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與國內物價總水平，既是目前宏觀調控的重點也是備受公眾關注的焦點，而在過去的一年中，人民幣外升內貶的現實，更讓人感覺有悖經濟學一般原理。
一、傳統理論與中國現實的矛盾
1.理論上，一國物價水平與匯率應呈同向變動。按照傳統的國際金融理論，當一國貨幣升值，匯率下降，物價指數應該相應下降；反之，貨幣貶值匯率上升，物價指數也相應上升，即一國物價水平與匯率呈同方向變動。
一方面，在直接傳導機制作用下，匯率變動通過影響國內進口產品的價格，帶動國內相關產品的生產與消費成本發生變動，進而影響一國的物價水平。即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一國貨幣升值，外匯匯率下降，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商品的國內價格下降，帶動國內物價水平下降；反之則相反。
另一方面，在間接傳導機制作用下，匯率會通過進口替代機制、消費需求機制、工資機制、收入機制、貨幣供給機制，對一國國內的資產價格和貨幣供應量等宏觀經濟變量發揮作用，從而實現對物價水平的間接影響。
首先，從進口替代機制看，本幣升值匯率下降后，進口商品的價格會相對下降，為了保持市場份額，生產進口替代品的企業也會降低其產品的價格，因此會使國內一般物價水平降低。
其次，從需求機制看，匯率變動通過影響國內進口替代品的價格，間接影響消費品價格。一國貨幣升值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國內消費者將用進口商品替代國內近似產品的消費，使國內進口替代品的需求下降，從而可能會導致一般物價水平的下調。
第三，從貨幣工資機制看，升值會帶動進口品價格下降，推動消費水平的下降，導致實際工資上升，生產者因降低成本的需要而降低名義工資，名義工資的下降會進一步推動企業生產成本和消費水平的下降，如此循環往復，最終使貨幣升值國物價水平下降。
第四，從收入機制看，一國貨幣升值有助于抑制出口，擴大進口，減少國際逆差，從而導致人均的收入減少和物價下跌。
第五，從貨幣供給機制看。一國貨幣升值后，凈出口的下降會導致央行在結匯方面減少本國貨幣的投放，使本國貨幣供給量相應減少，從而使國內的一般物價水平下降。
由此，在上述機制的共同作用下，匯率與物價成同方向變動。
2.現實中，國內物價水平與人民幣匯率呈逆向變動。與上述傳統的國際金融理論相悖，中國近期卻出現了在人民幣持續升值，外匯匯率不斷下降的同時，CPI也持續攀升的現象。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8.27下降到2012年2月的6.28。其中，2007年1月，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突破了7.80的歷史價位; 2008年4月，首次破“7”，正式邁入“6”的時代，創匯率改革以來的新高，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幅度達到4.5%,超越2010年匯改重啟當年的3.5%。2012年初，人民幣匯率在經過2011年底的反復震蕩后，升值突然加速，春節過后的10個交易日內，5升5貶，累計升值119個基點，2012年2月10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破6.30關口至6.2937，帶動盤中匯價最高報6.2884，升至人民幣匯改以來的新高。
而與此同時，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不僅沒有因為人民幣的升值有所減緩，全國物價水平反而持續逆向上漲。2008年全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5.9%，2009年全年CPI上漲6.7%，漲幅比上年上漲了13.56%左右。進入2010年下半年以后，中國物價總水平更是呈明顯上升態勢，2011年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衡量的國內通貨膨脹率高達5.4%，2012年2月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2012年1月，全國CPI同比上漲4.5%，環比回升。
二、矛盾產生的主要原因
導致上述現象產生的原因，雖然眾多學者采用多種分析工具，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與建議，但筆者認為，除去規律性的因素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殊原因：
1.強烈的市場升值預期。雖然如前所述一國貨幣升值匯率下降，具有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應。但是，對于人民幣而言，隨著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起步，人民幣匯率逐漸從低波動向高波動轉變，當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時，升值的沖擊顯示出明顯增強的持續性，加之外界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使市場對人民幣產生了強烈的升值預期，這種升值預期改變了傳統匯率變動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作用，其傳導機制轉變為：人民幣匯率實際漸進性、持續升值→市場升值預期強化→國外投機資本大量流入→人民銀行為此進行對沖操作→貨幣供應量增加→通貨膨脹壓力增大。
