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從“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某些有代表性的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教訓、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研究三個方面對當前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最后分析了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升級是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選擇。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方式；分配公平
按世界銀行2009年分組，中等收入國家定義為人均國民總收入996美元到12195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其中從996美元到3945美元為下中等收入國家，3946美元到12195美元為上中等收入國家。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資料顯示，2008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940美元，已經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面對目前經濟發展中的種種問題，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
一、“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首次出現在2007年世界銀行出版的《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中，它指的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徘徊、無法向前的一種狀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以下特征：經濟增長回落或者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造成畸形發展、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金融體系脆弱等。
吳敬璉（2008）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增長驅動因素沒有及時轉變的問題。他把經濟增長劃分為“起飛”前階段、早期經濟增長階段、現代經濟增長階段和知識經濟時代。在不同階段，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是不同的，分別為要素驅動、資本或投資驅動、效率驅動或創新驅動、服務驅動。“中等收入陷阱”發生在早期經濟增長向現代經濟增長發展的過程中，如果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增長模式選擇不恰當，就會導致經濟發展停滯，從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2010）則是按照收入水平將一國的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經濟起飛階段、轉型階段、向發達經濟體過渡階段。第一階段，從低收入到中下等或中等收入階段，也是經濟起飛階段，經濟發展模式為要素驅動。第二階段，從中下等收入到中上等收入階段，這一階段為重要的經濟社會轉型期，是欠發達經濟體成為較發達或發達經濟體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有三種可能性：轉型成功可以保持經濟持續增長，順利進入中上等收入水平；轉型不成功，則可能停滯在原有的水平上；轉型失敗則可能中斷經濟起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亞洲國家和地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
上世紀60—70年代，東亞、南亞和拉美一些國家陸續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其中的日本、韓國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完成了從中等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的跨越，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于此相反，菲律賓、馬來西亞、大多數拉美國家在時隔40多年之后，仍然在原地徘徊，無法突破人均國民收入一萬美元的關口，更有甚者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世界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是日本和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這些國家和地區成功完成了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在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方面采取的措施也頗有相似之處。
第一， 抓住機遇，及時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和調整。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都經歷了產業發展和資源環境各方面的困境，因此紛紛采取措施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就開始積極構建節能環保型經濟。以石油危機帶來的資源匱乏為觸發點，同時考慮到產業結構和環境污染的現實矛盾，一方面實施了以產業“綠色化”為核心的產業結構調整，另一方面大力開發節能技術、新能源和石油替代技術，同時加大治理污染和環境保護的力度。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把“科技立國”作為其發展的戰略定位，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重點培育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同時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強化了市場機制在產業優化升級中的重要作用。新加坡則實施了“第二次革命”，促使制造業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密集的方向轉變，提出了“自動化、機械化、電腦化”的發展戰略，同時淘汰落后企業，加快轉型升級。中國臺灣地區在上世界80年代中后期開始進行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重點發展以電子通訊、高端機械、航空等為代表的策略性產業，并加快促進以生產型服務業為重點的服務業發展，建立起符合世界科技革命潮流的現代產業體系。
第二， 重視人力資本積累，提高人員素質。
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為了保證人才供給，這些國家和地區都非常重視教育投入和人才培養。韓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特別重視人才對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作用，全社會對教育的投入不斷提高，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50年的2%提高到1984年的14%，同時鼓勵私人辦學，特別鼓勵私立中等、高等教育的發展，基礎教育則有政府主導，實現全民教育。“人才工程”是新加坡經濟轉型的核心內容，采取學校教育、職業教育、優秀人才引入機制相結合的方式，對學校教育的重視不僅體現在對教育硬件和軟件的投入，也注重教師待遇的提高，其教授薪金普遍高于歐美國家，同時以優厚待遇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臺灣地區注重對科技和研發的投入，著重加強高科技領域人才隊伍的建設，實施技術人才儲備制度，同時建立長效機制大力引進高端人才，保障科技進步的人才供應。
第三，調整收入分配，避免收入差距過大，為經濟發展提供長久動力。
在經濟轉型時期，這些國家和地區同樣面臨二元經濟、城鄉差距過大、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居民消費不足等諸多問題。日本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從兩方面著手解決：提高農業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提高工人工資。韓國對收入分配的調整分三個層次：通過稅收政策，調整初次分配格局；通過社會保障措施，調整再分配格局；通過“新社區運動”縮小城鄉差距。
三、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近年來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研究也逐漸成為經濟研究的一個熱點。正如某些學者指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個例，不是通論，更不是魔咒，不是每個中等收入國家都會陷入陷阱。但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現在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能否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還有待時間的考驗。“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避免需要認真面對的一個挑戰。
