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來，因財務舞弊而導致企業破產的例子屢見不鮮，從國外的安然公司（Enron）、世界通信（WorldCom）等巨無霸公司的破產到國內一系列財務舞弊事件的發生，無不引起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關注。尤其是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條件下，提高我國上市公司財務信息質量，防止管理層為謀求自身利益而操縱利潤的行為，加強公司治理顯得尤為重要。審計委員會作為公司治理中的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代表董事會承擔有關財務報告過程、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的監督等職能，但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制度建立時間相對較短，且公司治理機制相對不完善，審計委員會作為公司治理中的一個重要的受托代理人能否有效的履行其受托責任，達到《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的要求，引起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質疑。本文擬采用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辦法從管理層、注冊會計師層面來研究審計委員會的治理效果，從而做到了審計委員會與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機制的有效結合，并在數據選取上從時間、空間上有別于以往研究，因此，本文對審計委員會治理效果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國外關于審計委員會的治理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審計委員會是否具有治理效果以及影響其治理效果的因素的分析。學者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結論：對于得出審計委員會能夠有效地發揮其治理作用的研究中，主要以McMullen（1996）、美國反舞弊財務報告委員會（Treadway Commission）的發起組織COSO （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2000）及Chtourou（2001）等為代表。他們從審計委員會與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與管理層之間的關系等方面對審計委員會的治理效果進行研究，得出了審計委員會能有效發揮其職能作用的結論。研究主要對比設立審計委員會和未設立審計委員會的兩類公司，來檢驗審計委員會的治理效果；關于審計委員會未能有效的發揮其職能作用的研究中，主要以Forker（1992）、Menon、Williams（1994）和Linsell（1995）等為代表。他們通過研究審計委員會與董事會的關系及審計委員會對其他監管機制之間的關系來驗證審計委員會的治理效果。關于審計委員會治理效果的影響因素研究中，Carcello和Neal（2000）從審計委員會與外部審計機構的關系出發，以審計意見類型的這一視角對審計委員會的治理效果進行研究。結論表明審計委員會獨立性與提高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審計意見類型存在正相關關系。
（二）國內文獻 國內大多是關于審計委員會制度的設立情況、運轉情況的規范性研究，而利用我國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獻甚少。李斌、陳凌云（2006）把上市公司是否發布年報補丁作為財務報告質量的代理變量，從審計委員會的設立及其獨立性、專業性、權威性等幾個方面來檢驗我國審計委員的治理效果。結果表明審計委員會的設立明顯降低了公司發布年報補丁的概率；隨著審計委員會獨立性的增強、權威性的提高以及主任委員獨立性的增加，公司發布年報補丁的概率將進一步降低，從而使財務報告的質量更高。王躍堂、 涂建明（2006）以2002年至2004年我國滬深兩市Ａ股設立審計委員會及其正常運轉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把審計意見和事務所變更作為反應變量，對審計委員會是否發揮了財務信息質量監控職能、溝通協調職能和監督保障職能進行研究。研究表明，設立審計委員會的公司更不易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這一結果證實審計委員有效履行了財務信息質量控制和溝通協調的職能，并從審計質量的層面反映了公司治理中監管層推進上市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應。謝永珍（2006）從審計委員會與上市公司違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關聯交易及上市公司未來財務安全等方面研究審計委員會的治理效果，結果顯示，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在維護信息披露的質量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防止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維護關聯交易的規范性以及確保上市公司財務安全性等方面沒有發揮顯著作用，我國審計委員會的設立更可能是一種制度遵循。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差、審計成員知識素質與專業素質低造成的。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現代企業的一個重要特征，企業的所有者不直接參加與生產經營相關的活動，而是將企業的經營權委托給經營管理者來行使其權利，二者就形成了委托代理關系。從審計委員會的產生和發展進程中可以看出，審計委員會己經不再是彌補外部審計監督功能缺陷的措施，而屬于公司治理的范疇。委托代理理論認為，由于公司管理層與股東追求的目標函數的不一致，公司管理層往往以股東的利益為代價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順從的、忠誠地履行所有者賦予的受托責任，從而產生了所有者與經營者激勵不相容的問題。因而，在信息不對稱與道德風險存在的條件下，無論是資本市場、經理人市場的競爭對經理層的約束，還是股東直接激勵和監督經理層，都必須解決或緩解股東與經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股東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經理人的聘任合約中約定，經理層必需定期向股東報告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并以此作為對經理層經營才能和經營努力的間接衡量，從而來保證公司價值增值目標的實現。但在當前公司治理中出現了內部人控制的現象，信息不對稱和所有者、經營者所簽合同的不完全，使得公司管理層就可能不惜損害股東的利益以實現自己的目標，最終導致了管理層為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提供虛假財務報告的可能性。因此，在內部人控制下，公司治理的主要內容是設計控制內部人控制的機制。作為一種公司治理的手段，審計委員會就是要減少內部人控制可能產生的問題，維護股東的利益，從而實現股東利益和管理層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提出假設：
