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紡織服裝作為傳統消費品行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隨著中國紡織服裝工業發展的成熟度越來越高，市場競爭結構從完全競爭性的市場逐步向壟斷競爭甚至寡頭壟斷轉變。根據中國紡織網的信息，截至2013年10月31日，紡織服裝業有81家上市公司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的存貨數值達768.16億元，其中存貨榜排名前10的上市公司存貨近500億元。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稱，訂單、利潤都在繼續向大企業集中，使行業內中小企業的運行困難。行業運行趨勢使相關企業遭受了較強的市場壓力。為了擴大銷售，獲得更高的市場占有率，紡織服裝企業采用靈活的信用政策，導致應收賬款也不斷增大。與此同時，信用銷售的風險開始顯現，應收賬款的質量很可能降低，最終損害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價值。作為配比原則的重要財務決策，壞賬準備的計提盡管需要服從相應的會計準則的要求，但各企業可根據經營需要在一定范圍內作出政策調整，有可能掩蓋企業資產的真實質量。本文試圖對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壞賬準備計提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為投資者評價企業價值提供依據。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應收賬款是企業采用信用銷售商品或勞務向客戶收取款項的權利，當客戶違約將可能形成壞賬損失。在風險偏好一定且具有一貫性的條件下，壞賬準備的計提充分體現謹慎原則和配比原則，并直接影響當期損益和企業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企業基于一定內部和公開信息對應收賬款質量作出的判斷。
現有文獻對于壞賬準備的研究相對較少，主要集中在整體資產減值計提的影響因素、壞賬準備計提對會計信息披露的影響，以及控制造成壞賬損失的風險因素。羅敬（2007）對新會計準則實施前深滬A股上市虧損公司的減值準備計提行為進行研究，發現資產減值的計提比例受到公司規模、資產負債比率、上市年限、盈余管理動機和審計意見的影響，提出資產減值計提可能會淪為企業操縱盈余的工具。韓曉晨（2007）從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壞賬準備計提分析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基本情況和行業特點，得出壞賬準備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巨大，壞賬準備計提明顯不足。蔣基路和王華（2009）發現上市公司利用壞賬準備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明顯；高雨和孟焰（2013）對我國上市公司三年以上的應收款項壞賬準備進行研究，發現其計提比例仍低于國際比例。林東杰、劉夢寧（2013）利用2001—2010年我國上市公司11052個樣本的數據，對壞賬準備計提與盈余質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應收款壞賬準備計提異常與盈余質量顯著負相關；進一步分組發現，應收賬款壞賬準備計提異常與盈余質量負相關，但不顯著，其他應收款壞賬準備計提異常與盈余質量顯著負相關。
基于如上研究，可以發現壞賬準備與客戶的信用、企業經營狀況及市場狀況直接相關。由于客戶的信用情況在企業年報中難以詳細披露，因而能夠納入壞賬準備研究的變量主要體現在企業經營狀況的各項指標中。本文研究認為，市場競爭強度越低，市場地位越高，企業可能更加注重經營質量，信用銷售的質量越高，信用銷售使用頻率可能越低，壞賬準備越少；企業的融資約束越少也說明在資本市場中更有優勢，可能向客戶提供必要的融資支持，從而產生較多的壞賬準備。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立了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市場競爭地位越好，壞賬準備越少。
假設2：融資約束越弱，壞賬準備越多。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模型
為研究上市公司壞賬準備的主要決定因素，本文以采用企業期末平均壞賬準備率Y為因變量、以企業市場競爭變量M和融資約束變量F為解釋變量的實證分析模型（1）：
（二）變量定義
為了充分反映紡織服裝企業的市場競爭變量與融資約束變量，本文選擇了以下變量予以替代，并作出必要說明。如表（1）所示。
其中，當期的市場占有率采用企業當期的營業收入占所有樣本公司營業收入總和的比例。
（三）樣本數據
