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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府誠信制度的演進與思考

1 政府誠信之內涵
  “誠”從哲學角度看是世界的本源,是實際存在,是自然固有的狀態和規律。從倫理學角度考察則表示人的一種基本德性和精神狀態,是誠心、誠言、誠行的統一;“信”在傳統文化中是經世致用的道德規范,指忠誠于某種信念、原則和語言,其外在表現則是遵守諾言,言行相符,說到做到;誠信表述的是人們誠實無妄、恰守諾言、言行一致的美德。
  政府誠信是主體行為與客體評價的統一,是政府主體對公眾始終做到誠實不欺,信守承諾,努力踐諾,也只有一貫地保持實事求是的思想和行為作風,才能獲得公眾積極肯定的評價,贏得公眾的信任。具體而言,政府誠信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政策是否穩定,即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這是政府講誠信的一個重要方面;政府權力運作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即正確處理好公共利益與政府自身利益的關系,使政府權力運作符合公共利益,這是政府誠信的起碼要求;政府能否承擔責任,即嚴于律己、勇于糾正錯誤、勇于承擔責任。一個有信用的政府,必定是言必行、行必果。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社會的穩定。依法行政、加強監督、建立和完善行政審批責任制和過錯追究制度,是保證令行禁止的根本。
  2 西方政府誠信制度的演進與分析
  西方政府誠信制度的核心是憲政,即憲法治理下的一種政治制度,它最早起源于古代的雅典和羅馬,前者追求民主參與政治生活,后者特點是在多種政治機構之間分配權力。近代以后,西方政府根據憲法產生,當政府依據憲法形成獨立人格之后,就必須對憲法和人民誠信,表現在真正確立憲法至上的地位,把憲法所內涵的控制國家、保障民權的精神轉化為一套權力分立制約的政治制度體系,并在政治實踐中讓其有效運轉起來。換言之,政府產生、運行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根據憲法制定的法律,按照憲法明示或暗示的要求給人民提供盡可能好、盡可能完善的服務,最大程度上滿足建立政府的基本需要。
  憲政從總體上控制政府權利,在其精神指導下,西方政府還逐漸完善了下列諸方面具體、操作性強的保證政府誠信的制度建設。
  (1)是現代稅收制度。稅收是“人民拿出自己一部分私人的收入,給君主或國家,作為一筆公共收入”。西歐封建時期國王和教會常隨意增加賦稅,這種竭澤而漁的行為成為引發資產階級革命的導火索。資本主義時期,西方各國建立現代稅收制度,實現征稅權分立,各國都通過憲法或有關法律把征稅的立法權授予國會或州議會,征稅的管理權屬于行政機關,對稅收征管工作實行分級管理。在征收過程中,堅持“公平、確定、便利”原則,為促使納稅人依法納稅和稅務機關依法征稅,各國還設立嚴格的稅收稽查制度。美國除了擁有較完整的征管機構外,還單獨設置了稅務法院,處理稅務部門與納稅人在稅收方面的法律紛爭,積極采取相應措施保證稅務人員依法行政。
  (2)政府采購制度。西方國家對政府公共采購管理的制度最早形成于自由市場經濟時期,18世紀美國、英國先后立法管理政府采購,并且逐漸為其他國家所效法。20世紀30年代后,西方各國政府開始廣泛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干預國民經濟活動,通過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興辦公用事業,各國都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政府采購的法律和規章,政府采購制度大范圍地發展和完善起來,就是說,西方國家通過法律明確政府采購目標、原則、程序、方式和主管機構,通過法律約束政府采購行為,維護采購信譽,保持采購制度透明,保證政府實現其社會和經濟目標。政府采購制度使納稅人得以能夠了解到政府想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做得如何。政府也通過這一制度,努力做到廉潔、透明、高效,取信于民,服務于民。
  (3)政府管理經濟和社會公共事務制度。在自由主義法治國家時期,人們奉行“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理念,為確保權力和自由不受侵犯,人們制定憲法來保障自由權和財產權等基本人權。不難看出,那時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基礎,用依法行政原理來規范政府權力運用,使公民個人能自由發揮才能,謀求個人幸福,這在歷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但過分放縱個人自由,使財富過于集中,經濟分配不均,經濟上弱者多陷于失業與貧困,甚至生存瀕臨絕境,人們開始重新認識絕對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進入20世紀以來,為解決純粹市場調節缺陷,緩和社會沖突,主張通過政府干預經濟逐漸為人們所接受。政府積極干預市場,并給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的人以基本社會權利保護性承諾,福利國家在各國相繼形成。可見,從羅斯福“新政”以來,西方國家政府職能在社會經濟領域實現了從自由放任到宏觀調控的巨大轉變,表現在:直接經營一定的經濟事務,為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維護公平競爭秩序,防止市場壟斷,管制壟斷企業,保護消費者權益;建立健全良好經濟秩序,保持國內國際市場開放,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自由貿易;實行穩健的經濟政策,維護宏觀經濟穩定;加強監管,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維護社會公平。
