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中國目前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AMC的戰略轉軌，還是應當放在完善整個政策性金融體系的大環境中進行討論。
1999年，中國政府成立了信達、華融、長城和東方等四家資產管理公司（AMC），分別收購、經營、處置來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約1.4萬億元不良資產。當時，這四家AMC的存續期被定為10年，要求2006年底之前債權資產須處置完畢，原則規定2008年前全部不良資產處置工作將全部完成。屆時，四家AMC的命運將面臨何去何從的境地。
進入2004年，隨著中國政策性銀行經歷了第一個十年發展歷程，與政策性金融業務密切相關的AMC，也重新需要進行戰略層面的發展定位，從而證明自身長期存在的意義，獲得持續經營的合法性。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政府設立AMC的目標有三個：一是控制銀行風險；二是促進國企改革；三是有效解決歷史遺留的不良貸款問題。從四家AMC的運作來看，這幾個目標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實現。到今年5月，四家AMC累計處理不良資產8231億元（含政策性債轉股），處置率達58％。其中，處置非債轉股資產5976億元，回收資產1450.24億元，資產回收率24.27％；回收現金1042.54億元，現金回收率17.44％。累計費用支出為92.63億元，資產處置費用率1.13％，百元現金回收成本率為8.5％。
目前來看，四家AMC似乎已經與政府主管部門達成某些共識，即在存續期滿后，逐漸在市場化、商業化基礎上，發展成為現代大型投資銀行。在此，雖然我們同意商業化是資產管理公司的最終歸宿，但是，從中國經濟社會現實與金融實踐來看，我們認為四家AMC并不應當簡單地把商業性投資銀行作為戰略轉軌的目標模式。事實上，在中國目前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AMC的戰略轉軌，還是應當放在完善整個政策性金融體系的大環境中進行討論。
應當說，雖然四家AMC一直在從事政策性金融業務，但政府從未明確地把AMC納入中國政策性金融體系。對此，我們認為，把AMC定位為特定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既符合了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理念，也沒有與AMC的市場化運營原則相悖。具體來講，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本質職能，就是在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之間尋求平衡，通過介入由政府主導會產生低效率、由市場主導則由于體制缺陷而無法開展的金融領域，實現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AMC的初始設立正是建立在這種理念基礎上，而這一領域顯然在中國會長期存在，因此AMC的政策性金融職能并不能在短期內消失。另一方面，強調政策性金融，并非否定商業化原則，也不意味著資源使用的無效率。實際上，比較發達市場國家的政策性金融發展歷程，可以看到政策性金融機構基本都走過了同樣的道路，即從政府全資擁有、行政主導運營，逐漸過渡到私人部門所有、市場主導運營，這一過渡階段則根據各國國情而有不同期限。
這樣，從發展和完善政策性金融的角度出發，在四家AMC的戰略轉軌過程中，應當把發展目標定位于以下四個基本層面。
一、繼續處理不良貸款。我們知道，在金融機構的資產業務運營過程中，風險因素是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此總會存在一定規模的不良貸款。在西方發達國家里，由于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比較完善，因此銀行能夠自行約束和消化過多的不良貸款。而在市場機制不夠完善的國家中，銀行自行解決不良貸款問題，或者可能性不大，或者會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因此，在這類國家的特定發展時期，政府往往建立專門的機構來處理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達到某種規模經濟，并有利于金融體系的良性運行。考慮到中國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問題在短期內難以解決，因此AMC的業務在很長時間內仍然要圍繞處理不良貸款而展開。
二、實現金融穩定職能。金融穩定是目前越來越受到監管部門與社會各界所關注的問題，其背后的內涵，就是控制金融風險，并使虛擬經濟運行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最小化。從某種意義上看，金融穩定應該作為政府宏觀政策的目標函數中的重要變量。對于AMC來說，發展能夠有利于金融穩定的業務活動是必要的。例如，AMC應當充分利用其資產管理的技術與風險控制的經驗，為金融機構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這種金融服務業務，一方面包括投資銀行業務，另一方面也包括財務顧問、內部資本結構優化等業務，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在促進金融資源最優配置的同時，事先控制可能的金融風險。
三、促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社會信用體系問題重重，無法起到金融基礎設施的保障作用，而信用體系建設對于中國的金融改革、市場化轉軌、小康社會建設都是必要的。一方面，AMC在處理不良資產過程中，通過主張債權人權利、加強債權管理，能夠有力維護社會信用。另一方面，AMC也可以與銀行合作，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加強對企業的外部監督與約束，促使企業主體的信用水平提高。無論如何，把部分業務活動定位于促進信用體系建設方面，將更體現出AMC所具有的政策性金融意義。
四、開展金融創新業務。由AMC參與推進金融創新，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在各國金融自由化的早期、金融創新成本過高的情況下，政府信用往往是推進金融創新的重要因素，這也是政策性金融的要求。二是就現代意義上的資產管理來說，其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利用金融技術手段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這既可以通過對金融資產未來現金流的重組，創新出更多金融產品，也可以挖掘和組合金融產品的風險，適應不同風險偏好投資者的需求。例如，不良資產證券化就是一項重要的金融創新，這方面可以充分學習韓國的經驗，但要注意，在國內投資者意識不夠成熟的情況下，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產品應該主要面向國外投資者。此外，隨著AMC資產管理類業務的不斷擴展，無論是依靠政府信用，還是挖掘風險價值，都構成了金融產品創新的源泉。
總之，只有進行合理定位基礎上的戰略轉軌，AMC才能真正走向繁榮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