本文選取2012—2014年公布年報的按照證監會行業分類的紡織業和紡織服裝、服飾業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剔除1家數據不全的樣本公司，剔除2家ST或*ST樣本公司，剔除4家同時在A股和B股同時上市公司的B股樣本數據，共得到73家有效樣本公司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本文的樣本公司包含沒有計提應收賬款的壞賬準備的紡織服裝所有上市公司，其應收賬款為0或者數額很小，如果采用本文所建立的模型進行估計，需要將這些樣本公司刪除。為避免因此造成的大量信息浪費，參考 Fisher et al.（1979）的做法，本文將所有應收賬款壞賬準備為0的企業的壞賬準備數額從0改為0.01（這樣既不會對模型估計有任何影響，也避免了因0不能進行相應運算而產生的錯誤）。
四、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采用2012—2014年中國滬深股市A股紡織服裝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數據，2012年、2013年、2014年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由表（2）看出，2012年至2014年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壞賬準備率最小為0，最大為85.5611，平均值為8左右，說明一些上市公司存在沒有計提壞賬準備的行為，其會計操作不規范，風險意識不強。而另外一些公司存在過多計提壞賬準備的情況，這可能是公司的經營者有意識的利用壞賬準備對公司的盈余進行管理（蔣基路、王華，2009）。總體上說明上市公司的壞賬準備政策不夠穩健。市場占有率最小為0.089%，最大為15.6044%，說明紡織服裝行業一些上市公司市場份額過小，不利于在行業內的生存發展，另外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壟斷現象，總體上競爭比較充分。2012年至2014年的應收賬款周轉率最小值逐漸降低，最低為2014年的1.4460，最大為2014年的86.5248，平均值在14左右，說明不同公司的應收賬款周轉率差別比較大，且逐步分化。這也說明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水平參差不齊，一些公司應收賬款周轉很慢，而有的公司應收賬款周轉很快，即經營管理水平比較優秀，公司財務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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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應收賬款相關數據，發現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的平均應收賬款不斷增加，2013年較2012年增加1195萬元，增幅為5.46%；2014年相比2013年增加2225萬元，增幅為9.63%。應收賬款的不斷增長使不少上市公司運營資金拮據，因此而造成的壞賬損失也嚴重影響公司的利潤。
2012—2014年，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的平均營業收入也不斷增加，2013年的平均營業收入較2012年增加9098萬元，增幅為3.91%；2014年相比2013年增加7901萬元，增幅為3.27%。可以看出，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的平均營業收入增幅遠小于應收賬款增幅，且2014年的平均應收賬款增幅為平均營業收入增幅的3倍左右，說明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的經營情況持續惡化，經營壓力增大。
（二）回歸結果分析
利用2012—2014年中國紡織服裝上市公司數據對式（1）的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
由表（3）的2012年至2014年的調整的模型擬合度（Adjusted R2）可知，模型的總體擬合程度比較好，模型的解釋能力比較強。
由表（3）可以看出，市場占有率在2012—2014年均為負值，上市公司的市場占有率與壞賬準備率存在負相關關系。因為市場占有率高的公司存在規模效應，各項成本比其他競爭對手公司更低，在行業內也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可以憑借在市場中的優勢地位制定更有利于自己的產品標準、行業規范等，對產品的市場價格施加影響。因而其銷售情況會比較好，應收賬款總額較小，壞賬準備率就比較低。而市場占有率低的企業可能更多采用信用銷售的方法來增加銷售，造成應收賬款快速增加。這個結論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1。此外，根據市場占有率2012—2014年的回歸結果，三年的回歸系數的絕對值不斷增大，說明市場占有率對壞賬準備率的影響程度越來越大，這種現象可以用市場競爭中的“馬太效應”來解釋，即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銷售毛利率在2012—2014年的回歸結果中均顯著為負值，公司的銷售毛利率與壞賬準備率存在負相關關系。公司的銷售毛利率高，說明公司的盈利能力強，產品的利潤空間大，這些公司的市場競爭地位一般較高，不會傾向于使用信用政策增加銷售量，因而其壞賬準備率較低。銷售毛利率2012—2014年三年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70、-0.412、-0.373，說明銷售毛利率對公司的壞賬準備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影響程度與市場占有率相比要小很多。
