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從明朝初期到清末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足跡遍布國內各地及東南亞，歐洲等地，資本雄厚，經營項目廣泛，創造了山西票號這個中國金融業的百年輝煌。晉商以他們的誠信和創新思維將山西票號推向中國金融業的頂峰，開創了“近代銀行業中匯票制度的先河”。著名人口學家馬寅初撰文寫道:“幾不知吾國銀行極盛之時,英美德法諸國尚屬蒙昧時代,幾不知銀行為何物也。嘗考吾國銀行業發軔于山西。”
然而，這樣一個興旺全國的商業票號在清末最終衰于戰亂。如此規模影響巨大的金融實體就這樣迅速的衰敗，到底是怎樣的制度環境條件改變了山西票號的命運，值得深思。本文將從我國監管職能缺陷的角度探究山西票號衰敗的原因，從而得出我國當代監管體系的發展建議。
��一、山西票號的興衰史
山西平遙，自古以來人多地少，交通十分便利，是商業重鎮。山西票號商最初是由顏料商，綢緞商，茶葉商改組而成。道光三年（1823年）在平遙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誕生了，使由一家李姓顏料商改組而來。
（一）山西票號在當時的輝煌發展與自身的金融創新是分不開的。山西票號的創新之處有如下幾點：
1.創新了匯兌業務，結束了幾千年以來的鏢運方式
在票號產生之前，我國雖然已經有類似于匯票的票據的流通，但是終究沒有形成完整的一套匯兌體制，因此鏢運仍然是異地運款的主要方式。山西票號成立之后，為匯款者提供了異地存款的方式，既安全又便捷。在經營匯兌業務的過程中，山西票號發展了多種方式和工具來辦理匯兌業務，如由最初的票匯、信匯發展到電匯業務，由順匯發展到逆匯，即期與遠期相結合，一步步豐富了匯兌業務。山西票號在發展過程中還把存放款業務與匯兌業務相結合，從而解決了匯兌業務資金的需求，這也成為了現在銀行業的雛形。山西票號在經營過程中費城重視誠信和信譽，“酌盈濟虛,抽疲轉快”，建立了密押核對、認票不認人和匯差結算等管理制度,以及預提 “護本”,充實資本金等措施，增強了匯票的經營能力，并提高了收益，增強了票號的發展后勁。
2.誠信卓越，也正是因為誠信才使匯兌業務得以實現，并不斷擴大業務規模
如匯兌官款，在這項匯兌業務中，票號承兌京餉、協餉、海防經費、鐵路經費、賑款、庚子賠款、河工經費、 “四國借款”等。除此之外， 票號還經營存貸款業務。秦省如在《山西票號在今昔經濟上的地位》中寫道“票號業務其最有利益者有二: 一為官金存款,一為官吏貸款。”此外,票號還為商戶調撥資金,代辦捐項和印結,從中收取匯費。從山西票號的業務可以看出,其資金雄厚、信譽卓著、規模龐大。
3.分設了分布于全國各地的金融網絡
從1823年到1906年的不到一百年間，平遙共設票號22家，形成了票號業的“平遙幫”，在全國共設立了400多個分號，遍布77個城鎮。這些分號形成了平布全國的金融網絡，平遙票號也因此成為“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的主力軍。與此同時，平遙附近的祁縣和太古縣的一些商號也改行經營票號，被稱為“祁縣幫”和“太古幫”，并與“平遙幫”一起被稱為山西票號，創造了中國金融業的巔峰。
4.山西票號中的激勵機制是其管理制度的核心，也是山西票號之所以得以輝煌發展的根本
山西票號的核心激勵機制，就是“身股制”，特點是身股與銀股并重。陸國香在《山西票號之今昔》中寫道“人力股系晉商特別習慣,俗稱頂身股,資本家出錢,勞動者出力,均有股份,一經獲利,平等分配,以是經理伙友,莫不殫心竭力,視營業盛衰為切己之厲害。”陳其田在《山西票莊考略》中有“票莊用分紅制度籠絡人心……這種辦法甚善,與近代西洋工業所推行的分潤制度相似。清代票莊如此發達,分紅制度是個很重要的因素。”這種激勵機制類似于現代分配給雇員股票和股票期權的做法。“票號的股份分為銀股和身股,財東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也稱人力股或頂身股)。票號的財東不參與票號的經濟決策，全權由掌柜負責，財東出資設立票號，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人坐掌柜，有權運用資金，調配人員，經營業務。掌柜向財東匯報經營結果，就一些重大決策請示財東，同時取得應得的紅利，由財東視其業績決定去留。 這種分紅制度，在把職工的利益和票號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同時大大降低了頂身股人員的風險，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
（二）山西票號有著這樣的創新和先進的激勵機制，卻在清末迅速衰敗，原因值得我們探究。筆者認為在眾多導致山西票號衰敗的原因中，有以下幾個重點原因。
1.與清政府的勾結，使山西票號從市場化走向了政府化
早在滿清政權進入北京之前,晉商由于對其“龍興之地”的東北以及內蒙地區的經濟繁榮做出卓越的貢獻,而受到努爾哈赤等金政權貴族的青睞。在北京成為清王朝的都成之后，在清朝統一，平叛叛軍以及發展邊界貿易中，晉商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山西王登庫、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寧、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云發這“八大商人”也被譽為“皇商”。較大之票號,都有朝廷權貴重臣作其后臺。如“蔚成長交好慶親王,百順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誠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另說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翅等。票莊經理與督撫來往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趨,雖調任亦與之同行”。
