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中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第一批享受國務院津貼的專家。1989年被國務院授予先進工作者稱號。現已培養經濟學（會計學）、管理學（會計學）博士、會計博士后多人，其中包括我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位會計學博士、第一位會計學女博士、第一位審計學博士和第一位由臺灣來大陸攻讀會計學的博士。現任中國會計學會顧問，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委員兼會計理論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計研究》編委會副主任委員，《財會學習》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
50年前，由財政部組織（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趙玉珉、上海財經大學婁爾行和吳誠之、廈門大學葛家澍參加編寫，財政部會計司司長楊紀琬（當時為副司長。但他從頭至尾，參加教材的討論，最后并負責總篡和定稿，實際上成為該書的主編）任主編的《會計原理》（1962年11月定稿，1963年5月中國財經出版社第1版）是新中國建立后我國會計主管部門統編的第一本會計教材。這本書在內容、體系，尤其是某些基本會計觀點等方面，都對原蘇聯的《會計核算原理》有較大的突破和創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從全部照搬，到有分析地借鑒蘇聯會計教材的轉變，盡可能反映了中國的特色。
《會計原理》定稿并出版于1962年和1963年，迄今已過去半個世紀。在這一期間，編寫組的五人中，四位已先后離開了我們，撫今追昔，不禁黯然神傷！所幸5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所有方面都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形勢一片大好！會計界也是人才輩出，嶄新的教材與研究成果絡繹不絕，琳瑯滿目。這也可告慰于已故的四位會計學者。
回憶往事，雖然時過境遷，依然歷歷在目！在編寫過程中，討論到若干基本的會計概念問題，并研究其在教材中如何表述，至今記憶猶新。1961年，是我國受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三年，由于極左思潮的干擾，不僅國民經濟遭到損失，正常的規章制度也遭到破壞。例如會計界受大破大立、先破后立的沖擊，竟出現了所謂“無賬會計”，當時，劉少奇、鄧小平等同志在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為了力挽狂瀾，提出了“整頓、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根據八字方針，財政部也決定整頓全國會計工作中的混亂。《會計原理》的編寫和出版，就是為建立健全我國的會計工作，從而克服財政經濟的暫時困難制造輿論準備！
根據我的個人回憶，僅對《會計原理》編寫時涉及的幾個會計基本概念的討論和爭論，作一些不完整的記述。
一、關于會計的對象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研究一門科學或一項工作的“對象”被認為是一個重大的、優先應解決的問題。因對象是解決一門科學或一項工作的研究邊界工作邊界的問題，它確定了各門科學研究的不同內容或各項工作的活動內容，是各門科學或各項工作彼此區分的所在。當時，認為事物存在著普遍矛盾。但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科學研究的區分，就在于矛盾的特殊性”（《矛盾論》），所以要建立健全會計工作，就要明確會計是做什么特殊的工作，會計學是研究什么專門的知識。
從50年代引進原蘇聯的《會計核算原理》開始，就認為會計核算的對象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和社會主義財產”，這個定義是原蘇聯高教部頒布的“《會計核算原理》提綱”中確定的，后來，在蘇聯也曾引起一次關于會計對象和方法的大討論，討論中雖提出不同意見，其結果仍然未觸動高教部教學提綱中的提法。但是原蘇聯的統計學家們顯然不同意這個意見，《會計核算原理》提綱中的對象首先對全部經濟核算（包括會計核算、統計核算和業務核算）來說的，否則不會提出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那樣對會計不著邊際的對象，蘇聯統計學家一直認為，“統計是一門獨立的科學”，“統計的對象是大量社會現象的數量方面”，他們從不承認統計是經濟核算的組成部分，研究的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
在《會計原理》教材編寫時，專門討論了會計對象的提法，即我們的教材應繼續借鑒原蘇聯教材會計對象的定義呢？還是提出另外的“對象”定義？
一些人主張還是按原蘇聯教材的提法好，因為這畢竟是當時蘇聯和我國會計界的主流觀點。我國實行的還是計劃經濟，應當從整個國民經濟即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來審視會計的作用，何況定義還強調會計的任務是保護社會主義財產，把后者作為會計對象（即內容）不應當有任何異議。
另一種觀點認為，上述對象定義太空泛，不能體現會計的特點，因而不利于指導今后的會計研究和建立健全會計工作。這一觀點把會計對象縮小為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提出這一觀點的初衷是：會計總是在企業、事業和各個獨立核算單位中進行的，最好認為會計對象是在企事業和各個單位中進行的，能體現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的資金運動。不過，這樣的想法，一是不夠成熟，二是很可能遭到更強烈的反對。經過反復協商，最后達成了兩種觀點并提的編寫意見。但用大字表述多數人的觀點，小字則說明個別人的看法。在會計教材中，用大小字表述兩種觀點，這還是第一次，至少它體現了百家爭鳴的方針，也反映當時（1961～1964）較為寬松的學術環境。
很顯然，用大字表述的會計對象仍然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的社會主義財產，而用小字表述的則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