因此，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物價上漲的持續推動效應遠大于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物價的緊縮效應。
2.我國進出口對匯率變化缺乏彈性。一方面，中國出口對人民幣匯率缺乏彈性，人民幣在連續兩年的時間里升值15%，僅能夠導致出口增速小幅度下降，雖然人民幣升值可以導致一般貿易進口增速的加快，但由于加工貿易進口增速的下降，兩者相抵，總進口沒有明顯變化。而且，國內物價受加工貿易進口的影響非常小，因此，人民幣升值通過進出口貿易渠道最后作用于通貨膨脹的效果相對有限。
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陸型經濟體，國內物價受進口物價影響不大，這也降低人民幣升值對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
3.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進口價格的傳遞存在時滯。國外已有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是不完全的，并且存在一定的時滯，即匯率變動只是部分反映在進口價格上。這意味著匯率對國內生產者價格和消費者價格等其他價格的傳遞同樣是不完全的而且存在時滯。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的姜斐在其《論匯率傳遞效應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一文中，選取2007年1月至2010年11月的月度數據，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實證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以CPI衡量的通貨膨脹水平傳遞效應很低，并且存在明顯的時滯，滯后期有可能延長到6個月之久。
上述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使得我國出現了在人民幣升值的同時，物價水平持續上漲，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增加的逆向效應。
三、以強化預期管理為核心，穩定匯率改革步伐
根據上述基本分析，為了降低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以維護國內整體宏觀經濟環境的基本穩定，促進我國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筆者建議：
1.央行應加大管理調控力度，增強匯率彈性，糾正市場的偏頗觀念。通過升值來緩解通脹的政策，在理論上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我國2005年7月匯改以來的現實，已經說明此項政策不能接受實踐檢驗。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的外匯流入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也遠遠超過我們的外匯管制能力，其負面作用既是2005年以來外匯占款持續升高的主要原因，更是去年CPI居高不下，沖銷緊縮貨幣政策效果的癥結所在。
既然2005年7月開始的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目標是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方向是重歸真正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升有貶才是浮動，因此，我們應迅速糾正目前人民幣匯改就是人民幣單方面升值的偏頗觀念，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并在現有波動區間內加大各幣種幣值兌換的市場化程度，必要時央行應進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讓人民幣出現適度貶值的行情，打消人民幣升值的市場預期，弱化人民幣升值對通脹的驅動效應，回歸匯率改革的初衷，穩定匯率改革的步伐。
2.正確理解、積極宣傳均衡有效匯率，進一步去政治化。目前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實際上已經處在一個合理的區間，應該讓它在增加彈性的同時，基本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央行行長周小川就曾明確表示：“由于我們改進產業結構，逐步減少順差，現在人民幣匯率距離均衡水平比較近。”
同時，更深一層次看，在當今國際通行的以交易所金融交易產生完全自由浮動匯率的體系下，所謂人民幣的均衡有效匯率，本質上并不存在。全球迅速膨脹的虛擬貨幣日益成為金融交易所的主宰，以套利為目的所生成的匯率只能服務于投機交易，均衡與否主要由超額資本的擁有方決定，并非是兩國購買力平價或國際比較優勢的客觀反映。因此，人民幣均衡匯率的改革是一場永無終點的馬拉松，均衡與否只能在與國際金融資本和為其代言的政治勢力的博弈中去發現。
由此，我們應加大人民幣匯率已經處在一個合理的區間的宣傳力度，引導市場預期，使之去政治化，降低匯率波動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為央行實行各項貨幣政策操作，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創造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