  進入70年代,政府干預過多弊端暴露出來,表現在:政府機構急劇膨脹;政府工作效率下降;政府角色錯位,政府干預方式、范圍、層次、力度和預期選擇都不適當,不足以彌補市場機制缺陷反而妨礙市場機制作用正常發揮;侵蝕公民權利;對政府控制和監督力度遭到削弱,造成政府腐敗問題日益嚴重,政府設租尋租行為頻頻發生。為此,西方各國提出“公平”、“公正”、“公開”原則,通過立法等方式完善政務公開制度;完善公務員制度和政府采購制度;強化傳統行政監督機制同時發展對行政權事先、事中監督機制,形成全方位、多層次行政監督制度和社會監督制度;引入市場機制,以企業精神改造政府,實現政府管理市場化,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場以“善治”為目標的新公共管理運動。
  21世紀西方政府以服務為導向,更具響應性。一些西方國家通過不同專業社會團體、專家共同商議,明確規范各專業服務標準,以作為公民監督政府服務的標準;他們強化各機關內部服務績效資料管制;通過網絡、電視、市民服務手冊,告訴公民何處可取得服務及信息,在服務中,公民能得到哪些服務品質的保證,“公民服務憲章”的建立既確保公民在與政府交涉時能獲得時效、品質的服務,又方便公民對政府是否踐諾進行評估,是一項鞭策政府言必行、行必果的好制度。
  (4)政府首腦和議員選舉制度。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實行世襲制。西方資產階級形成后要求通過選舉的方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分享政治權力,西方各國在經歷了多次改革之后,逐漸建立起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為核心原則的現代選舉制度。現代選舉是實現公民基本政治權利的重要形式。它既能實現權利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又為公共權力和平轉移和更替提供有效保障,是政府獲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現代選舉為公民利益提供可正式表達的渠道,迫使執政者對選民負責,對其政策負責,如果選民撤回對政府的“委托”,則政府存在、延續及權力行使便失去合法依據。




  (5)國家公務員制度。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國家為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日益復雜的行政管理需要,進行文官制度改革,普遍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對政府中行使國家行政權力執行國家公務的行政工作人員錄用、升降、權利和義務等予以規范。公務員代表政府行使國家行政權力,因而公務員的素質、能力及能否合法、合理、公正有效地執行公務成為影響政府正常運轉,進而影響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有序進行的重大問題。為了防止公務員濫用權力、防止腐敗,西方各國主要以法律手段形成了多層次的監督機制。各國在法律上從不同角度對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或日常工作交往及社會、經濟活動中的行為作嚴格限制。如對公務員接受禮品限額規定;禁止公務員從事可能損害或影響其公職活動的第二職業或經商;明確規定公務員財產中報對象、時間、內容及中報書遞交程序等;禁止政府機構中裙帶關系,禁止政府官員雇用、任命、推薦或提升自己親屬到該官員所控制的任何機構或部門工作。通過這些措施,西方各國加強對公務員隊伍的誠信建設和管理,維護政府誠信,提高政府公信度。
  (6)政治監督制度與社會監督制度。現行政治監督制度是為實現以權制權在長期政治實踐中凝聚的制度力量。現代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建立的三權分立體制對于遏制專制、維護資產階級民主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體制把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行政、司法3個部分,并按照一定的均衡原則進行權力配置,使各個權力之間互相分立、彼此制約,以達到防止任一權力專制和濫用的目的。分權體制在西方各國盡管不盡相同,但強調權力之間的監督這一基本思想是共同的。以對行政的監督為例,議會有預算權、彈劾權、質詢權、批準任命權或不信任案表決權等,司法有通過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的審判權;在行政機關內部,也存在自我監督機制,主要包括:行政訴愿即復查被公民認為是違法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合理;行政監察即行政機關內部對行政機關日常活動進行監督的機制;專門監督即設立如審計機關等專門監督機關展開監督。
  在西方,社會對政府監督是約束權力過度擴張,根治權力腐敗的治本之道,它所具有的廣泛性、敏銳性、自覺性等特點決定了這種監督能有效避免國家權力被濫用,保證權力主體始終按照人民意志來行使權力,保證政府對人民誠信。人民群眾以各種形式組織起來,形成具有強大整體合力的各種社團,則更能給腐敗現象和違法亂紀行為強有力制約。同時,社會各種團體為公民提供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和手段,提高他們的參與能力和水平,改變人們頭腦中長期存在的對權力盲目崇拜,樹立起牢固主人翁責任感,增強可同政府權力抗衡的社會力量,實現權力制約社會化。新聞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的重要形式,它所具有的公開性、靈活性、及時性的特點使其在權力制約體系中發揮著獨特功能,輿論監督搞得好的國家,政府權力相對比較規范。
