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在投融資體制深化改革中出現了“兩級的魔幻怪圈”：一級是充裕的民間資本供給，就是到處亂竄的游資，相當一部分則流入民間借貸領域；另一極是民營企業的資金鏈短缺，存在著強烈的資本愿望，但由于自身的資產和信用狀況存在缺陷而陷入融資困境。
從2011年開始，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波浪式的失業潮及農民工返鄉潮。大部分中小企業由于無法上市，無法通過股權融資獲得發展所需的資金。因此，這些企業只能通過債權融資進行外源性融資。債權融資按照渠道的不同主要分為三類：銀行貸款、發行債券和民間借貸。發行企業債券在我國是被嚴格控制的，不但審批嚴格，對發行主體還有很高的條件限制，目前，能夠有資格發行企業債券的企業屈指可數。中小企業在融資擔保系統缺位的情況下要想獲得銀行貸款也是很困難的，即使得到銀行貸款，也因其風險過高，銀行借款麻煩，需要花費比民間借貸多得多的時間辦理相關的手續，對于數額不大，借貸時間不長的交易來說，向銀行借款是很不經濟的。眾多中小企業在無法獲得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只能轉而通過民間借貸來籌集所需資金。
溫州的民間借貸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從第一階段的互助階段使得民間借貸獲得快速發展；第二階段是非正規金融中介的出現。其借款月息比第一階段有所提高，一般為2%～2.5％左右，高的達到3%～5％，甚至6％。第三階段為失控階段。這時，出現了各種“會”，如“輪會”、“搖會”、“呈會”、“臺會”等，最后竟成了投機詐騙的“聚會”。
從2000年開始，溫州人開始在上海、杭州、蘇州、廈門、北京、寧波、金華等地置業。炒透本地樓市后，溫州人開始大規模向外擴張，這就有了“溫州購房團”。 溫州人敏銳的市場嗅覺與精明的投資眼光不得不讓你驚嘆。炒房產、炒煤炭、炒大蒜、炒商鋪、炒棉花、炒石油、炒油田、炒車、炒電、炒匯……什么都敢炒，就是不炒股；一旦浮現什么賺錢的機會，就會有溫州人捷足先登；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溫州人的身影，他們悄然而至，蜂擁而上。之后又出現全國高利貸橫行，取代了以往的炒房團與炒煤團等投資方式。管制利率與民間市場利率差價太大，資金大規模進入貸幣市場追求利率差價從而導致了高利貸。浙江高利貸借貸者“跑路”成風，中小企業危險迫近，高利貸鏈條岌岌可危，在浙江、福建等地出現了大規模的鏈條崩斷現象。2012年2月6日，產業轉型、頑疾纏身的溫州又爆出最新案例，顯示該地激進擴張的民營企業岌岌可危。
面對越來越瘋狂的游資，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11政府三次上調存貸款利率，以及從房市推出的限購令使溫州的游資陷入了迷茫狀態，民間資金受到國家宏觀政策的擠壓之后，紛紛開始轉向，2010年以來，上千億資金已經悄悄流向互聯網，開始炒作網資。
天下聞名的吳英案就是游資案件中比較典型的一個，從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吳英用個人或企業名義，用高額利息吸引，以注冊公司、投資、借款、資金周轉等為名，非法集資人民幣約達38985.5萬元。針對吳英案件，著名經濟評論員葉檀指出非法集資和民間借貸，涇渭從來不分明，吳英的罪與罰，死與非死，已不再只關乎個人，從杜益敏等草根金融人士一再被判處死刑，金融壟斷下的低效一再難改，目前資金掮客仍然活躍來看。這是制度之恥，社會之恥。這是民間貸款資金尋找出口的一個方式，盡管吳英是鉆了非法集資和民間貸款的空子，但是這也正說明我國制度的不完善性，國家應該做出的是完善制度而不是殺一儆百，因為在吳英的死之后是更多人坐享其成。徐家匯商城的原始股東們坐享千萬收益，光明集團前董事長馮永明貪污7.9億元一審被判死緩，而爭議極大的吳英案二審被判死刑，竊鉤者未被誅。
縱觀歷史不是現在才出現類似溫州游資這樣的現象，早在孔祥熙時期就是由于民間資金發展成熟出現銀行票號這樣的融資代理，這是銀行的前身。現在的溫州游資和當年的過剩資金性質是一樣，只是當年的資金找到了一個合適又合法的出口，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百萬富翁。而相反溫州的游資現在還處于迷茫的游離狀態，沒有一個合適的渠道讓這些資金既可以有效利用，又可以形成可觀收益。而不至于它走到哪里政府就打壓到哪里。
既然問題已經出現，解決它成了各大媒體討論關注的熱點。要解決類似溫州這樣的游資迷茫問題必須要找到中國經濟病根所在，溫州如此龐大的資金不敢投放市場，因為中國上市公司的素質太差。一旦股市不能消化這些資金，他就只能到處流竄。與其對它監管還不如對上市公司監管來得到位。流落在溫州的民間資本正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不愿將手頭的閑置資金全部存放在銀行吃利息，據人民銀行溫州分行，中國銀監會溫州分局統計，溫州民間借貸在半年內上漲了3厘，達到12厘。一面是銀行無法滿足社會的自己需求，一面是民間借貸的定向操作。而銀行的1%存款利息實在不足以吸引這些游資，減去3%的通貨膨脹率還是負增長率，所以不能責怪類似溫州的這類游資，理性投資是不會把目光投向銀行的。
筆者還提出另外三條解決方案如下第一：投向股票，中國的股票提高素質，用自己實力和可觀的收益率吸引游資來對自己進行投資。但是這在短時間之內不可能大刀闊斧改革，比如中國股市沒有退市機制，比如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概念股，比如中國假賬問題。第二：為中小企業設立規范的中小企業建設銀行。第三：提高銀行存貸款利率，高于3%即是說高于通貨膨脹率，讓游資存到銀行不至于虧本，但這也是短期之內不容易達到的目標。因為利率是國家非常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調控要考慮到很多因素，比如利率過高會影響投資，進而影響GDP，進而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溫州的游資問題絕對不僅僅是溫州現狀的反映，而是全國范圍內的。我們應該反思的是我們自身金融體系存在的種種問題，有許多反面需要改進。所以，國民經濟只有靠二次市場化改革才能向正常的循環邁出關鍵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