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目前熱議的“包容性增長”觀念也是考克斯商業原則的主要原則之一，因為你在《道德資本主義》中是這么解釋的：“原則1強調了利益相關者敏感度：企業應肩負起這樣的責任，即通過對所創造的利潤在消費者、雇員和股東之間分享，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我們也注意原則背后的利益攸關方理論。針對中國的企業，尤其是大型公共企業，你會有什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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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楊： 我的建議從概念上來說很簡單，但實施起來具有挑戰性。此概念就是企業的利益攸關方理論。大型公共企業必須管理利益攸關方關系——不只是底線利潤。企業必須關心顧客，而不是盯著他們，當作可以從中騙錢的傻瓜或者是被動的哀求者，必須接受企業決定給他的隨便什么東西。第二，企業必須把員工當作道德人來關心——儒家的關愛和交互的關系。第三，企業對貸款人必須誠實。第四，企業必須把供應商視為本企業的有機部分，而不是當作有待被榨取和脅迫的商業對手。第五，企業需要新的競爭戰略，提供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而不是一味低價競爭。第六，企業需要尊重社區，不要污染或損害社會境況。
如此，企業——國有的或民營的——將為中國社會的和諧做出貢獻。國有企業，因為它們服務于乃是企業主人的國家之公共目的，有更高的義務采取長遠眼光，通過提供增加價值的社區產品和服務，支持攸關各方的利益。我在《道德資本主義》各章表明了如何改進利益攸關方關系。考克斯圓桌組織提供這方面的顧問服務，幫助企業達到這些目標。
《21世紀》：在《道德資本主義》第六章，您寫道，“對道德資本主義的承諾，需要文化的行動。基于這樣的認識，考克斯商業原則在1994年發表，旨在改善全球商業文化”，我還注意到，考克斯圓桌組織最近公布了《山屋聲明》(The Mountain House Statement)，就全球經濟的管理上應該得到運用的倫理價值觀，闡述了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社會思想傳統的共同立場。而您本人親自從事與中國傳統的對話，比如，附錄于《道德資本主義》的論文“道德資本主義與中國道德傳統”，以及您最近在考克斯圓桌參與主辦的全球對話(北京)上發表的論文“易經：適合于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古代中國的手冊”。就此方面，您能否再談點看法？
斯蒂芬·楊：首先，我們需要承認文化的力量和重要性。文化無形，看不見，又不可能給它定價。文化遠不止于那些我們能夠購買的食物和娛樂。文化是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動機，我們的羞恥感，我們的語言，自我向他人的呈現，生氣時刻，驕傲，自我滿足，關心或不關心他人，信任或不信任他人。
文化推動著我們的價值觀和態度；文化影響我們在不同取徑中做出的選擇；文化指導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抱負、我們的忠誠。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善好的行為作為結果，我們就需要研究文化，并在文化的信仰和文化的習規領域工作。
當我們作為人類面對物質世界，比方說在經濟危機之際我們所要面對的，我們決定做什么往往來自我們的文化上的習慣和感知。如果我們有好的文化姿態，我們可能會選擇努力工作，并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走出困境，由此改善我們生存的物質條件和背景。
語言是我們的深層次文化，它又來自我們所在社會的往昔。正是語言提供給我們客觀的精神現實，我們據以整合一個社群的經驗。我們的個體性不能逃脫社群的某種影響力和控制力，我們生于斯、長于斯、活于斯。
因此，要在中國提倡善好的商業行為，就有必要按照中國文化方式來思考和言說商業，言說什么是善好。
第三，不同的價值組合和不同的優先性帶來競爭，我們會因此忽視那些在文化上與我們不同的人們的觀點和價值觀。故此，為了建設一個和平、和諧的全球社會，就有必要去溝通文化間和宗教間的差異，尊重其差異又找到彌合點，使得差異只是一枚共同硬幣的兩面。那就是考克斯圓桌組織正在做的工作。
《21世紀》：我知道，除了商業原則之外，考克斯圓桌組織還有其他原則，比如政務原則，但知道的人不多。您能否談談商業與行政之間的關系或商業與非牟利非政府組織的關系？
斯蒂芬·楊：考克斯圓桌組織認識到，現代社會由三個具有生產力的部門構成：商業、政府和公民社會。不太嚴密地說，各個部門負責產生某種善：商業為財富創造和個人的生計產生私有的善物；政府則要產生公共的善，比如，安全和法治；公民社會則產生文化和價值觀，來指導其他兩個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