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私營有限責任公司為了打開產品銷售市場，急需350萬元的資金來支持日常的經營活動。經過董事會決議，這筆款項由3名股東提供，資金提供方式既可以是追加投資也可以是貸款。財務人員張會計經過分析，建議公司選擇全額負債來籌集資金，以獲得節稅利益。
張會計為何有此提議呢?一般而言，企業資金按照來源渠道不同，可分為所有者權益(自有部分)和負債(借入部分)兩大類。根據企業所得稅相關稅法規定，企業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股息、紅利所得)不允許稅前扣除，而支付給債權人的報酬(利息所得)只要符合了特定條件就可以稅前扣除。兩者相比，負債籌資發生的利息支出能夠減少所得稅計稅依據，從而增加股東稅后凈收益，無疑更為劃算。可見，正是由于兩種籌資方式在稅收待遇上的差異，才給納稅人提供了籌劃余地。因此，公司準備和股東們分別簽訂借款合同，并約定參照金融機構同類、同期貸款利率的標準來支付利息。
為了保證方案的可行性，公司特別向中介機構進行了咨詢。注冊稅務師小李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法釋[1999]3號)明確，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無效：(一)企業以借貸名義向職工非法集資;(二)企業以借貸名義非法向社會集資;(三)企業以借貸名義向社會公眾發放貸款;(四)其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行為。由于公司與股東之間的借貸行為并不屬于列舉內容，應該受到法律保護。
但是，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辦法》(國稅發[2000]84號)第三十六條(以下簡稱三十六條)規定，納稅人從關聯方取得的借款金額超過其注冊資本50%的，超過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稅前扣除。由于公司的注冊資金額僅為300萬元，小李提醒公司在向股東借款時應該考慮到這一限制條件。
張會計對此卻有疑問,他認為自然人股東與企業之間是否屬于關聯方值得商榷，如果雙方未構成關聯方關系，就無須擔心借款額度的問題。小李解釋道，我國現行稅法的確未對如何判斷關聯方給出明確依據。無論是《稅收征管法》還是《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都只是針對關聯企業(而非關聯方)作出了詳細解釋。所以，從稅法角度來認定企業與個人之間構成關聯方關系顯然缺乏依據。
那么，稅法未予明確是否就意味著企業可以隨意操作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企業會計準則———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披露》將關聯方關系確定為五大類，其中之一就是“主要投資者個人，關鍵管理人員或與其關系密切的家庭成員”。同時，準則還將“主要投資者個人”的概念進一步細化為“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一個企業10%或以上表決權資本的個人投資者”。由于3名股東的持股比例均超過了10%，據此可以判斷雙方存在關聯方關系。另一方面，三十六條是一項重要的反避稅措施，通過限定關聯方之間的利息支出額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關聯方之間相互融通資金來轉移利潤。既然三十六條規定制定的初衷在于保證企業所得稅基不被侵蝕，從法理上分析，對關聯方關系的定義應當包含自然人。
小李還指出，在實際操作中，由于稅務機關不能僅僅憑借會計準則作為執法依據，不排除公司的籌資方案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這畢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當前，我國的民營經濟正處于迅猛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受到金融機構貸款門檻過高、手續繁瑣等條件所限，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直接向投資者借款以解決資金的不足，上述爭論勢必會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為了防止稅收流失和規范稅務機關的執法行為，國家稅務總局把企業與自然人股東納入三十六條范圍進行調控的可能性極大。因此，此類籌劃一定要適度。
為了防患于未然，公司最終采納了小李的提議：3名股東在提供借款(150萬元)的同時，還追加投資200萬元。經過這樣處理，既減少了公司稅收支出，又不存在任何稅收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