（一） 中國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性
第一， 中國經濟增速減緩，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
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有兩個方面原因。外部原因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經濟陷入低迷，歐洲債務危機的解決尚需時日，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出口造成重大影響。在內部，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冷卻，消費和民間投資在短時間不能成為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的動力，使得地方財政捉襟見肘，而單靠中央的基礎建設投資顯然無法達到提振經濟的目的。許多地方官員片面追求政績，忽略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慣性思維還沒有根本改變。一旦經濟進入下行通道，許多潛在的社會問題也會相繼暴露出來，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將成為無法避免的事實。
第二，缺乏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措施，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源于“二元經濟”的城鄉差距，“發展失衡”的區域差距和“產業特色”的行業差距，這三大差距形成了我國勞動分配比重不合理，收入差距逐漸拉大的主要原因。并由此衍生出戶籍制度、社會福利、教育資源、醫療衛生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障礙。此外，近來引起廣泛關注的“富二代”、“官二代”等問題顯示這種不公平已經有代際固化的趨勢。一旦這種代際固化真的形成，中低收入階層向上的通道越來越窄，將會嚴重挫傷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對經濟發展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如果不能有效調節收入分配，過大的貧富差距必然會成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障礙。
（二）中國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和條件
中國經濟實現了長達三十年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過去十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7%，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000多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對外貿易總額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人民生活獲得顯著改善。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應對各種自然災害、經濟危機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也證明了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管理好一個經濟大國的各種復雜問題。
從理論層面分析，在長期的經濟實踐中，中國已經建立了適用于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理論，包括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論，公平與效率統一和并重論，三條“是否有利于”判斷標準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科學發展論，堅持獨立自主同擴大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相結合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建立以對中國現階段國情的深刻認識為基礎，以實踐為出發點和最終歸宿，是過去三十年經驗的總結，更是未來繼續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指南。
在實踐層面，走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堅持“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的運行方式。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靈活性，另一方面政府在宏觀調控上掌握主動，避免大的經濟危機發生。世界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各國經濟低迷、歐洲深陷債務危機，只有中國政府通過及時采取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避免了經濟動蕩和大規模失業的爆發，這也充分證明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情況復雜多變的國家，政府必須擁有宏觀調控的主動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同時起作用，才能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
（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對策
第一，抓住機遇完成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還是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問題，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仍繼續存在，有的甚至有所加深。從需求結構看，經濟增長對投資過度依賴的情況并未改變，尚未形成以消費拉動為主的良性循環；從產業結構看，服務業比重偏低，產業結構偏重；從投入結構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仍然靠大量物質消耗支撐，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還在加深；從收入分配結構看，宏觀、微觀層面的不少矛盾還在積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還在擴大。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關鍵在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這既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第二，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分配公平，是保持社會環境長期穩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縮小收入差距不僅有利于社會穩定，也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發展的根本需要。在政策方面，首先要重視機會公平，特別是受教育機會的均等化。其次，在加快城市化進程的同時努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重視農村地區的發展。
第三，加快改造傳統產業，支持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促進中國經濟實現高端化、低碳化發展。從國際壓力看，世界金融危機之后，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為了重塑國家優勢，紛紛實行再工業化，大力支持本國發展新能源、生物、信息等產業，鼓勵增加高技術產品出口，這對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構成巨大的競爭壓力，會形成“高端擠壓”效應；另一方面，危機之后，發展中國家如印度、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利用比中國更低廉的土地和勞動成本，生產與中國相同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因此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受到新興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低端擠出”效應。因此，提升傳統產業，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增強競爭能力，才能不斷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項系統工程，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為核心，同時牽涉轉變政府職能、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公平公正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只有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同時深化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使我國早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