  (7)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政府信息公開不僅要求政府事務公開,而且要求政府應當將其行使行政職權過程中獲得的信息公開,屬于一種權利型公開,以公民知情權為主要依據。這種制度最早發韌于18世紀的瑞典,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戰后相繼建立起了相當完善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主要包括:通過政府信息公開相關法案;制定以行政公開為核心原則的《行政程序法》;建立行政會議公開制度;建立確保政府公開個人正確信息的制度等。政府信息公開,實現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的轉變,人們能更方便地認識和了解政府,給政府提出改善自我形象,提升公信力的壓力,這些能較有效地避免弄虛作假,更好地實現政府誠信。
  3 對我國啟示
  在長達數百年的發展中,西方國家隨社會政治、經濟形勢變化而不斷進行制度調整和創新,逐步建立起上述保障政府誠信的政治制度。它對于西方國家擺脫和防止經濟政治危機,維護市場經濟正常秩序,增強公民對政府及民主制度的信任,保持社會穩定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西方國家政府誠信制度告訴我們:政府誠信應建立在政治民主基礎上,權力制約和平衡是關鍵;誠信政府是法治政府,法治理念落實于行政領域第一要義便是政府守法,政府要在憲法及其他法律、法規、條例和規章、制度范圍內依法行政。具體地,用法律形式,將政府權限范圍,政府權力運行各個具體環節,特別是將行政責任固定下來,保障政府誠信于民,在當前政府活動中,要加強行政程序公開化、法制化,普及和完善行政機關引咎辭職制度和行政賠償制度,加快司法體制改革,完善行政訴訟程序,降低司法官員在訴訟活動中利用法律漏洞枉法裁判幾率。
  誠信政府是有限責任政府,政府應根據形勢需要,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具體地,首先要科學界定各級政府職權,理性確立其管理幅度和層次,繼續轉變政府管理職能。政府應當避免對社會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干預,切實精簡行政審批,集中精力提出發展的重大戰略、基本任務和產業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政府工作立足于完善電子政務以提高管理和服務水平,建立健全各種預警和應急機制,提高政府應對突發事件和風險的能力,健全經濟運行監測體系,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其次,減少政府交易活動特別是贏利性交易行為。力避政府行為與那些壟斷性國有企業的商業行為攪合在一起,因為當以利潤追求為己任的商業行為與政府行為難分彼此的時候,政府失信也就產生了,當前,司法、工商、稅收似乎都被默認有自家贏利的功能,這有悖行政的運行規則,必須嚴格杜絕其變相贏利和集體權力的尋租設租。
  誠信政府是公開的政府,實行“公平、公正、公開”原則,政府行政行為民主化、程序化、制度化和公開化。具體地,政府應改變原有封鎖或過濾信息的某些做法,除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不得隨意公開外,凡與社會公眾權益相關的信息應及時地向社會公開,通過文告或網站公布法律、法規、政策,公開會議舉行、決策、采購、罰沒、舉報、個人財產中報、個人重大事項報告、述職報告和評議活動等有關信息,使公眾及時得以知曉,以突出行政的公開公平,提高政策透明度,促進政府管理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增強政府的社會公信力。
  誠信政府是廉潔政府,接受社會全方位監督,遠離貪污和腐敗。具體地,從政治監督角度看,應強調行政權力由人大授予,人大擁有任免政務官權利,擁有重大經濟事項決策財經審核權利。從司法監督角度看,應通過法律手段對政府失信運行程序展開合法性監督,遏制違法決策,從源頭上降低不當決策的幾率,對違法行為,尤其是造成重大不良后果的政府失信行為予以法律追究。從群眾監督角度看,應健全群眾監督機制,保證群眾的監督權利,強化政府誠信。從社會輿論監督角度看,既要大力弘揚和表彰誠實守信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又要給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失信行為以強大社會輿論壓力,使任何政府失信行為都像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失信行為一樣,受到多重制約。
  還有,就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干部管理體制。進一步改進干部考察制度,把信用狀況列為干部考察重要內容,努力使考察結果對政績的反映更全面,更符合客觀實際。引導各級政府和部門及其領導干部扎扎實實為群眾辦實事,靠實實在在的政績取得群眾的信任。進一步改進政績考核制度,完善指標體系,增加來源可靠、資料相對準確的指標,改進不能反映客觀實際的指標,準確核定考核基期數字和報告期數字,認真貫徹執行《統計法》,落實統計責任。進一步完善對領導干部監督約束機制,擴大黨員和群眾對干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和監督權。建立對干部政績的跟蹤考核制度,對弄虛作假、言行不一、搞形式主義騙取榮譽而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一經查實,堅決按有關規定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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