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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技術效率比較，一直是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姚洋( 1998; 2001) 、［1］［2］劉小玄( 1998; 2000; 2004) ［3］［4］［5］等人的研究得到比較一致的認識是，就整個工業企業來講，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其技術效率相對低下; 國有企業對于企業技術效率具有明顯的負作用，非國有企業則表現為對于技術效率有積極的正向推動作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一結論一直是以下政策主張的重要依據: 國有企業應當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而僅保留其在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部分。之前一系列比較研究的結論大體上是可以采信的。從上世紀90 年代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起來，微觀經濟組織的效率就越來越取決于其制度結構與市場經濟體制的適應性。剛剛從計劃經濟體制脫胎而來的國有企業，自然是所有微觀經濟組織中最不適應市場經濟的，其財務效率和技術效率全面落后于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甚至也落后于市場化改革中應運而生的鄉鎮集體企業，完全符合理論的預期。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得出國有企業應當退出競爭性領域的結論。國有經濟在上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后，經歷了重組與改造，目的就是要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逐步形成與其他多種經濟成份平等競爭的能力。經過多年的發展，國有企業的技術效率提高到了多大程度，這一問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近年來，國有企業的利潤水平不斷提高。2000 ～ 2009 年，全部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實現的利潤總額從2 408億元增長到9 287億元，年均增長16. 2%。①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一個更加應當關注的問題是，國有企業的技術效率是否也在提高，它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效率差距是否在縮小，進而二者的效率是否存在收斂的趨勢。這就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所在。我們認為，以規模以上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為代表的國有企業的技術效率在近10 年來不斷提高，總體上已經與非國有企業不相上下，甚至有逐漸超過非國有企業的趨勢。一方面，國有企業在壟斷行業的巨大份額及超額利潤，對結果有較大影響; 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綜合效率的持續提高是更重要的內在因素。技術效率的提高應該是國有企業利潤指標逐步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對國企改革的成績不應全盤否定，__________深化改革的前景仍然看好，國有企業必須從競爭性領域完全退出的結論缺乏科學依據。效率就其含義而言，是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對比關系。而技術效率是用來衡量在技術水平一定時，廠商獲得最大產出( 或投入最小成本) 的能力，反映了現有技術的發揮程度( 或者生產要素的利用程度) 。技術效率是全要素生產率改善的重要驅動力之一。本文選用技術效率指標研究企業效率的理由是，技術效率不但能夠較好地反映企業的綜合效率水平，而且可以用來體現制度改革等政策的實施所引起的效率變化的結果，能夠更有效地反映改革的成效。因此，“技術效率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應該在政策上給予更多關注的基本問題。”［6］測算技術效率的方法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參數法，通過估計某個具有特定形式的生產函數模型來間接得到技術效率，如隨機前沿分析法( SFA) ; 另一類是非參數法，其特點是不假定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如數據包絡分析( DEA) 。我們將采用參數方法中的SFA 模型對近10 年來國有及非國有企業工業細分行業的技術效率進行測算和分析。采用SFA 模型的原因是: 首先，運用OLS( 最小二乘估計) 所擬合的一般生產函數預測產出時，得到的不是給定投入時的最大產出，而是平均意義下的產出，因此，運用ML( 極大似然估計) 擬合前沿生產函數測算技術效率更有其理論和現實意義。其次，我們的研究使用了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36 個工業細分行業2000 ～ 2009 年共計10 年的面板數據，不同時期、不同行業類型等各種因素對企業的技術效率均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換言之，隨機干擾項的作用不容忽視。最后，本文分析中的產出項只包含工業增加值一個變量。因此，參數方法更適合于本文的研究需要。在SFA模型中，以給定的投入量來估計最大產出的生產函數稱為“前沿”生產函數，“前沿”一詞體現了最大值的概念。在運用SFA 模型的過程中，前沿生產函數一般采用C － D 生產函數或者超越對數生產函數。考慮到技術進步的因素及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形式靈活、限制少的特點，我們將采用時變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作為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測算技術效率。