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司治理已經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選取2010年滬深A股市場上市公司數據，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檢驗盈余管理與公司內部治理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抑制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建議。
關鍵詞：盈余管理 公司治理 實證檢驗
一、概述
公司治理被認為是現代公司制度的產物，是基于所有權、經營權相分離的基礎上而建立起來的決策、激勵和監督約束機制，試圖解決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委托代理問題（Berle & Means，1932）。盈余管理指管理當局運用職業判斷編制財務報告和安排交易來改變財務報告以誤導利益相關者對公司業績的理解或者影響以報告會計數字為基礎的合約的結果（Healy and Wahlen，1999）。事實上，正是基于委托代理關系的公司治理，為盈余管理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盈余管理通常是由公司高層管理者實施的，而高層管理者來源于公司內部治理結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1994）指出：“所謂公司治理，是指由所有者、董事會和高級執行人員即高級經理人員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就要明確劃分股東、董事會、經理人員各自權力、責任和利益，從而形成三者之間的制衡關系。”對公司治理狹義的理解即是認為公司治理就是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及管理層所構成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內部治理。本文基于這種狹義意義上的公司治理，選取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和高管人員持股狀況等研究其對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對高管層實施盈余管理的動機具有決定性影響。本文基于此，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有關公司治理結構與盈余管理行為的研究假設。
（一）股權結構與盈余管理。股權結構主要包括股權集中度和股權構成兩部分。
1.股權集中度。本文選取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和赫爾芬德指數來度量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其中，赫爾芬德指數等于上市公司前10位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股權越集中，赫爾芬德指數越大；反之，赫爾芬德指數越小。
另外，在我國資本市場中，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實施，法人股上市流通，公司并購行為不斷出現以及股東大會制度的不斷完善，第2-10大股東可能會聯合起來對第一大股東產生一定的制衡作用， 2-10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其力量就越強，對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由此假設：H1：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正相關。H2：赫爾芬德指數（簡稱H）與盈余管理正相關。H3：第2-10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負相關。
2.股權構成。股權構成主要包括國有股、法人股和社會流通股。本文主要研究國有股和法人股與盈余管理的關系。本文假設：H4：國有股與盈余管理正相關。H5：法人股與盈余管理正相關。
（二）董事會與盈余管理。董事會特征主要包括董事會規模、董事會獨立性、董事長與總經理兼任情況以及董事會會議次數。本文假設：H6：董事會規模與盈余管理正相關。H7：獨立董事比例與盈余管理負相關。H8：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與盈余管理正相關。H9：董事會年度會議次數與盈余管理正相關。
（三）高管層。本文假設：H10：高管層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正相關。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定義。相關變量定義見下頁表1。
（二）模型建立。根據研究的需要并考慮模型中解釋變量可能存在自相關性，建立如下模型：
DAt=β0+β1LNSIZE+ β2ROE+ β3ZCFZ+ βk（k=4,5,...,14）INDUSTRYi（i=4,5,...,14）+β15FIRSTOCK+β16DEDS+β17GJG+β18DSH+β19DLDS+β20LZHY+β21DSHY+β22GGC+ε（模型I）
DAt=β0+β1LNSIZE+ β2ROE+ β3ZCFZ+ βk（k=4,5,...,14）INDUSTRYi（i=4,5,...,14）+β15H+β16DEDS+β17FRG+β18DSH+β19DLDS+β20LZHY+β21DSHY+β22GGC+ε（模型II）
（三）盈余管理的度量。國外大量研究發現，截面修正Jones模型估計出的操縱性應計利潤能夠有效地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基于此，本文擬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樣本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衡量盈余管理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DA）等于總應計利潤（TA）減去非可操縱性應計利潤（NDA）。其中，總應計利潤（TA）=凈利潤（NI）-經營現金流量凈額（CFO）。具體模型如下：
TAi,t/Ai,t-1=αi1/Ai,t-1+β1,i（△REVi,t-△RECi,t）/Ai,t-1+β2,iPPEi,t/Ai,t-1+εi,t
NDAi,t/Ai,t-1=αi1/Ai,t-1+β1,t（△REVi,t-△RECi,t）/Ai,t-1+β2,iPPEi,t/Ai,t-1
DAi,t=TAi,t/Ai,t-1-NDAi,t/Ai,t-1
其中，TAi,t 指 i公司t年總應計利潤；Ai,t-1 指i公司t-1年總資產；△REVi,t 指i公司t年營業收入變化量；△RECi,t 指i公司t年應收賬款凈額變化量；PPEi,t 指i公司t年固定資產原值；DAi,t 指i公司t年操控性應計利潤；NDAi,t指i公司t年非操控性應計利潤；εi,t 指i公司t年的殘差，即以總資產衡量的i公司的t年的操控性應計利潤。
模型對上市公司進行了分行業處理，所采用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標準來自中國證監會2001年頒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該《指引》將上市公司分為13個行業，但因金融業存在行業特殊性以及傳播與文化業樣本量過小（小于10），不適合盈余管理計量模型的分行業回歸，將其剔除，本文共將上市公司分為11個行業。
