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其治理機制建設備受社會關注。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論為基礎，在分析慈善基金組織的委托代理關系及透明度現狀的基礎上，發現非營利組織的信息透明度有待提高，并提出了相應對策。
關鍵詞：委托代理 非營利組織 透明
一、委托代理理論與信息透明度
代理理論源于1932年Berle和Means對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后產生的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所做出的經濟分析。該理論認為，管理者權力的增大有損害資本所有者利益的危險，這一結論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并由此發展出若干個有關現代公司治理的理論，其中以德姆塞茨、阿爾欽為代表的代理理論最具權威。該理論將公司治理看做一種委托代理關系，由于委托人（股東）與代理人（經營者）利益不同，因此需要運用制衡機制來防止代理人的權力濫用。按照現代契約理論，企業被認為是一系列契約關系的組合，契約的關系人如投資者、管理者、債權人、債務人等被假設為理性人，投資者(委托人)將資產委托給管理者(代理人)經營。在這種關系下產生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委托人與代理人利益的不一致，代理人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可能會犧牲委托人的利益，即產生道德風險，而委托人處于企業外部，并不直接參與組織的日常經營，所以很難對管理者進行監督。
從契約關系的角度來看，一般地，管理者沒有主動消除信息不對稱的動機并樂意保持信息不對稱，為此，委托人有必要對代理過程實行監督。就非營利基金組織而言，可將其視為一組正式和非正式契約的組合，即捐贈者、會員等作為契約的締結方（理事會），與非營利組織基金會的管理層之間存在委托代理關系（如圖1所示），為了防止組織內部“偷懶”和“貪污”等行為的發生，外界的資金提供者在與管理層達成的協議中要求其記錄并披露會計信息。
透明度有兩種解釋，狹義的透明度等同于充分披露；廣義的透明度是一個含義廣泛、要求很高的質量概念。為實現透明，必須及時、準確、充分地披露定性和定量信息，即具有高透明度的信息質量的信息，必須擁有足夠、有用的信息含量。目前，由于我國非營利組織透明度不高，降低了其公眾信任度，導致其籌資困難，嚴重制約了非營利組織的進一步發展。構建非營利組織透明度提升機制，探討如何提高其透明度并實現良性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二、我國慈善基金組織信息透明度現狀及成因
目前我國慈善組織呈現出管理模式社會化、出資主體多元化的特點，主要包括以下模式：（1）公辦公營。即政府出資、政府機構經營。其體制屬于事業單位，是我國特有的慈善組織模式。（2）公辦民營。即政府出資、民間機構經營。政府主管部門采取產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方式，通過公開招標，交由一些具有管理經驗、服務質量較好的民間慈善機構經營。（3）民辦公營。即民間組織出資、運行模式行政化。（4）民辦民營。即民間組織投資、民間組織經營。（5）混合模式。即政府與民間共同出資、聯合經營。
通過對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告狀況的審查發現，缺乏外部審計的非營利組織高達60%以上，另有10.5%的非營利組織無特殊情況不編制年度報告。可見，財務信息公開的主動權掌握在非營利組織手中，其公開的內容、程度、時間及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非營利組織本身，普通的社會公眾對此缺乏請求權和強制公開的權利。此外，非營利組織對外提供的財務信息較少，其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如何，高級職員的報酬及享受稅收減免的數量等信息使用者非常關注的問題幾乎不曾披露，使得其財務透明無法得到充分的體現。
在中國紅十字會的“郭美美事件”、中華慈善總會的“尚德詐捐門”、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曝光之后，慈善信任風暴愈演愈烈，我國慈善事業的公信力下降。從委托代理的角度分析慈善組織的問題，可發現委托人或理事長（即捐贈者）與組織內部高層管理者之間的信息透明度太低，筆者認為造成該現象的原因是：（1）非營利組織的財務信息基本處于封閉狀態。大量的財務數據、財務報告和分析以內部文件的形式出現而未被公開發布，降低了財務透明度。（2）缺乏有力監管。我國至今尚未成立一個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專門對非營利組織進行監督。
