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隨著我國證券市場在組織結構和發展效率水平的日益高升，公司財務報告的透明度以及資金方面的利用率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會計盈余信息的重要性隨著其功能的增多和增強逐步凸顯出來，但盈余管理現象的普遍出現使得“股市是國民經濟晴雨表”的經典論斷受到了沖擊，而投資者的盈余管理自動識別的能力逐步被廣大人民群眾所質疑，這些對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了一定的威脅，投資者、債權人、證券監管部門及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等相關部門人員在盈余管理現象的沖擊之下逐步開始投入更多的精力來關注股市的動蕩。現代公司的基本特征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而董事會是由股東大會選舉出來的代表股東權益的主要者，公司的經營管理則主要是由公司的經理人員等來執行負責，在這種兩權分離的公司經營模式之下，兩類代理問題既一類是經理層為了滿足私己利益而有損股東利益，另一類是大股東為了私己利益而有損小股東利益等沖擊著公司的可持續發展，而這兩類代理問題的解決和公司價值和經營績效的提高需要得到有效的公司治理來解決，盈余管理問題可以通過有效的公司治理來進行企業內部和外部的聯合治理解決。而公司治理的有效治理安排對于企業而言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到股權結構的合理安排，公司的有效治理需要有一個合理的股權結構作為支撐，股東的出資是控制權得以穩定的關鍵之一，公司的經營決策權隨著董事會的法人財產權的確立而有所確立，股東的出資比例則是公司控制權分配的主要依據之一。而股東結構的實現形式主要通過公司治理結構來表現，治理結構隨著股權結構的模式而形成，據此，公司的股權結構對公司盈余管理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本文在總結國內外對公司股權結構與其盈余管理關系研究的基礎之上，通過對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和盈余管理展開實證檢驗研究，得出二者之間的深層聯系，并希望通過這些實證研究得出適合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規范發展方面的對策建議，以此使得我國上市公司的治理和會計管理等得到進一步完善。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實施股權制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內部人和控股股東對利潤的掠奪控制在一定范圍內，Bennedsen和Wolfenzon（1999）的研究結論表明在公司的投資者沒有受到最完備的保護時，公司的幾個勢力相當的大股東對控制權的制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到單一大股東的強制性掠奪行為，可以避免單一大股東對公司的獨裁控制，Matias Nilsson和Henrik Cronqvist（2001）提出控股股東在理性思考的驅動之下會通過效用最大化來權衡其經濟掠奪行為，從而選擇可以促使企業經營活動更加順利進行而獲取更多經濟利益的經濟決策，即通過與其他小股東共同為企業創造利潤和共享利潤來實現互利共贏，從而避免企業內部掠奪行為的循環再生。如果處于最高地位的控股股東只持有小部分公司的股份，掠奪其他股東利益的行為會給公司帶大極大損失并影響到控股股東自身的基本保障利益，則控股股東則不會去選擇掠奪性的經濟決策，因此假設：
假設1：在制衡性股權結構的案例分析中股權制衡的程度與盈余管理的程度呈現一定的反向關系
我國國有股股東所有者缺位問題的存在使得經營者在選擇上的激勵和約束得不到有效的強化，社會資源也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公司的規范運作在公司內部人控制問題層出不窮的情況下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企業的規范運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有企業內部高效管理的支撐，而企業管理層的持股比例在我國的廣大上市公司中相當來說是十分低下的，因此這造成了企業管理層和股東控制層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目標和利益差異，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非企業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管理層的終極目標，管理層若是在沒有控股控股的監督制衡下會只顧追求私己利益而忽略公司的長遠利益，從而使得公司出現一系列的盈余管理現象，本文根據第一大股東的性質將上市公司分為國家股控制的上市公司和非國家股控制的上市公司兩種類型，根據兩種類型上市公司的具體特征本文在實證分析中提出了以下的假設條件：
假設2：在制衡性股權結構的案例分析中國家股股東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與非國家股股東控制的公司相比較多
（二）樣本選取本文從2009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A股公司，選取了298家樣本。剔除金融保險業公司，并根據本文研究所需要的實際情況，剔除了資產負債率大于1和凈資產收益率極高的數據，最后得到276個有效樣本數據。
（三）模型建立和變量定義夏立軍（2003）指出了在盈余管理研究模型中，基本Jones模型和調整KS模型對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能力的研究表現能力較強。因此，本文將在截面的基礎上選擇基本Jones模型對上市公司的非正常應計利潤進行分析。正常性應計利潤可以利用一下估算模型來進行處理分析：NDAi=a1（1/Ai）+a2（?駐REV/Ai）+a3（PPEi/Ai）。
其中，NDAi是公司i在期末企業總資產經過合理調整之后計算所得到的正常性應計利潤，REVi是公司i主營業務收入在當期和上期之間收入之間的差額數目，PPEi是公司i的固定資產價值在期末的數值表現，公司i期末總資產在這里用Ai來表示，a1、a2、a3是特征參數。這些參數a1、a2、a3的估計值可以通過以下模型計算和回歸處理來得到：TAi=a1（1//Ai）+a2（REVi/Ai）+a3 （PPEi/Ai）+ei。
其中，a1、a2、a3是α1、α2、α3的最小二乘法估計值，TAi是公司i的期末總資產經過一定的調整之后所得到的總應計利潤，剩余項用?著i來表示。其他變量含義與前述方程中變量的含義基本相同。總應計利潤通常可以通過以下的方法來得到：GA=OI-CFO；TA=NI-CFO。