H0:與未設立審計委員會的公司相比，設立了審計委員會的公司更可能被出具標準審計意見
（二）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以滬深兩市A股中的機器、設備、儀表行業作為研究對象。在時間選取上截取了2004年至2006年的數據進行研究，共選取了216家公司作為樣本。本文的所有相關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GTA）公司開發的CSMAR數據庫，在收集樣本的過程中，剔除了主要數據缺失的情況共12家，在手工整理數據的過程中，設立了審計委員會的上市公司共104家，未設立審計委員會的100家。在數據處理使用Eviews5.1統計軟件進行。
（三）模型建立和變量定義 為了對審計委員會運行與審計意見類型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以達到判定審計委員會治理效果的目的，本文在借鑒相關文獻（Carcello&Neal，2003；Lee et al，2004；李�、薛祖云，2005；王躍堂、涂建明，2006等）并結合其他因素的思考，設立審計委員會與審計意見類型的模型：OP=?茁0+?茁1AC+?茁2OP_1+?茁3LNSIZE+?茁4DEBT+?茁5CR+?茁6REC_R+?茁7INVEN_R+?茁8ROA+?茁9ROE +ε。
其中，β1，…，β9表示回歸系數，ε表示殘差。把審計意見類型（OP）作為因變量；設立審計委員會（AC）情況和上一年度審計意見的類型（OP_1）作為解釋變量，其他變量為控制變量。變量的具體定義如下：OP：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取1，被出具標準審計意見取0；AC：上市公司設立審計委員會時取1，反之取0；OP_1：如果前一年審計報告中審計意見為非標準審計意見，取值為1；當前一年的審計意見為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時，取值為0；LNSIZE：公司年末總資產的對數值；DEBT：年末公司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例；INVEN_R：存貨與流動資產的比例；ROA：凈利潤與平均總資產的比例；CR：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比例；REC_R：應收賬款與流動資產的比例；ROE：當ROE處于［0，1%］區間時，取值為1，否則為0。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首先對所收集到的數據進行了單變量分析（對樣本與控制樣本之間的公司特征變量均值和中位數的差異所進行的分析），考察樣本與控制樣本在審計委員會設立與否這個變量上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由此，來判斷審計委員會設立對被考察項目是否造成影響，進一步得到關于審計委員會在其履行控制、溝通和監督職責的過程中對于公司審計質量影響的檢驗結果。（表1）列示了3年數據中樣本公司特征描述性統計和單變量分析的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公司和被出具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無論是參數檢驗還是非參數檢驗，在是否設立審計委員會這一特征變量統計上都存在顯著差異，即設立審計委員會的公司更多地被出具標準審計意見。對于其他特征變量，除變量OP_1外，所有的控制變量在兩類樣本中都存在顯著的差異。
（二）回歸分析 為了考察審計委員會設立這個變量對公司審計意見的影響，本文利Logistic回歸模型對反映審計委員會治理作用的變量進行了檢驗，（表2）中列示了檢驗結果。在審計意見Logistic回歸模型的檢驗結果中可以發現，主要觀察變量AC在3年混合數據的模型中在10%的水平下統計顯著，且系數符號為負，符合假設的理論預期，即設立審計委員會的公司，更不可能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從分年度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在2004年度數據檢驗在5%水平下統計顯著，但在2005年和2006年的數據檢驗中并不顯著。對于這一現象，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解釋：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在《上市公司治理準則》頒布實施初期積極設立審計委員的公司在發揮審計委員會的作用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而且審計委員會在通過注冊會計師這一角度加強財務信息質量控制、并能夠使注冊會計師與管理層之間較好的溝通和協調，使得財務會計行為更為規范，從而使公司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概率更低；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即監管層推行《上市公司治理準則》所帶來的信號傳遞和特征鎖定效應，使得早期設立審計委員會的公司未必在財務行為上一直保持規范。但從整體上來講，能夠從審計委員會與注冊會計師審計之間的關系上說明審計委員會的治理效果。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2004年至2006年滬深兩市所選取的樣本的統計結果來看，上市公司設立審計委員會之后，審計委員會通過聘請注冊會計師更好地與管理層溝通和協調，與未設立審計委員會的公司相比，設立了審計委員會的公司更可能被出具標準審計意見，但從單個年限來看存在著差異。審計委員會設立以后，雖然從2004年至2006年混合的整體數據分析來看，審計委員會的設立與注冊會計師審計意見類型負相關，但從年度數據來看，還出現了2005年、2006年檢驗不顯著的情況。這一現象可能與樣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設立的時間長短相關。以及由于本文在數據查找等方面遇到了困難，只對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進行了考察，在研究過程中缺乏對審計委員會特征的具體研究，如：審計委員會的專業性、權威性、規模特征及運行狀況等。所以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上，如審計委員會獨立性未通過檢驗，這樣對總體的結果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二）建議 審計委員會制度是我國一項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重大舉措。通過本文的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制度建立以后，在公司盈余管理和會計信息質量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說明現階段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確實如監管層所期望的在公司治理中履行了一定的監督、控制和溝通職能，因此為更好地提升審計委員會的治理效果，可以從提高其獨立性、加強其專業性及確定適宜的審計委員會規模等方面作出探討與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