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2年中法水務有限公司成立為標志，我國的公私合作大約走過23年時間，目前多數合作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融資，也有參與排污供水、園林綠化、公共交通、城市照明、垃圾處理、保障性住房與停車場管理等公共產品提供和醫院、學校、養老、保障住房等社會服務領域。
一、公私合作在我國的實踐
1.基礎設施建設運營——以城市軌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為例。這是我國公私合作開展最為廣泛的領域。比如北京地鐵四號線已經獲得特許經營資格，不再享受財政補貼，30年內“自負盈虧”。四號線是一條引入社會資本投資建設并引入社會運營商運營的軌道線路，也是國內第一條以公私合作模式（具體方式為BOT）建設的地鐵線路，其中70%由北京市政府出資，30%由特許經營公司出資。北京地鐵奧運支線工程采取了BT（即建設-轉讓）模式運作，即由招標方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確定建設方，由建設方負責項目資金籌措和工程建設，項目建成竣工后由招標方進行回購，這不僅緩解了北京市財政的資金周轉壓力，而且鎖定了建設成本，一定程度上轉移了建設風險。還有些城市采取“軌道+土地”運作方式，將地鐵沿線土地交予私人開發以換取投資，如深圳地鐵四號線二期采用“鐵路+物業綜合發展經營”模式，即由港鐵100%投資，深圳市政府則把地鐵沿途的土地開發權交與港鐵公司，由此獲得的利益與深圳市政府均分。在道路交通領域，沈陽“大二環”是一個典型案例，該快速路建于1997年，計劃投資25億元，但當時沈陽本級財政年收入也就60多億元，每年投入到城市建設上的資金不足10億元。為此，沈陽市政府與香港長江機建集團合作，雙方共同投資25億人民幣（其中港方投資15億）建設沈陽“大二環”，港方擁有大二環30年的全額收費權，30年后移交給沈陽市政府。雖然期間發生了一些尷尬，但直到今天，大二環仍然發揮著沈陽城區交通動脈的重要作用。
2.公共產品提供——以供水和排污為例。在公共產品領域，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中法水務。自1992年創建以來，中法水務廣泛參與中國城鎮水務事業的發展建設，北起遼寧昌圖，南至海南三亞；東起上海，西達重慶，與政府合作項目遍布22個省市。其中為亞洲最大的工業園區之一——上海化學工業園區提供工業水及污水處理和為中國、新加坡兩國政府間最大的合作項目——蘇州工業園提供污泥干化處理服務是中法水務與中國地方政府合作的兩個最大項目。這兩個項目總投資近20億元，當地政府與中法水務各投50%，項目由中法水務運營，30年-50年后移交給當地政府。
3.社會服務——以保障房和養老為例。在保障性住房領域，北京成立了保障房投資中心，實行公司化運作模式，從事保障性住房建設融資、建設及運營。在這里，財政資金發揮了杠桿效應，吸引社會投資進入保障性住房領域。天津市組建了保障住房建設投資公司，獲得多家銀團數百億元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貸款，用于拆遷危房的投資和安置。廣州市政府直接與富力、萬科、保利等地產商合作開發保障房。合肥市通過改土地劃撥為出讓，利用土地出讓金入股，確保了政府對保障房的部分產權；廈門市采用BT模式，政府出資，企業代建，自負風險，自主開發，既建成了保障房，也讓開發商有利可圖。在養老領域，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為建設養老服務機構而在城市規劃中預留公益用地，出臺多項扶持和優惠政策，吸引民營資本投入，實現財政出資與民間力量合作開發養老服務的目標，取得了不錯的成效。
二、公私合作在我國存在的問題和原因
各地公私合作在發展中也遇到了不少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既有體制沖突導致的，也有法律空白模糊引發的，還有市場化水平低、缺乏經驗及觀念意識落后造成的。
1.體制沖突所導致的問題。在這方面，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是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企事不分的體制格局下，政府與社會的合作變異為政府與國有企業或附屬事業單位的“自娛自樂”，結果是效率依然低下，財政資金不僅未能節省，反而負擔更重。二是一些基礎或公共領域禁入或高門檻，排斥了民間資本，公平與效率問題依舊存在。三是政府與公共機構權責模糊讓進入公共領域的私人資本合法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四是政企不分導致政府代替企業招商，外行領導內行，徒增合作風險。
2.法律法規空白滯后與模糊引發的糾紛。在我國，PPP模式目前還沒有完整的法律體系配套，缺乏足夠的法律、法規支持，使得許多項目運作中無章可循。PPP在利益分配、風險承擔方面容易產生糾紛，參與PPP項目的私人企業得不到有效的法律約束，在項目設計、融資、運營、管理和維護等各階段產生因造假與短期行為產生了嚴重后果，并引發公共產權糾紛。而合作中的政府一方也無法可依，結果不是損害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就是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3.低水平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尷尬。低水平市場經濟一是指伴隨經濟領域中的“國進民退”、創業艱難與實體經濟困境，民營經濟力量削弱，即便政府有合作意愿，也回應無幾；二是指政府信用較差，與民爭利，令民營機構不敢涉足公共領域；三是指金融體系不發達，金融工具較少，公私合作項目融資困難。四是指現有市場體系中分散風險的途徑有限，合作雙方面臨較多的不確定因素。
4.因缺乏經驗而付出的成本。公私合作在中國興起的時間較短，從而教訓成本也比較大。PPP沒有一個標準的應用程序參照，加上國內盛行的長官意志與“一把手”效應，導致一些合作項目在實踐過程中重復前人走過的彎路，并造成了虧損。比如有的合作項目評估草率，約定模糊；還有的合作項目對潛在風險認識不足，或是難以識別風險，導致合作中的政府一方被迫買單，或是合作中的私人一方出現虧損，或是合作夭折等。
5.觀念落后造成的困難。觀念意識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國公私合作中的一個“硬傷”，具體來講一是一些官員歧視民營企業，缺乏服務意識；二是社會信用缺失，公眾不相信民營機構；三是一些公私合作項目具有較強的公益性質，需要社會捐助和志愿者服務，但在現實中，我國社會慈善事業發展落后，人際關系冷漠對立，不利于公私合作的健康發展。四是公私合作程序復雜，組織嚴密，而習慣隨意、人治的國人行為很不規范，時時影響合作的有序進行，甚至導致合作破裂。從已運行項目來看，操作混亂，程序不規范的情況屢有發生，已經造成比較嚴重的后果。
6.投機尋租所衍生的變相商業行為。由于無章可循，管理不規范，加上官員的腐敗與資本的逐利性，滋生了一些商業投機行為。一是目前各地的PPP項目周期過短，大多只有3年-5年，在這種超短合作期內，私人合作方利用政府融資的低成本贏利，而許多真正為公眾所需要的長期項目卻無人問津，對于政府來說，得不償失；二是上馬了一些偽項目，比如污水處理和公租房等項目完全可以市場化運作，只需政府按政策給予適當補貼或減免稅費即可，但實際上政府除此以外還大量投資，結果造成了財政資金的浪費與私人合作方獲得不當利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