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嚴復憲政思想的形成背景與發展演變
（一）1894——1898年：嚴復憲政思想啟蒙階段。“如果說梁啟超曾從國家富強意義上看到了自由的重要性，那么，嚴復則是從自由本身而發現憲政。 ，嚴復在目睹了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后，對中國的亡國憂患日益明顯，他表現出極大的悲憤，《論世變之亟》中：“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可視為其在治道模式上的早期認識。相較于其他人在中西對比后得出“制度決定論”，嚴復發現了更深的論題：“自由不自由異耳”，這一發現被嚴復一再強調，成為其思想的核心理念。這一時期，其憲政理念表現在，第一，抨擊了絕對君權的神圣性，批判了封建君主專制。其二，得出國家政權設立在于“衛民”，形成了“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第三，提出了君主立憲制，認為符合天演之勢的君王方能保境安民。
（二）1898年——1911年：憲政思想系統化時期。維新運動的失敗對嚴復打擊非常大，他決心用翻譯西方經典來為國人供給源源不斷的思想佳釀，通過有選擇的翻譯書籍和附加大量批注來闡釋其政治思想。同時，在1905年夏，他開始為滬上青年講演西方政治學，演講稿匯集成《政治講義》，此書因包含了西方之洛克以來的一系列進步的政治主張，特別是他認為“講政治學，則必用自由二字之名詞”，而被稱之為中國第一部現代政治學著作。此后，在《憲法大義》中，嚴復對憲法二字進行了文義探源，得出“制無美惡，期于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的結論，反映出嚴復在清末立憲的政策號下人人皆談“立憲”時的清醒，這一時期的嚴復思想少了些戾氣，多了些細膩。
（三）1911年——1921年：憲政思想中國式思考的升華。自辛亥革命以后，嚴復的思想逐漸被時人斥之為回到封建主義的懷抱中。主要依據是他在寫給熊純如、陳寶琛的信件中透漏著對辛亥革命的擔憂“則秩序恢復不之能，尚何富強之可跂乎？”另一方面，他也被寫進了袁世凱籌安會的發起人名單里。但是，其憲政思想并不是因此而變得灰暗，嚴復對中國的憲政思考已經由中國的憲政應該是什么轉向了怎樣走上中國憲政之路。《憲法芻議》說“今憲法無論何等，其根本原則二焉而已。一、必使政府真實權利得以發生；二、又有以制服此權利者，使不得侵軼而為患也”。
二、嚴復憲政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憲政的基本目標：保障公民自由，限制政府權力。嚴復的憲政是以自由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憲政。首先，嚴復指出世俗用的自由三層含義：“一，以國之獨立自主不受強大者牽掣干涉為自由。二、以政府之對國民有責任者為自由。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權為自由” ；其次，嚴復將憲政下的自由與“隨心所欲”相區別。“自由者，惟個人之所欲為，管理者個人必須屈其所欲為，以為社會之公益，所謂舍己為群是也。……但人既入群，而欲享幸福之實，所謂使最多數人民得最大幸福者” ；第三，嚴復將自由與中國傳統社會父母官個人恩德下的仁政相區別。中國專制制度下的官員“改使其民生逢仁愛國家，以父母斯民自任”，國民“將奉其上以神明父母之稱，以其身所遭，為千載一時之嘉遇” ，這種點滴福利施舍，最易麻痹群眾。最后，自由之基本前提是國家獨立，國家獨立前提是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吾未見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國可以自由也” “一若民既自由，則國無不強，民無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 由此觀之，嚴復從自由的目標發現了憲政。
（二）憲政的核心理念：權力制衡。西方的分權學說，早見于洛克的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離，到孟德斯鳩，發展為三權分立原則，即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分屬三個不同的部門，以便權利的相互制衡、相互監督，保證政府的權力不被濫用。《法意》說：“三權之分立：曰立法之權，曰行政之權，曰刑法之權。行政者，執國家之憲典，以奉行庶政者也。刑法者，憑國家之刑章，以裁決庶政獄者也”，《論英國憲政兩權未嘗分立》批判專制下立法者根據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在執法時任憑個人意愿為所欲為。封建社會的一治一亂，刑法在君王的揮筆下恣意妄為就是因為君主專制造成的，他認為人民的民力、民智、民德到達了一定程度，就需要三權分立，實現對君主的權力的限制。嚴復認為分權是對自由與權力的關系有機整合，只有在自由與權力相互制衡時，這種憲政模式才能達到長治久安的動態穩定。
