穩妥地推進銀行業實現第三版巴塞爾協議,防范銀行表外業務風險,牢牢守住發生系統性風險、區域性風險的底線;八是加強金融業監管,落實金融監管改革措施和穩健標準,完善監管協調機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九是做好準備適時實行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支持人民幣國際化。
4.切實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松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活力。結合當前企業的實際情況,應以負面清單原則取向,創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一是以自貿區為標桿,進一步簡政放權,降低門檻、減少準入控制,同時改革監管方式,優化服務,推動全國統一的行政審批標準化改革,建立覆蓋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國性信息信用系統,執行統一的市場監管規則,以此最大程度地減少社會交易成本,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二是適度降低我國社保繳費率,同時加快推進實施基本養老社會保障全國統籌步伐;建立全國統籌的社保體系可結合調入國資經營收益等機制。三是進一步清理收費,降低企業實際綜合負擔特別是稅外負擔。
5.大力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以改造應試教育和去行政化為重點的教育改革勢在必行,以利培養造就一大批創新人才。面對新一輪生產力革命(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挑戰,我國從中長期來看,需要在高端“買不來的技術”領域靠原始、自主創新艱難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開放和“拿來主義”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與集成創新結合,最終建成創新型國家,完成從工業時代經濟向與第三次產業革命接軌的中國新經濟的轉軌。為力求主動,必須積極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政策體系,引導各類創新主體加大研發投入,調動社會各方面參與和推動自主創新的積極性。要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重視培養引進高科技領軍人才;培育創新文化,保護創新熱情,寬容創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創新的全社會氛圍,多元化支持從發展基礎科研、實施國家科技重大項目到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各個方面的自主創新,提升創新績效。要充分遵從科研規律,以激勵有力、制約到位、分配合理、管理科學的制度規范,調動全體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與創造力,使科研投入的績效水平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