（四）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0年度樣本公司作為研究窗口，并遵循以下原則進行篩選：（1）因計算操控性應計利潤時，需使用前一年度部分財務數據，因此剔除當年首次上市的公司；（2）為了保證模型的效度和信度，剔除S、ST、SST、S*ST、*ST類公司；（3）剔除金融類和傳播與文化業上市公司；（4）剔除樣本信息不全的上市公司。根據上述樣本篩選原則，共獲得708家有效公司樣本。模型回歸中變量所需財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CSMAR中國股票市場研究數據庫，公司治理數據均來自CCER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數據庫。相關數據處理和檢驗均采用SPSS19.0統計軟件。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模型I、模型II中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特征如表2所示：（1）操控性應計利潤均值是-0.000000028248，而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是12.28618和-4.72429，說明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較大。（2）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均值為0.33216，最大值達到0.76953，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比較高，平均持股1/3。（3）赫爾芬德指數H均值為0.14886，最大值為0.72605，最小值為0.00442，第2-10大股東持股比例均值為0.2038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0.83543和0.01059，說明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比較集中于第一大股東，而其他股東持股水平一般。（4）國家股均值為0.48870，法人股均值為0.51130，說明我國上市公司國家控股和法人控股各占有一半的比例，表明我國上市公司中股權分置改革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5）董事會人數均值為5.92796，符合我國《公司法》董事會規模5-9人的規定，獨立董事比例均值為0.63847，已經大大超過證監會規定達到30%的規定，表明近兩年來，上市公司比較重視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設置；樣本中大約有14.55％的上市公司存在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情況，說明這些公司的董事會獨立性較差，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董事會的治理效率；年度董事會會議次數均值9.43220，最大47次，最小1次，表明董事會召開會議的次數各上市公司間差別較大，主要可能緣于不同公司的實際情況。（6）高管層持股比例平均值為0.04318，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2.67650和0.0000001288，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中高管層持股比例偏低（均值4.32%），且各個公司間差別也比較大。
（表略）
（二）多元回歸分析。運用上述多元回歸模型，分析各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及其程度，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兩模型各變量回歸結果基本一致，本文主要對模型I進行分析。模型I的多元回歸結果表明：（1）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在5%水平上正相關；赫爾芬德指數（H）與盈余管理在5%水平上正相關（模型II所示）；第2-10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在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假設1、假設2得到檢驗，假設3沒有通過檢驗，表明第2-10大股東持股比例越大，越有動機與大股東一起進行盈余管理。（2）國有股與盈余管理在10%水平上顯著負相關；法人股與盈余管理在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假設4沒有通過檢驗，而假設5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股權分置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現狀得到改善，其操控企業盈余的能力被削弱。（3）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設置情況及董事會會議次數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即假設6、假設7、假設8和假設9未得到驗證。說明董事會人數及獨立董事人數的增加并不能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行為，主要原因可能是：規模較大的董事會因其能吸收更多有豐富管理經驗和財務從業背景的人員加入，從而對管理層實施盈余管理行為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獨立董事的聘任程序不規范，且對獨立董事沒有建立問責機制，使獨立董事缺乏風險意識和責任感。（4）高管層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在5%水平上與盈余管理正相關，假設10通過顯著性檢驗。此外，控制變量中公司規模與盈余管理正相關，表明公司越大，越有能力或動機進行盈余管理；凈資產收益率與盈余管理正相關，表明公司盈利能力越高，越有動機通過操控盈余，來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
五、對策與建議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可知，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盈余管理行為。本文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完善公司治理機構，以降低企業盈余管理程度：優化股權結構，降低股權集中度；將國有股和法人股轉為優先股，以優化股權結構，切斷政府與企業的聯系，避免行政力量對企業治理的干預；進一步加大對董事會的改革，優化董事會的監督效應，提高董事會的治理效力；控制高管人員持股比例，若高管人員持股過高，則會導致其既有動機又有能力實施盈余管理行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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