（三）憲法的保障：法治君民而非以法治民。憲政實現的保障是法治，法治具有兩種意義：首先，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遵守，第二，被遵守的法律是良法。即良法與守法的結合。所謂良法，其應該是經人民選舉的代議機構按照法定的程序討論通過的法律；所謂守法，體現在作為法律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應帶頭守法，不能超越法律。作為公民，應充分享有法律賦予的權利與積極履行法律的義務。嚴復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法治”是“以刑罰制民”其本質是“人治”。“歷代法律，豈盡憑其喜怒？……謂之最不自由之人可也”而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普通人可以與當政者平等討論的法典之治。“立憲者，即立此吾儕小人一日可據以與君上為爭之法典耳”。治民刑法早已有之，但使治官的法律從來沒有，照此說，中國無“法治”。所以，要制定出官民同等適用的法律來保障憲政的實現，“有權之用，故法之既立，歲天子不可以不循也”。
三、嚴復憲政思想的終極關懷
（一）從救亡圖存到尋求自強。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傳統社會面臨著整個民族的生存危機。鴉片戰爭的嚴重性比以往任何一次社會震動都要強烈。擺在國人面前的社會制度完全不同于中國傳統，我們無法像吸收包容佛教，最后使其中國化一樣自信的面對這次沖擊，若不及時自救就可能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全部否定。于是，救亡圖存就成為社會的最迫切的任務。救亡中因華夷之辯分化出守舊派、洋務派，守舊派主張不折不扣的維護封建傳統，而洋務派則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兩派有一個共同立場就是消除亡國滅種的危機，但嚴復卻有另一種思考，他在根本上不是為了維護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以及社會生活方式，而是以全球視域看待中華民族的延續，得出中國的危機主要來自于中國傳統社會內部對人性自由、物競天擇的抑制，需要解放人性來實現自強。
（二）自由是尋求自強的根本。儒家思想意圖通過對人民在道德上的超高要求，在智力上的苛刻限制，在刑罰上的嚴酷鎮壓，使人民息訴息訟、安貧樂道，確保森嚴等級制下大一統的“秩序之道”。但是這種治道模式在實踐中卻陷入了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的歷史循環，更甚者，當其面對強勢文明的沖擊時，陷入了亡國滅種的危境。嚴復對比西方社會后驚奇發現中國社會積弱積貧恰恰是因對這種治道秩序長期追求所致。傳統的治道模式一味追求“不變”來實現長治久安，這極大限制了自由競爭，使文明進化僵化了。嚴復以翻譯西人自由富強的的書籍加上大量按語，向國內知識分子宣揚自由，倡導競爭，限制君權，使自由得到最大的化的保障，促進民智、民德、民力的發展，改變積貧積弱的傳統治道模式。從這一層次上可以說，自由是尋求自強的根本。
（三）從追求自由到追求“長治久安之道”。傳統社會對靜態秩序維護無法適應于近代以來的新環境，但是又不可全面破壞現有的秩序，“改革之頃，破壞非難也，號召新力非難也，難在乎平亭古法舊俗，知何者之當革，不革則進步難圖；又知何者之當因，不因則由變得亂” 嚴復從追求自由本身發現了憲政，又從憲政之治深入到治道模式的思考。如果說，從尋求自強到尋求自由是一個順勢上沿的軌跡的話，那么，當嚴復進一步為保持自強而制定具體方案，也就是由尋求自強的要求的尋求自由轉向保持自強的具體方案時，它的路線則是一個逆勢下行的軌跡 。這也是嚴復的自強之路由理念到實際的過程，是憲政的中國化的過程。嚴復在整合了憲政的自由、法治、分權等觀念后，認為這些憲政元素只有在憲政政治體制里有形成機組合才能實現動態的治道。他結合中國實際，強調這個過程必須與民智、民力、民德的提高相協調，具體而言，就是建立類似于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模式的憲政制度，這是“以變求穩，穩中求變”理想的治道模式下邏輯的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