其中OI是除去投資收益和營業外收入等科目之后直接從公司經營活動中所得到的營業利潤，公司的凈利潤可以用NI來表示，線下項目前和線下項目后的總應計利潤則分別用GA和TA來表示，兩種方法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認為線下項目中也有一部分是屬于正常范圍的應計額，因此這一部分在估算時也會被計入到回歸運算過程中去，而后者中的線下項目均被歸入非正常的應計利潤，夏立軍（2003）的論文中認為前者的估算是更為完好的估算方法，因此本文將采納線下項目前GA的估算模型來做實證分析，并得到企業當年對應的非正常應計利潤：DA=GA-NDA。
因此，通過上面的模型分析，本文在截面Jones模型和線下項目前的總應計利潤估計模型的基礎之上，通過實證分析可以最終得到相應的數據來反應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同時建立如下模型進行回歸分析來分析股權制衡度與盈余管理程度之間的關系：
DA=C（1）*C（2）* Z3-10+C（3）*SIZE+C（4）*LEV+C（5）*LIFE+C（6）*W1+C（7）*W2
其中Z3-10=前三大股東持股量/前十大股東持股量，Z5-10=前五大股東持股量/前十大股東持股量。“控制權不可競爭的股權結構”是我國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采用的，且國家控制股權的地位在多數情況下是被鎖定的，Boycko（1995）提出國家政府控股多數情況下是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這種國家政府控股是缺乏控制權的激勵的，因此無法從制度上保障其監督機制和利潤再生的積極性，這樣企業很容易被企業的管理層所控制，從而從私人動機上會出現大量的企業盈余管理現象。對于企業股權性質的研究主要可以采用以下模型：
DA=C（1）*C（2）* LSP+C（3）*SIZE+C（4）*LEV+C（5）*LIFE+C（7）*W1+C（8）*W2
其中變量LSP在企業的第一大股東性質為國家控股的時候取1，變量LSP當企業的第一大股東為非國家控股類型時取0。其他主要變量和控制變量，如（表1）所示。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有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此外，由于公司的管理層和控股股東為了各自的利益對公司進行盈余管理會影響到其他股東的利益關系，而這些股東相對于其他小股東而言有更強的力量與大股東進行內部制衡，因此為了研究股東制衡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本文將利用這些指標來反映股東制衡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具體的描述性統計如（表3）。國家股和非國家股控股股東的操控性應計利潤均值（DA）的統計性描述見（表4）。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為國家控股時其操控性應計利潤均值為1.641，與非國家股股東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均值0.892相比要明顯高許多，這從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本文假設3。
（二）回歸分析股權集中度與盈余管理關系的回歸結果見（表5）。可以看出：Z3-10=前三大股東持股量/前十大股東持股量與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負向關系，且這種負向關系在顯著度為百分之一的水平上是十分顯著的，這說明前三大股東股權比例的逐步提高對第一大股東對公司的控制行為的確有著一定的制約作用。同時，Z5-10=前五大股東持股量/前十大股東持股量與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負向關系，且這種負向關系在顯著度為百分之一的水平上是十分顯著的，這說明前五大股東股權控制力的逐步提高對上市公司的整體控制力和影響力也就愈來愈大，同時也對第一大股東的盈余管理有著明顯的影響效力并對其盈余管理形成一定的制約作用，以上的兩項估算從實證上很好地印證了假設2。股權性質與盈余管理關系的回歸結果見（表6）。從表中多元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在國家控股的情況之下與非國家控股的情況之下相比起盈余管理程度更高，同時還可以看出在百分之五的顯著度上操控性應計利潤計算的LSP的系數為1.69是相對比較顯著的，同時也看到負相關關系在財務杠桿與盈余管理之間表現得較為明顯。從總體上說明了由于所有者缺位國家控股的上市公司表現為比較明顯的盈余管理狀態。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結論如下：相對于一些小股東而言，除了第一大股東之外的其他實力相當的股東具有較強的動機和能力對公司進行治理管理，并在公司內部形成一定的制衡，本文上述的實證分析表明隨著公司內部幾大實力相當的控股股東比例的增加與第一大股東差距的日益縮小，盈余管理程度也逐步降低。而從國家控股和非國家控股的上市公司角度來分析，上市公司在國家控股的情況下與非國家控股的情況下相比起盈余管理程度往往更加明顯。
本文提出如下建議：第一，有效合理的減少國有股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對國有股進行有效合理的減持是優化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有效途徑，每一個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和發展潛力由于其持有的國有股比重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差異，所以可以根據不同上市公司自身狀況來對該公司的股權結構進行合理的選擇。一般來說，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的選擇和變通可以通過股票回購、國有股配售、協議轉讓等方法實現。第二，通過機構法人股的有效合理減持來發展相互制衡的多元化股權結構。對于有利于公司治理和發展并能對公司的股權形成一定限制約束作用的機制應該得到有效的推廣。實施內部職工持股；通過允許和引導基金、養老金機構等方面的持股等來加大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并以此培育和壯大機構投資主體。第三，建立中小股東整體委托人制度以此從制度上對增加中小股東參與到公司治理的程度。其中最有效可行的辦法是將中小股東作為一個或者幾個整體來形成一個有效的委托人來尋求合理、有效、利益互容的代表，從而建立起股東與股東之間的相互制衡的股權委托股票機制，并使大股東在公司的控制股權在中小股東的聯合制約下得到有效的約束制衡，其利益主體不再被大股東所控制，這種制衡機制有利于達成公司各大股東以及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一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