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提出
教育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響人的身心發展的社會實踐活動，它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學校教育是狹義的教育，高等教育是以高等教育者和受高等教育者雙方共為主體，以高等教育資源為客體所進行的主體之間與主客體之間的，以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為目標的社會實踐{1}。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和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高等教育的管理成為我國教育事業發展與進步的重中之重。2012年1月教育部印發的《工作要點》中提出教育工作的總體要求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入貫徹實施教育規劃綱要，堅持優先發展教育，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全面落實國家教育重大項目和改革試點，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進一步解放思想，著力深化改革，積極促進公平，全面提高質量，切實維護穩定，推動教育事業科學發展，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
在“十二五”期間，山西省作為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身負著“轉型跨越”與“再造一個新山西”的發展重任，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加快科技進步和創新的步伐，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統籌城鄉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而發展的根本在于創新，創新的關鍵在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因此，在資源型城市轉型跨越的進程中，改革高等教育管理，轉變教育管理體制，不僅是提升山西省自主創新能力的關鍵之舉，而且是山西省順利實現轉型跨越發展的根本動力。
二、文獻綜述
我國對教育管理的研究最早開始于20世紀中葉，建國前后對高等教育管理有初步探索，而真正把高等教育管理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研究領域，有組織地開展研究則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2}。賈俊菊，張樹國（2011{3}）認為面對經濟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大趨勢，高等教育管理具有兩個特點：高等教育管理目標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管理活動的特殊性。馮會玲（2010{4}）從高等教育產品的特性論出發，提出高等教育產品總體上屬于準公共產品范疇，我國高等教育產品具有在公平與效率的要求中前進、內部效益與外部效益相結合、生產與消費的同步性和超前性與滯后性相結合的特性。
國內很多學者對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劉寶存（2009{5}）認為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是指中央和地方行政組織機構的設置、隸屬關系和相互間的職權劃分，以及政府主管部門和高等學校的關系。王丹（2010{5}）提出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也稱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主要是指各級政府對各種形式高等教育的管理和監督方式，它涉及政府與社會、高等學校三者之間的關系。杜希民，梁克蔭等（2011{6}）認為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政治、經濟制度和科技發展水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教育事業的辦學體制、經費體制、管理體制等相對穩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是高等教育內部的領導制度、組織機構、職責范圍及其相互關系，涉及高等教育事業的管理權限的劃分，人員的使用和對教育事業發展的規劃和實施，也涉及到高等教育結構各個部分的比例關系和組合方式。吳方，杜學元（2010{7}）提出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是指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及政府與學校之間管理高等教育事業的權限劃分及其關系的設定,規定著國家實施高等教育管理的組織系統、原則、方法和程序等。
還有許多學者通過研究國外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管理的模式和特點，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管理提出可借鑒的舉措（見表1）。
三、山西省高校教育發展的現狀
山西省作為中部傳統省份，自古就有著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全省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級各類教育快速發展，辦學條件明顯改善，教育改革不斷深化，教育水平進一步提高。進入新世紀以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職業教育快速發展，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教育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教育公平邁出重大步伐。教育的發展為提高國民素質、促進全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2011年，研究生繼續擴招，招生人數達到9000人，在學研究生2.5萬人。普通高等教育、各類中等職業教育和普通高中分別招生18.5萬人、21.7萬人和28.7萬人。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30.%，高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88.5%。成人技術培訓學校培訓結業職工和農民共計213.6萬人次。
山西省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從2004年到2010年，山西省普通高等院校的數量穩步增加，除2006年略有下滑外，整體呈上升趨勢。
伴隨著高校數量的增加，山西省高等教育招生人數也在逐步增加，到2010年達到了18萬，人才整體素質得到了提升。除此之外，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基礎設施也在不斷完善。