二、關于會計的性質（具有明顯階級性）的問題
對這個問題該怎么解決，編寫者五人都感到非常棘手。因為會計具有明顯的階級性已在1953年由蘇聯專家一錘定音，此后，學術界再無不同意見，實際上，蘇聯專家的論斷，在全國會計界，大多數人只是口服而未必心服，那篇文章的特點是以勢壓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不過直到六十年代，“會計具有鮮明階級性”的觀點畢竟已成為會計性質的主流觀點，要觸動這一觀點，將冒很大的風險。況且，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下，在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經濟占絕對
統治地位的那個時代，會計由財政部主管，財政決定財務，財務決定會計的格局早已形成，只要財政制度有變動，企業財務制度隨之改變，而服務于財務的會計制度則相應改變。會計學不屬于自然科學，也未劃入工程技術科學，當然它屬于社會科學即研究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科學，誰能說這樣的科學不具有階級性？如果把會計當作一項工作，它是財政和企業財務工作的工具，也很難排除它同階級性的聯系。
這個問題，應當是當時《會計原理》編寫組面臨的第一難題。在私下討論，編寫組的同志每一個人都不同意（至少不完全同意）原蘇聯專家（馬卡洛夫）的觀點，可是每個人心底又都繃著一根弦：“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也正在我們拿不定主意，怎樣寫會計性質的時候，上海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黃逸峰發表了“社會主義會計屬性”的文章。他認為會計既具有技術性，又具有社會性。文章不提階級性。這篇文章發表后，沒有出現任何反對意見。黃逸峰先生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我們在當時較好地解決了這一難題，即應把會計的屬性定為具有兩面性，經過反復討論，終于一致決定，用下列的方式來描述會計的性質，大意是“在階級社會中，會計既有各個階級共有的東西即技術性的一面；又有某個階級特有的東西即階級性的另一面。”現在看來，當時大家寫會計性質時存在的擔心是不無道理的，盡管，在1961到1964年（上半年）約三年多內，政治環境較為寬松，學術界出現了短暫的自由、活躍的百家爭鳴的氣氛，但即使在這幾年，階級斗爭的暗流并沒有消失，反而在發展擴大，所以到1964年下半年，在意識形態方面，就展開了各種批判（如批判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忠王不忠”、“海瑞罷官”等文史作品），逐步揭開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化大革命中，《會計原理》只是棄而不用，尚未遭到批判。這同當時編寫組不敢把會計寫成“只有技術性，否定階級性”的考慮有關。只說會計具有兩重性畢竟對該書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三、關于會計職能問題
會計的職能（功能）涉及會計的本質和作用，亦即人們為什么需要會計，會計能夠為人們（包括個人、企事業單位和其他具有財產物資進行獨立核算的單位）提供什么幫助？最淺顯地看，會計能幫助人們記錄并報告其所有的可以用貨幣表現的財富與財富運用有關的經濟、財務活動以及這些活動影響財富增減變化的數據，一句話，就是反映人們所有的資源、資源的主權和它們的變化。人們通過會計的反映功能，隨時獲得資源運用變化的數量（金額）變化，就能監督變化的全過程和變化的結果，保護資源的安全，促進它的有效利用。因此編寫組討論的結果認為，把會計的功能（作用）加以明確，對于整頓和健全會計工作是至關重要的，但如果只說會計有兩個職能，一是反映，二是監督，那還不夠，必須對這兩個職能提出會計必須承擔，又能夠承擔的要求。在反復斟酌后，決定把會計的職能表述為如實反映和加強監督。如實反映強調會計數據的真實可靠性；加強監督強調在會計處理的各個環節，尤其在憑證審核、財產清查這兩個環節要按財務活動或財務收支的合法、合規與合理性進行審查。凡不合法、不合規章制度以及不合理的支出和收入，都不得入賬，從而就制止了有問題的現金、財產與物資的流出和收入，以待進一步檢查。
這兩個職能的提出，不僅是一種理論創新，而且對整頓當時混亂的會計工作，具有現實的意義。
四、關于會計的各個組成部分
從建國后不久，引進原蘇聯會計教材以來，會計一直被稱為會計核算，不過在會計專業的課程體系中，除會計核算原理外，還有部門會計核算、經濟活動分析和憑證檢查與監督（相當于現在的“審計”）。我們在編寫教材時，一開始就確定編寫一本具有中國特色的《會計原理》，而不是《會計核算原理》。這樣，就必須把“會計”同“會計核算”分開并明確兩個概念的聯系與區別。經過討論，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會計核算”僅指從記錄到編制會計報表這一會計的基本程序，“經濟活動分析”、“憑證檢查與監督”也應屬于會計的內容。經過討論決定，采取這樣的提法：“會計包括會計核算、會計分析和會計檢查三個組成部分，其中，會計核算是基礎，會計分析是會計核算的發展，會計檢查則是對會計核算與會計分析的必要補充。”這一提法，也是一個創新。這里，“經濟活動分析”被縮小為“會計分析（實際上指會計報表分析）”，而“會計檢查”則擴大為“憑證檢查與監督”。本來也有人主張把“會計分析”索性改為“會計報表分析”，而“會計檢查”則明確為“審計”，但反復研究后，大家皆認為，在這一點上還是要謹慎行事，不要給一些人指責這本教材“復辟資本主義會計體系”以口實。
就《會計原理》全書來看，對比原蘇聯的《會計核算原理》還有很多突破，但以上四個問題是集中在第一章“總論”論述的，是更為突出和醒目的變革。從今天來看，上述觀點都已不具新意了，而在50年前那個時代，極左思潮在學術界占有優勢，對上述幾個問題的表述，已經是一種進步，并需要一定的勇氣。
以上，只是我的片斷回憶，可惜當時編寫討論未作成書面記錄，更沒有錄音、錄像，其中可能有不準確、不完善之處。作這些回憶，一則紀念50年前新中國自己編寫的第一本比較有廣泛影響的會計教材（后人曾稱為“四教授本”，實際上應包括主編楊紀琬，是五教授本），二則為研究中國“現代會計史”、“會計思想史”或“會計教育史”的專家學者們提供一些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