存貨周轉率與壞賬準備率也存在負相關關系，雖然存貨周轉率回歸結果在2012年不顯著，但2013年和2014年回歸結果都顯著相關，因而可以確定存貨周轉率與壞賬準備率存在負相關關系，這也符合相關的經濟理論。如果公司的存貨周轉率高，說明該公司的產品在市場上比較暢銷，較少積壓庫存，實現銷售收入情況也比較好。因而公司會較少采用信用銷售策略以增加銷售收入，因而公司的應收賬款比例會比較低，風險也比較小，相應的壞賬準備率也會比較低。
資產負債率在2012—2014年回歸結果中均顯著為正，資產負債率與壞賬準備率存在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資產負債率高的公司較多采用債務融資的方式來獲得經營資金，其財務杠桿較高，財務風險也較高，面臨的經營風險更大，為防范可能發生的財務困境，公司需要以更高的比例計提壞賬準備，壞賬準備率因而高。這說明融資約束越弱，壞賬準備越高，本文提出的假設2得以驗證。
公司的流動比率2012年的回歸結果雖然不是統計顯著的，但2013年和2014年的回歸結果均為統計顯著的，由此可以說明流動比率與壞賬準備率呈正相關關系。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在會計政策中，應收賬款是一項重要的流動資產。當應收賬款在流動資產中占據較大比例，而流動比率又較高時，該企業面臨的壞賬風險就會增大，公司的壞賬準備率也會相應較高。還有應收賬款周轉率與壞賬準備率也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理論相反，這可能是因為紡織服裝業普遍沒有根據謹慎原則和權責發生制來計提壞賬準備，反映經營成果，導致應收賬款周轉率升高時，壞賬準備率不降反升。但其2012年和2013年的回歸結果均不是統計顯著的，這可能是由于本文只有3年的數據，時間較短，如果選用更長時間的樣本數據，模型的回歸結果可能會比較好。
此外，上市公司的壞賬準備率也與公司經營者的風險偏好、公司的客戶信用情況等有關，但這些不是本文主要研究范圍，不影響本文結論。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采用實證研究方法，以我國紡織業以及紡織服裝、服飾業上市企業2012—2014年的相關數據，研究了影響紡織服裝業上市企業壞賬準備的相關因素。研究發現，影響我國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壞賬準備的主要因素有公司的市場占有率、資產負債率、銷售毛利率和應收賬款周轉率等。其中，市場占有率、銷售毛利率與壞賬準備率呈負相關關系，資產負債率、應收賬款周轉率與壞賬準備率呈正相關關系。企業流動比率以及存貨周轉率等也對企業的壞賬準備有一定影響。從總體上看，紡織服裝業的上市公司的壞賬準備會計政策穩健，但也有個別公司應收賬款結構嚴重失衡，3年以上應收賬款占據較大比例，占用大量運營資金。此外，還有個別公司存在沒有計提應收賬款壞賬準備的現象，此類公司應該增加財務風險意識，建立健全公司的應收賬款壞賬準備制度，增加公司的市場競爭力。
本文對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加強應收賬款壞賬管理提出如下建議：首先，完善會計制度，制定科學、合理的相關規章制度。科學、合理的會計計量是對公司經營管理活動的真實反應，公司管理者只有獲得了關于公司經營成果的真實情況，才有可能做出正確的經營管理決策。為保證應收賬款的及時收回，要制定銷售回款的約束制度，落實銷售責任人的回款責任，提高銷售責任人的風險意識，加速銷售款的回收。其次，應該致力于加強生產活動和經營活動的成本和庫存管理，以及提升產品本身的質量從而提升銷售毛利率和市場競爭力，并結合公司情況，合理地采用信用銷售政策，從而保持適度的應收賬款規模。而不是為了擴大公司產品的市場份額、減少積壓庫存，盲目濫用信用政策。加強應收賬款的風險防范意識，在確定賒銷策略時，要謹慎科學測算各種賒銷策略給企業增加的收益。應加大清欠力度，對已到期貨款及時追回。最后，公司應該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引進戰略投資者，保持適當的資本結構，并且合理安排權益融資和債務融資，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保持合理的資產負債率，從而降低公司的財務風險，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降低公司的壞賬準備率。
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為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的經營者提供關于應收賬款壞賬準備理論指導，而且對其他行業以及外部信息使用者也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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