到2010年普通高校占地面積2667.74萬平方米（折合40020畝）。校舍建筑面積1541.41萬平方米，生均25.94平方米；學生宿舍面積363.61萬平方米，生均6.12平方米。全省普通高校教學儀器設備資產值393130.64萬元，比上年增加27830.37萬元，生均教學儀器設備值6253元。學校藏書4496.11萬冊，比上年增加128.77萬冊，生均71.51冊。
雖然山西省高等教育事業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其發展還不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還存在一定的問題。
首先，城鄉、區域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本科院校數量少。山西省內共有19所本科院校，其中，山西大學是山西省重點建設的一所綜合性大學，擁有2個國家重點學科，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太原理工大學是省內唯一一所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太原科技大學是國家重型機械行業和裝備制造領域人才培養、科技研發的重要基地，包括這三個本科院校在內的7所高等院校都集中在山西省省會太原市，其他院校零星分布于大同、忻州、太谷、晉中、長治、運城等地，而像晉城等地都沒有建立本科院校。
其次，高等院校辦學動力不足，教育體制改革亟待深化。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經歷了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央和省級人民政府兩級管理、以省級人民政府管理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新體制{11}。但是，新的管理體制仍然存在問題，政府與高校之間權責不清晰，政府的管理權限過大，行政管理覆蓋了高校的自主管理，高校的自主權難以落實，使得高校教育發展缺乏活力。
再次，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總體水平不高，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的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一方面，這是由于高校教育隊伍學歷較低，專業性缺乏，整體素質不高；另一方面，高校一味強調學生專業課程的學習，對課本之外的社會實踐生活重視程度不夠，缺乏與企業的聯合辦學，學生只有專業的學習能力，沒有進行職業教育，導致學生整體素質不高，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高校學生的實際就業水平。
最后，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尚未完全落實。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但制約高等教育發展最突出的矛盾，依然是投入不足的問題。2011年山西財政教育支出占一般預算支出的比例為15.8%；2012年達到16%，比上年增加100億元；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撥款達到9000元。但是，山西省教育經費占山西省GDP的比重仍然低于《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的20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的要求，這是導致高等教育發展滯后的重要因素。
四、改善山西省高等教育管理的對策與建議
第一，改變政府管理方式，擴大高校辦學的自主權。雖然經過多年改革，我國的教育方式已經由中央集權轉變為地方合理分權，但是各地方高等教育管理仍然不能脫離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不科學、不合理的行政命令，制約了高校面向現代化、國際化和社會化的正常發展。因此，各級政府要適當放權，對高等教育的管理由微觀控制改為宏觀指導，制定年度教育計劃，對高校教育管理提出建議，制定教育管理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日常交易管理的行政監督。
第二，深化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增強高校發展活力。除了處理好中央與地方，地方與高校之間的關系之外，還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內部機制，建立健全科學有效的內部運行機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管理經驗，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財政管理制度和大學管理制度，通過規范高校教師職稱晉升程序，提高教育隊伍的整體素質；以績效為導向，改革教師工資結構，促進科研成果的提高；改善學校與學生的關系，以人為本，以學生為重，關注學生的個體需求。
第三，控制高校教育工作者的準入標準，提高高等教育管理隊伍的整體素質。針對山西省高校教育工作者學歷偏低，專業性缺乏的現狀，各高校應提高各自招聘、錄用教育者的標準，提高整體師資水平；定期組織教師進行專業培訓，建立獎懲措施；鼓勵教師繼續深造，帶動高校教學質量的提升。此外，組織教職工進行各項經驗交流會、拓展訓練，加強溝通與交流，相互學習，共同進步。
第四，引入市場機制，繼續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山西省高等教育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資金投入不足。一方面，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加大財政預算內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隨著政府的逐漸放權，高校也應減少對政府財政的過度依賴，將政府資金投入于重點發展和扶持的專業項目，更多的引入市場機制，用社會資本發展高等教育事業，開展高校與企業的聯合辦學，共同促進山西省高等教育的發展。
五、結語
山西省大力實施科教興晉、人才強省戰略，高等教育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辦學規模不斷擴大，辦學水平穩步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增強，人才隊伍建設取得明顯成效，逐步形成了布局結構合理、學科門類齊全、地方特色鮮明的高等教育體系，為社會培養輸送了大批優秀人才。但與此同時，山西省高等教育發展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必須進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正確處理好政府與高校的關系，繼續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提升高校管理隊伍的整體素質，促進山西省高等教育的進一步發展進步，為山西省“十二五”期間的轉型跨越發展貢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