三、提高信息披露質量是增強非營利組織信息透明度的主要途徑
近年來，我國非營利組織在總體上呈現出一種蓬勃發展的態勢，在教育科研、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領域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務，承擔著廣泛的受托責任。但是，這些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一系列嚴重的財務管理問題，如缺乏科學規范的財務決策程序，對財政或專項資金“重投入、輕產出”，不進行成本核算，各環節浪費現象嚴重，管理者對財務管理重要性地位的認識不足，沒有科學的、可操作的績效評價體系，問責機制不存在或不健全等。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會計角度看，其重要成因之一是我國尚未建立與受托責任相對應的透明度較高的非營利組織會計信息披露制度。
（一）建立強制信息披露機制是信息披露質量提高的驅動力
由于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企業相比有著不同的產權基礎和委托代理關系，這種產權結構差異決定了非營利組織必須具有特殊的治理機制與之相適應。信息披露機制可分為自愿信息披露、強制性信息披露及第三方機構三類。與企業不同，非營利組織的性質決定了其有必要將內部信息完全公布于眾，但有限理性經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披露成本以及信息的復雜性等問題，又構成了自愿信息披露的障礙。為了維護公眾利益，信息披露管制成為了必然。目前，針對現實中圍繞非營利慈善基金組織的種種風波，強制性的信息披露機制可將理事會的法律信托責任進一步具體化，明晰和強化理事會及理事的治理責任。同時，可使外部利益相關者能夠以較低成本獲得組織的財務與非財務信息得到保證，從而降低其監督成本。對非營利組織而言，非財務信息的披露顯得更為重要，主要涉及非營利組織的宗旨與目標、組織機構、人員構成、決策程序以及管理制度等。有時，組織的創辦人正是捐贈人特別關注的對象，因為創辦人對組織有著深遠的影響力。不論非營利組織的規模、結構及使命如何，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率信息的公開透明是良好治理的驅動力。強制性披露機制如圖2所示。
（二）建立第三方評估制度是信息披露機制運轉的保障力
信息是決策的基礎，而公允的信息能夠提高決策者判斷的信心，以便其作出令人滿意的決策。即使強制公開財務報表、高管報酬以及管理部門的開銷比重、社會評價等信息，但由于非營利組織的目標與規模、管理復雜程度、生命周期階段等有所不同，導致各自指標的內涵存在巨大的差異，僅依靠來自于公眾以及捐助者個人的個體自發監督注定不是成本有效的。因此，獨立中介機構成為了信息披露機制有效運轉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例如美國建立了獨立的第三方評估制度，該制度不僅不會限制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還將不良的非營利組織淘汰，促進健康的非營利組織更好的發展。全國慈善信息局（NCIB）是美國最早成立的民間評估機構之一，其最主要的工作是對慈善組織的非營利性進行評估，幫助捐款人掌握慈善組織的全面信息，使公司、公司基金會、小企業、個人等捐贈者更明智的捐款。
對我國而言，由于非營利組織資產來源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必須接受政府和社會的監督，必須向政府有關部門提交財務報告。因此，非營利組織無論規模大小，均應該聘請注冊會計師，以鑒證其報告的公允性。注冊會計師對非營利組織的財務信息進行審計和檢查并提交相應的審計報告，公眾將依據審計報告作出是否繼續支持該組織的決策，政府也可以依據這些報告對該組織作出合理評價，以便判斷是否繼續進行合作。我國《基金會管理條例》第36條明確提出了每年對基金會進行注冊會計師審計并提交審計報告，而對于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僅規定進行主管部門審計。可見，我國非營利組織信息披露審計亟待加強。
此外，“郭美美事件”使我們對慈善組織的關聯交易進行反思。目前我國關于慈善組織關聯交易的監管規則尚未建立，但是治理結構良好的慈善組織需要從程序和實體兩個方面予以規范。理事應盡到忠實義務，盡量避免使自身利益與慈善組織利益處于沖突地位；如果無法避免，則應要求慈善組織充分披露關聯交易信息，且與關聯交易相關的理事不得參與理事會對于是否從事這一交易的決策。同時要對交易價格是否公允進行評估。X
參考文獻：
1.馬迎賢.從代理理論的角度談非營利組織治理［J］.財會月刊，2006，（4）：13-15.
2.鄭珺.從善款風波分析非營利組織的治理機制［J］.財會研究，2008，（13）：7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