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承擔越來越多的賠款，而且用于戰爭的軍費也不斷增加。但是，當時大量的鴉片和洋貨輸入中國，社會經濟蕭條，關稅自主權被列強剝奪，財政虧空。在這樣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清政府不得不以以捐納、捐輸這些變相的賣官、攤派來解決財政危機。并且讓山西票號承辦籌撥匯兌京餉、軍政費用等本屬于國家財政職權范圍內的事情。這也使得晉商有了行賄納禮、結交權貴的可乘之機。因此，晉商成為清政府的工具，晉商的命運也完全與清王朝綁在一起。 隨著清政府的衰敗，山西票號也就必然衰落。
2.山西票號內部的激勵機制產權不明
激勵機制應該使組織中的每一個經濟行為體產權明晰，只有這樣才能為組織中成員提供足夠的約束和利益。人身頂股制是票號初期財東為了激勵員工所建立的制度，但是，這種經營機制存在弊端：入銀股的票號資本家對票號承擔無限責任，而經營者的股票只是身股，不承擔責任。這種情形違反了組織行為學中“責任與權利必須相等”的組合原則，而且隨著經營者的身股增加，產權趨于模糊。據統計，到20世紀初期，各票號身股數普遍超過了銀股數。這樣就導致了主權界定的問題。經營者與財東對資本盈利共享，風險卻不共擔。這樣，經營者會去選擇風險大收益達的業務來為自己謀利同時又不用擔心自己的損失。這就導致了票號內部組織出現無效率，阻礙了票號的發展和創新，最終走上了衰敗之路。
3.過分依賴信譽，不注重風險的防范，由于晉文化中的“安分守己”的純樸民風，山西票號在初期從選擇經營者到判斷員工是否可以入身股均以誠信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在放款時，也多以信譽為依據，沒有適當的防范措施。而當后來社會時局變化，很多票號的信譽不復存在，但票號主確沒有認識到這點，沒有采取防護措施，在大量放寬無法收回的情況下，仍然超負荷經營，導致票號最終陷入困境。票號經營初期的主要利潤來源是匯兌收入，后來由于放寬利潤豐厚，在19 世紀90 年代,票號改變謹慎的經營原則，迅速業務規模,形成了房款規模大大超過存款的局面，甚至動用作為抵御風險的“護本”。于此同時,使用信用房款貸給商人、官吏及個人,不采取任何保障措施,造成了許多呆死賬。到了后期，為政府借墊公款成為主要的房款業務，過多的依附于政府，失去了獨立性。因此，當清政府垮臺，巨額的借款無法回收，導致大多數票號無力償付擠兌而倒閉。
除了上面詳細論述了幾個原因以外，還有很多原因也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山西票號的衰敗，如當時戰事頻繁，時局不穩的大環境；如當時外國資本大舉入侵；如當時世界產業格局變化等原因。
��二、對監管體制的啟示和思考
山西票號的興衰史，可以給當代的金融體系以一些啟示。
1.我國的監管系統應該建立完善的監管體系，從行為監管轉向動機監管
“所謂行為監管，是指傳統的合規性監管方式,其監管的對象是銀行的具體行為,監管方式主要是比率監管,在金融創新不斷涌現,金融風險不斷增加的當代銀行業,行為監管的效果常常不盡如人意。”從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學習山西票號的動機監管方式。“所謂動機監管，是指通過引導代理人的行為動機,使該動機符合委托人的利益,實現有效監管。”山西票號通過其“自身股”的激勵模式，將財東和經營者還有員工之間基于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而產生的外部成為專為內部成本，由于經營者不但不負責出自而且還能在其中分紅，活著的時候可以得到利益，身故則留給家人。這種從動機監管出發的激勵機制使山西票號一步步發展壯大起來。我國也應該不斷發展分業監管模式，比率監管等常規的監管已經不足以有效的監管我國當今的金融體系，所以，必須加強動機監管。
2.但是，山西票號到最后也走向了衰敗，這與山西票號與清政府勾結和過分依靠信義是分不開的。所以，我國的監管體制還應該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監管法律系體。在當代，也是由一些企業像山西票號當時一樣與政府交往過多，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益而采取尋租行為。因此，我國監管體系應該加大監管力度，認真查處尋租行為，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從山西票號過分依賴信義的角度，我國監管機構應該進一步建立監管系統對市場內部的企業建立一定的保護制度，以法律來約束一定的行為，而不是簡單的靠誠信。
3.針對山西票號內部最后的產權不明晰的狀態，我國監管機構應該建立明確的產權明晰制度，最大限度的使個人努力與收益以及所擔負的責任具有正相關性。因此，目前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革應首先形成規范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總經理之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形成相互制衡關系，加強內部約束機制：使股東會為公司的權力機構；董事會受股東會的信任托管、掌握公司重大事務的決策權和對經營者的任免權；董事會委托總經理，總經理在董事會的授權下行使對公司日常經營活動管理的權利；監事會受股東會的委托負責監督董事會和總經理的活動并接受股東會的監督。
��三、總結
山西票號創造了世界金融史上的輝煌，它在創造了一個金融奇跡之后的衰敗引起我們的深思。這里有社會大經濟環境的原因，有山西票號內部產權不明晰的原因，也有當時官商勾結的原因。從山西票號的發展歷史中，我們不但應該總結山西票號走向失敗的原因，更重要的以歷史而鑒現實，汲取山西票號興衰史中的經驗和教訓，以謀求更大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